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第三部分

权利运动

力量分布是如此不均衡，以至于对我们而言，选择抗争显得极其愚蠢。但是，

如果把对手的斗争手段和我们自己的都纳入考虑，就会发现显得荒唐的不是我们

的抗争意图，而是我们抗争的对象还依然存在。他们有百万钱财和百万顺服的士

兵；我们虽然只有一样东西，但它却是世界上最强大之物——真理。

——列夫·托尔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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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第八章

美国南方：民权运动

“无形力量”

1936 年 3 月，非裔美国牧师霍华德·瑟曼博士（Dr. Howard Thurman）在

印度拜访甘地，向他讨教关于非暴力行动及其对结束美国的种族不公的作用的问

题。这位印度领袖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运动被美国黑人的主要期刊和

报纸详细报道，而像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和杜波依斯（W.E.B Dubois）

这样的黑人政治和知识领袖也把印度的运动看作非裔美国人的光辉榜样。因此，

瑟曼博士的访问大概也是一次朝圣之旅。

当被这位黑人牧师问及他是否把“非暴力”看作“一种直接行动的方式”时，

甘地强调：

“它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有活力的力量。

”他还把它的力量和圣保罗（St.

Paul）的爱的理念相提并论——这表明是什么使甘地在许多经常从宗教信仰中寻

求力量以忍受附庸地位的美国黑人心目中备受推崇。

“甘地的力量体现了那个下

层拿撒勒人（译注：指耶稣）的生命与教导：我们战胜敌人所凭借的不是力量和

强权，更多地是某种精神品质，

”黑人记者戈登·汉考克（Gorden Hancock）1932

年在《诺福克期刊及指南》

（The Norfolk Journal and Guide）中写道。1

不过一些黑人观察家对甘地的事业的实际经验同样印象深刻。在印度

1921-1922 年的不合作运动之时，

《芝加哥卫士》

（The Chicago Defender）的一

名记者就预见了反对种族隔离的公共交通抵制：

“我们相信当我们选择步行而不

是留在车上忍受对我们的妻子和孩子的侮辱和伤害时，空荡荡的车厢终会使南方

城市的轻轨电车巨头们焦头烂额。

”2

和瑟曼的会谈一年之后，甘地又接见了另两位杰出的非裔美国人，钱宁·托

拜西博士（Dr. Channing Tobias）和本杰明·梅斯博士（Dr. Benjamin Mays）

，

并告诉他们非暴力行动“不能只用来说教，它还必须被实践”——而且不能仅通

过个人，好像它不过是个人的道德选择一样。

“它可以被大规模地实践。

”3

至于抵制使用暴力，甘地虽然承认希特勒、墨索里尼及斯大林在当时展现了

“暴力的即刻效果”

，但是他援引那位其帝国早就化为灰烬的古代蒙古战将的例

子，信心满满地断言“它将和成吉思汗的屠杀一样转瞬即逝”。甘地确信非暴力

行动最终会使“整个世界”目瞪口呆并称其为奇迹，虽然它仅仅是“无形力量的

无声然而有效的活动。

”4

当甘地谈论这些时，在美国可见并且还将明目张胆地存在另外三十年的，不

是一桩奇迹而是一个丑陋的怪物：对整个种族的权利的系统甚至暴力的剥夺。然

而，甘地所说的那种力量会改变这一切——大规模地改变。

“非暴力抗争”来到南方

有想法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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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1959 年秋天，一位名叫戴安娜·纳什（Diane Nash）的非裔美国妇女从芝

加哥南区来到田纳西州的首府，到菲斯克大学这所以黑人为主的学府报到。她来

到大学是为了“征服世界”

，但在纳什维尔市她发现的却是一个把她挡在一堵无

形的墙壁后面的社会。她每次鼓足勇气进城，都会遭遇白人视她为下等人这样的

暗示。第一次遭遇发生在她去田纳西州展销会（Tennessee State Fair）赴约时，

她发现自己不得不使用隔离开来的“有色”卫生间——这是她在北方不可能遇到

的东西。当她去商业区购物时，她不能坐在餐馆吃午餐，即使是在伍尔沃斯

（Woolworth’s）这样的商店里也不行——她被告知“此处不为黑鬼服务”

。如

果她想吃三明治，她就必须带出来在路边解决，和她注意到的其他黑人的做法一

样。

“这很丢脸。我开始讨厌种族隔离。

”5

纳什问菲克斯大学的其他学生他们是否知道有反对种族隔离的人或者什么

活动。他们回答说：

“冷静点。你不可能改变任何东西。你只能给自己招惹麻烦。

你为什么不在平时就好好上课，而周末只参加聚会就罢了呢？”最后她又询问菲

克斯大学的白人学生保罗·拉普莱德（Paul LaPrad）

。他说他知道一位正在寻找

学生参加非暴力行动讲习班的牧师。纳什决定一试。6

讲习班每周二晚上在一个小小的卫理公会教堂举办。大多数参加者是这个地

区的黑人大学学生，不过也有一些白人学生参与。他们学习了莫罕达斯·甘地和

“非暴力抗争”——并了解到：行动起来终结压迫的人们所遭受的苦难表现出一

种真理的力量，可以改变他们的压迫者的心思与意念。在行动角色演习中，他们

操练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功夫，并且学习如何在遇到攻击时保护身体。虽然这个

小圈子之外的人没有给予多少关注，这群学生却准备对被称作“吉姆·克劳”

（Jim

Crow）的美国南方种族等级制度发起正面攻击。

卫理公会牧师、范德比尔特神学院研究生詹姆斯·劳森（James Lawson）是

他们的老师。这位戴着眼镜的处事周全的年轻非裔美国人 1958 年来到纳什维尔

时已经 30 岁了，不过他对暴力的反感和面对种族主义时的自尊却要追溯到他在

俄亥俄州度过的少年时代，在那里有一位慈祥的母亲和一位随身佩枪的牧师父亲

养育他。在他的成长中，这些推动因素形成了他的世界观的不同方面，这种世界

观把“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的基督教戒律和对种族压迫的

激烈批判结合了起来。由于痴迷于从黑人报纸上如饥似渴地了解到的甘地在印度

的行动，劳森形成中的非暴力斗争观得到了加强。7

劳森最初认真研究甘地的理念是在位于俄亥俄州的卫理公会学校鲍德温-华

莱士学院。在对该校的一次访问中，和解协会（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

——一个致力于和平和正义的跨宗教组织——的马斯特（A. J. Muste）和劳森

建立了友谊，并引导他了解甘地的作品和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丹麦人对德国

人的抵抗在内的非暴力行动史。马斯特还推动劳森与像贝亚德·拉斯廷（Bayard Rustin）和詹姆斯·法默（James Farmer）这样正在实践甘地的方法的其他黑人

领袖建立联系。劳森订阅和解协会的杂志，同时也了解到 1936 年会见过甘地的

牧师霍华德·瑟曼的事迹。

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劳森就尝试过了他后来将传授给纳什维尔学生的直接行

动技巧。还在高中时，他曾和一位朋友要求在一家黑人顾客只能外带的汉堡店内

就餐。大学期间，当他前去参加中西部青年会议时，他继续展开这些反对歧视的

个人行动。在他最为大胆的反抗行动中，对象是战争而不是种族主义。当美国军

队在朝鲜作战时——劳森认为这场战争是错误的——他干脆拒绝和管理自己的

征兵委员会合作，而不是申请神职人员缓征或者良知拒绝者身份。那次拒绝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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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使他被判在联邦监狱服刑一年多。

结束鲍德温-华莱士学院的学业以后，劳森去了印度，在那格浦尔市的一所

学院里担任传教士。虽然他的工作是去教书，但劳森到印度却是为了学习。在那

里的三年中，他对甘地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并和圣雄的一些门徒接触——结果

是，和许多对这位印度领袖了解非常少的其他非裔美国人一样，他开始相信甘地

的学说和活动体现了基督的精神。对劳森来说，甘地主义者和基督徒几乎成了同

一样东西。8

1955 年 12 月，当时还在印度的劳森不经意地从《那格浦尔时报》

（Nagpur

Times）上了解到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黑人正在抵制该市实行种族隔离的公

共汽车——他这时第一次听说马德·路德·金，一位与他几乎同龄的牧师。在去

印度之前，劳森已经考虑过把甘地的理念应用到南方反对隔离的斗争中的问题。

现在，蒙哥马利事件之后，普通黑人好像为加入这样一种运动做好了准备。像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印度一样，南方进行一场非暴力解放斗争的时机看来成熟了。

9

1956 年劳森返回美国，到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他的目标

是获得神学博士学位，效力种族平等尚在其次。然而，马丁·路德·金 1957 年

2 月的奥伯林之行使劳森脱离了他的首要目标。作为当时一名公认的领袖，金去

奥伯林发表演讲，并且还留出时间与全体教师和学生进行小规模的午宴。劳森到

场时发现金和自己坐同一桌，于是就坐到了他正对面。他告诉金自己的牢狱之灾、

在印度的岁月以及与一些为金出谋划策的活动人士的交往，还有自己毕业后去南

方的强烈愿望。金请他不要再等了：民权运动即刻需要劳森——没有其他黑人领

袖真正理解非暴力运动之所需。劳森经不住这份请求，答应前往南方。10

劳森一直保持着与和解协会的联系，因此很快便听到他们正准备在南方设置

一个外勤秘书职位。这份工作很合适，他最终决定安身纳什维尔，他可以在那里

的范德比尔特神学院学习（这里刚开始招收黑人研究生）

。1958 年年初，劳森从

自己俄亥俄州的家乡马希隆乘巴士出发，踏上对美国种族主义这个挥之不去的庞

然大物的非暴力围攻之路。

“大规模的抵制”

当詹姆斯·劳森来到纳什维尔时，南方民权运动已经没有动力了。种族隔离

和对黑人完全公民权的剥夺——世纪之交时成型的南方生活的特征——正受到

全方位的攻击。但是其总体结构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时依然完好无损，而民权工

作者在与种族主义法律和习惯斗争的最好方式上意见不一。非暴力行动将在运动

中发挥何种作用也不明确。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数十年来一直都是卓越的民权组织。它由以内战后方才通过的

宪法第十四和十五修正案为导向的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领导。这两个修正案扩大

了法律平等保护和选举权的范围，但在南方却一直被弃之不理。通过游说和诉讼，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正在努力推动联邦政府来兑现这些承诺——一种已经有所

斩获的策略。亨利·杜鲁门总统已经废止了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全国有色人种协

进会能干的律师们也赢得了认为公共教育中的种族隔离违反宪法修正案的最高

法院裁定（在 1954 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

。一时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的目标，即引发一场联邦政府对种族隔离的广泛打击，似乎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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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然而“布朗案”引发了南方白人以“大型抵制”的形式进行反击，并且，尽

管为种族隔离辩护的努力常常以保护“州权”免遭联邦权力侵蚀的花言巧语为幌

子，但它的主要攻击对象却是维护他们的个人权利的黑人。签署申诉状对学校种

族隔离在联邦法院发起诉讼的黑人父母，受到失去工作或者人身攻击的威胁。州

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旨在骚扰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措施；在阿拉巴马州，协进

会 1957 年被关闭。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协会在南方失去了数百个地方分支和

大约 50,000 名成员。

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律师继续在法庭上进行反对“隔离但平等”的教育

的斗争同时，南方城市的普通黑人发动了反对公共交通车辆上的种族隔离的经济

战。黑人乘客只能坐在城市公共汽车后排指定的位子上；位子满座时，即使派给

白人的前排位子一片片的空着，他们也必须站着。对黑人乘客而言，这种做法是

对他们的羞辱，然而它也是个脆弱的攻击对象，因为公交线路得依靠他们支付的

票价来维持。三个城市——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和

佛罗里达州的塔拉哈西——的黑人社会全都起来抵制公共汽车。来自黑人牧师群

体的领袖在他们的教堂传达指示，在群众集会上鼓舞士气，筹集资金，并且还组

建共乘汽车服务以方便抵制者上下班。在每个城市，这种抵制都一直持续到协议

达成以后方告结束。

尽管不是公共汽车抵制的头阵，蒙哥马利的抵制却是最重要的。抵制开始时

马丁·路德·金只有 26 岁，才在那里住了两年。抵制并不是他的主意，他也没

有在发动抵制中起作用——关键的发动者是蒙哥马利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秘

书罗萨·帕克斯（Rosa Parks）、劳工组织者 E.D.尼克松（E.D Nixon）和阿拉

巴马州学院的教师乔·安·罗宾逊（Jo Ann Robinson）

。尼克松和罗宾逊在帕克

斯由于在一辆公共汽车的白人区就坐而被捕后着手策划抵制，他们通过传单和其

它联系方式争取人们支持。但他们认识到牧师最能集结黑人民众。因为他的能力

显而易见，也因为年长、有名头的牧师怯于负责，金担起了领导职责。

没过多久，这位年轻的传教士就展现了后来使他在运动中成为杰出人物的才

华。金有在面对死亡威胁和住宅爆炸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一切的勇气，而且他还是

一个能干的组织者，以及一位能使他的听众充满为一项正当的事业而不只是公共

汽车上的一个座位而战的意识的鼓舞人心的演讲者。他长相英俊，表达能力强，

有教养，还是个基督徒——所有特征都使他成为在早期的电视上向美国白人传达

黑人抗议的意义的理想人选。当抵制延续至 1956 年且没有停止的迹象时，来自

全国和世界各地的记者云集蒙哥马利，并让它的领袖成了一位著名人物。11

金的另一位访客是 1956 年 2 月从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而来的

中年黑人贝亚德·拉斯廷（Bayard Rustin）

，他是个放荡不羁、充满乐趣的前共

产党员。作为一名为劳工和公民权利团体效力多年的经验丰富的组织者，他经受

了打击和牢狱之灾——而且他也是一名非暴力行动的坚定信徒。由于这个原因，

当他听到关于抵制的消息时就冲到蒙哥马利，向马德·路德·金及其同事介绍如

何发动和运作非暴力运动。当他听说自己的激进色彩可能威胁到抵制活动的声誉

时，拉斯廷在和解协会的格伦·斯迈利（Glenn Smiley）到来并继续进行他起头

的工作以后，就离开了蒙哥马利。

像被吸引到非暴力方式下的其他美国人一样，金在基督教教义中找到了摈弃

暴力的有力的宗教谕令，不过他还研习为非暴力行动提供了实用主义的而不是道

德上的论证的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著作。大多数

非裔美国人并不希望通过使用暴力来赢得平等——如果他们试图那样，招致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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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能是来自南部地方当局的严厉镇压，而有利于他们的联邦政府干预也就无望了。

除了提供有益的建议和培训之外，拉斯廷和斯迈利所做的就是打开关于冲突及暴

力之外的选择的广阔思想世界的大门，这扇门在詹姆斯·劳森的鲍德温-华莱士

岁月里也向他敞开。由于这些以及他自己的抵制经历，金对暴力的尚不成熟的厌

恶，转变成了对非暴力行动作为他很快会主导的民权运动的指导原则的明确恪

守。12

尽管蒙哥马利的抵制很有新闻效果，但与巴吞鲁日和塔拉哈西的一样，它并

未取得明显的胜利。全部这三个城市的抵制并不是为了结束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

离，而只是为了调整它以使黑人在前部有空座时不必再站着而发动的。巴吞鲁日

的市府官员通过同意黑人乘客在公交上由后而前入座，而白人乘客则反之的“先

到先得”规则，一周之内就成功结束了抵制。蒙哥马利的抵制者本来早就会接受

类似的待遇，但那里的白人官员顽抗了一年多，而运动也就持续了下来。最后结

束这场抵制的，是一场以最高法院推翻授权在城市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的法

令为结局的诉讼。塔拉哈西的行动迫使地方公共汽车线路暂停了所有服务，不过

抵制在最高法院的裁定之后同样也就结束了。

尽管公共汽车抵制证明非暴力行动是一种指望得上的力量，但它们未能引发

一场横贯南方的更广泛的运动。许多南方城市提早取消它们的公共汽车上的种族

隔离，以避免抵制和法律挑战，而在包括亚特兰大、孟菲斯和新奥尔良在内的负

隅顽抗的城市，小规模的抗议引起了提请撤销废止种族隔离的法庭命令的诉讼。

此外，在黑人只占人口中一小部分且没有多大集体购买力的城市，或者在反对不

怎么依赖于黑人消费的企业时，抵制进行的并不顺利。而由于抵制需要尽可能普

遍的参与才能起作用，所以它们不适于没有强大的全社区范围的组织的地方。必

须找到一种新的制裁方式，一场如火如荼的非暴力运动才能在南方展开。13

为了在南方团结地方领袖和联合起黑人社会，1957 年马丁·路德·金和其

他年轻黑人牧师们组建了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有金掌舵，又有像贝亚德·拉斯廷这样来自北方的战略家出谋划

策，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宣布它将发动一场争取公民权利的非暴力运动。由于对

动员人们参加一场大胆的行动颇为犹豫，它最初将注意力集中在促进选民登记

上，也取得了有限的成绩。与此同时，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领袖仍旧孜孜不倦

于法律行动，但是它的许多南部成员对这个看起来属于精英和渐进主义者的战略

并不感冒。

民权运动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虽然说不上汹涌澎湃，却也远非没有进展。南

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牧师正在诸如亚特兰大、伯明翰和纳什维尔这样的城市建立

组织，而来自北方的活动人士也在帮助提供非暴力培训和介绍新的直接行动策

略：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商场午餐柜台静坐抗议（sit-ins）

。这些活动在诸如迈阿

密、堪萨斯城、圣路易斯、路易斯维尔及俄克拉荷马城这样的许多南方边缘地带

的城市进行。走遍这个地区并发动这些行动的人之一，就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年轻

牧师詹姆斯·劳森。

纳什维尔的静坐抗议

南方的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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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当詹姆斯·劳森 1957 决定去南方时，他最初倾向于这个地区发展最快的大

都市亚特兰大。但格伦·斯迈利劝他代之以纳什维尔。田纳西州中部这个规模较

小、也较少变化的城市，有着一个不同寻常地进取并且对这个俄亥俄人的观点持

开放态度的黑人精英群体。中心人物是凯利·米勒·史密斯（Kelly Miller Smith）

，

一位有才干的年轻浸礼会牧师，同时也是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及其地方分支纳什

维尔基督教领袖会议（Nashville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的创始

人之一。入读该市四所卓越的黑人院校——依次是声名卓著的菲斯克大学和玛雅

医学院，及知名度较小的田纳西农工院和美国浸礼会神学院——的数千名学生，

是纳什维尔潜在的活动人士的大储备库。

与佐治亚、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这样的南方腹地州相比，纳什维尔的种族氛

围对黑人的威胁也较小。城市的白人强势利益群体喜欢以文明和远见自许，而该

城也自称南方的雅典。黑人也没有被拒之地方政治体制的大门之外：人头税（poll tax）这个黑人在南方参加投票的传统障碍在城市的选举中被数次暂停征收，并

且有黑人候选人甚至赢得了纳什维尔市议会的席位。市长本·韦斯特（Ben West）

在种族问题上是个温和派，城市主流报纸之一《纳什维尔田纳西人》（ The Nashville Tennessean）也对种族问题持开明态度——它曾努力推动取消人头

税，并不吝版面，慷慨地报道民权运动。

然而，从其总体风气而言，纳什维尔不可能比最公然地坚持己见的南方城市

较少种族隔离。黑人不能在大多数餐馆里就餐。他们必须从后街小巷的隔离入口

进入电影院，然后又不得不坐在楼厅上。他们被排斥在公共泳池和高尔夫球场之

外，在火车站也只能使用隔离开的候车室。银行、商场及餐馆的黑人雇员从事的

是看门、洗刷碗碟或者其他接触不到顾客的工作。

当一个联邦法院 1957 年命令该市取消学校的种族隔离之时，市府官员设计

出了一个被其它南方城市广为效法的计划——它采取的变革乏善可陈却仍能和

法院判决的字面意义相合。从一年级开始，每年取消一个年级的隔离。由于匿名

电话威胁（

“我们会打死你的小女儿并把她倒挂起来”

）以及投掷石块和挥舞棍棒

的群众，大多数黑人父母第一年没有让他们的孩子参与这个计划：只有 19 名黑

人一年级学生（全市总共有 1,400 名）入读原来的白人学校。这大概就是多数南

方白人能够接受的种族关系进步的程度。

詹姆斯·劳森到达时，纳什维尔有个事实上的种姓体制，它决定着不同种族

的人可以在何处居住、饮食和玩耍，可以从事何种工作，以及当他们在街道上或

者商店里遇到他人时该如何行事。不过城里有急切地想要对此进行挑战的黑人领

袖，而白人领袖对维护它却并不热心。种族歧视（Jim Crow）在纳什维尔依旧岿

然不动，但吉姆·劳森（Jim Lawson）正准备把它彻底铲除。

非暴力学府

搬到田纳西后，劳森为和解协会的事务遍访南方各个城市，提供与种族隔离

斗争的非暴力方法方面的培训和建议，他还在纳什维尔举办关于非暴力行动的讲

习班。1959 年劳森断定在这个城市策划一场民权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

让凯利·史密斯和其他黑人牧师通过他们的教堂发布出需要学生参与进来的消

息。14

产生的响应可远没那么热烈。当地的黑人大学对民权斗争没有表现出多少热

情；学生们也生活在随大溜和循规蹈矩的压力之下，因为受过教育的年轻黑人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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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将会得到前几代人可能完全无法想象的工作机会。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身上的压

力可能是最大的。反抗种族隔离可能会使他们的父母为把他们送入大学而做的所

有牺牲都白费掉。15

1959 年 秋 天 参 加 劳 森 在 克 拉 克 纪 念 卫 理 公 会 教 堂 （ Clark Memorial Methodist Church）举行的讲习班的，是那些无法适应现状的学生。他们中的一

些是厌恶肮脏的南方体制的北方人，比如戴安·纳什。其他人则是由于这个或那

个原因，选择不会再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保持沉默的年轻南方人。马里恩·巴利

（Marion Barry）是菲斯克大学的研究生，他曾经因为公开谴责一位校董的种族

歧视立场而被差点儿赶出位于孟菲斯的勒莫因学院。讲习班最坚定的两位参加者

来自这个城市最破落、声望最小的学校，即美国浸礼会神学院。伯纳德·拉斐特

（Bernard Lafayette）出生在南方，接着就随家人迁到了北方，然后就来到纳

什维尔。他在另一位美国浸礼会神学院学生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他

前一年就已经开始参加讲习班，是一位来自阿拉巴马州棉乡佃农家庭的腼腆年轻

人——的鼓励下参加了讲习班。讲习班里也有几名像保罗·拉普莱德（Paul LaPrad）这样的有理想的白人学生。

劳森给学生们讲授非暴力行动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关于废奴运动、20 世

纪 40 年代种族平等大会（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组织的芝加哥静坐抗

议、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制以及甘地在南非和印度领导的运动。甘地和基督是最

重要的两个参照人物。劳森希望学生们领会“非暴力抵抗”——他称之为“灵魂

的力量”——在和不公的斗争中如何起作用：受压迫者并不是打败压迫者，而是

通过向他们展示其行为造成的痛苦来唤醒他们的普遍人性意识。对劳森来说，非

暴力行动不只是一种社会行动的技巧；它还是开发更重要的力量之源的一种方

法。16

他镇定、冷静的风格让他的年轻追随者们感到意外——他给自己的定位是教

师而非领袖。包括刘易斯和纳什在内的一些人很快就被争取了过来。其他人则很

难接受劳森正在给他们讲述的东西。他们会说：

“你应该站起来，接受打击并进

行反击。”通过解释他的方法如何合符于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宗教信仰，劳森解

决了一些他们的疑虑。其他人之所以继续参与，不过是由于劳森正打算有所动作。

戴安·纳什回忆道：

“我认为非暴力不会起作用，但因为一个原因我继续参与讲

习班„„它是城里的唯一消遣。

”17

劳森自始就瞄准了一场结束市中心纳什维尔购物区的种族隔离的运动。和劳

森本人一样，大多数学生都来自这个城市之外，所以他们必须找到一个能让他们

融入纳什维尔的黑人社会的契机——否则就会为种族隔离主义者孤立他们，并把

他们污蔑为外来的捣乱者大开方便之门。一些来自史密斯牧师的教会的妇女参加

了一次讨论会，诉苦说商业区商场里只为白人服务的便餐店最让她们恼火。在大

型商场扩散至城郊、快餐店兴旺起来的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这些中心区的大商

场及其便餐店是大多数城市的典型特征。在南方，教会中的黑人女性信徒可以花

数小时在这些商场里购物，但她们却不能在便餐店里歇歇脚或使用商场的卫生

间。当有坐立不安又饿着肚子的孩子和她们在一起时，情况甚至要更糟糕。如果

学生们决定在便餐店的问题上做点文章，他们确信这些妇女会成为支持者。18

随着秋去冬来，劳森超出理论之外，开始训练学生为即将到来的形势做准备。

约翰·刘易斯说他们“进行小规模的排演，轮流扮演示威者及其对手。我们中一

些人坐在一排折叠椅上进行静坐示威，与此同时，其他人扮演服务员或者愤怒的

旁观者，称我们黑鬼，当面诅咒我们，并把我们推挤倒在地上。吉姆·劳森会一

~ 8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直在场，穿插在行动中间，有时威胁，有时鼓励，时而指导，时而劝诱。

”他们

学习如何在遭遇攻击时保护自己：怎么蜷起来才能保护要害部位，如何对抗议者

同伴进行援助，以使笞打分散到几个人身上而不是集中于一个受害者。劳森让他

们任何时候都和攻击者保持眼光接触——经验显示这会抑制攻击者的怒火。并且

他们也学会了如何避免被激怒以致进行反击。19

劳森讲习班中的学生们正在训练的非暴力直接行动，尚未成为民权运动的主

要部分。它是一种远比公共汽车抵制更具对抗性的方式：在只对白人开放的便餐

店落座并要求用餐，会直接违反南方的法律和社会秩序；这些人冒的可是受伤和

入狱的风险。这也就是劳森为什么要强调“严明的纪律、训练、策略、计划、动

员以及完成进行一场运动所需要的其它事情的必要性。这些都不可能自发地实

现。它必须被系统地完成。

”只要做不到这些，运动便会被反对力量破坏。20

为了熟悉便餐店和商场职员，他们连着两个星期六进行了摸底活动。每次都

是一组来自讲习班的衣着整齐的黑人和白人学生走进商场，先买些东西，然后在

便餐店就坐，等着被招呼。当他们一如所料被拒绝提供服务时，他们礼貌地要求

和商店经理谈话，听取关于商场的政策的解释。然后他们就离开，回到教堂和劳

森讨论发生过的一切。

1960 年 2 月开始静坐抗议的决定在学生们离开学校回家过圣诞节之前，就

已经做出了。当 1 月份回到纳什维尔时，他们发现关于他们的计划的消息正在当

地黑人院校流传，来参加讲习班的人也更多了。因此他们改为每周在克拉克教堂

聚会两次；他们那时称自己为纳什维尔学生运动（Nashville Student Movement）

。

最专注的学生们组成了中心委员会，委员会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作决定并轮流担

任领导职位，以免过分依赖任何个人。他们由于讲习班的热烈氛围和劳森灌注的

他们正在创造历史的信念而密切联系，已经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的群体。他们即将

从美国浸礼会神学院学生伯纳德·拉斐特后来所称的“媲美西点军校的非暴力学

府”毕业。22

2 月 3 日约翰·刘易斯在宿舍里拿起一份《田纳西人》

（Tennessean），了解

到来自北卡罗来纳农工学院的四名大一学生两天前在格林斯博罗一家沃尔沃斯

（Woolworth）的便餐店就坐，即使在被谢绝提供服务以后也拒绝起身。劳森的

朋友道格拉斯·莫尔（Douglas Moore）--他是北卡罗来纳的一位牧师--在同一

天打电话告诉他那里的静坐抗议每天都在增加，然后请劳森帮助在整个南方的牧

师活动人士中间传播这个消息——并在纳什维尔尽快行动以保持前进的势头。

那天夜里数百名学生涌入菲斯克大学的一个礼堂，劳森在那里宣布静坐抗议

将于 2 月 13 日在纳什维尔的商场开始，有意者自愿参加。第二周，当静坐抗议

遍及北卡罗来纳并蔓延到邻州时，劳森和讲习班的资深学员每天聚会，给新人们

讲授他们必须做的事情。刘易斯后来回想说：“是的，我们正在加快步伐，但是

我们依然决定这样踏踏实实地来。我们不想在这几百名热切、情绪激动的大学生

为克制的方式做好准备以前，就让他们放手去干。

”训练者不厌其烦的对新人们

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反击。他们在便餐店里必须穿戴整洁、交谈轻声并数小

时地耐心等待，而且他们还得做好入狱的准备。23

从前一年秋天起即固定参加劳森讲习班的成员，现在成了一个更大的团体的

核心。随着最终计划的确定，他们还得为有人不会保持非暴力的情况做好应对准

备。还有些人因为存在的风险而犹豫不决：不想失去奖学金的运动员，明白逮捕

记录会断送职业前程的医学学生，或者一些只是害怕被打或被投入监狱的人。只

有那些清楚自己能控制住反击的冲动并准备好承担这项事业的人，才能参与在便

~ 9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餐店的活动。

不过还有很多工作等着其他人去做。实际进行静坐抗议的学生之后会有一个

整体的后勤系统。司机要把参与者从校园送到第一浸礼会教堂（ the First Baptist Church），那里是集结区和控制中心。教堂里的人要掌握每个人的行踪

和中心区的进展，巡查员和通讯员在中心区街头穿梭，把情况汇报到教堂并把指

示传达给店里的抗议者。此外，还有人受命应对媒体。25

纳什维尔的学生即将站出来，要求他们被作为平等的公民来对待——就像

55 年前圣彼得堡的工人们在他们去冬宫的游行中所做过的那样。纳什维尔的学

生和圣彼得堡的工人都是从他们的宗教信仰中获得激励，两者也各自被一位不俗

的牧师领导，并且双双摈弃以使用暴力作为赢得社会正义的手段。但相似之处仅

止于此。俄国工人在一种狂热的兴奋中做准备，相信沙皇会听取他们的请求并做

出根本性的变革——而对自己即将面临的情况却毫无概念。纳什维尔的学生毫无

疑问也感到兴奋，但他们抑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并且冷静、井井有序地开展他们

的活动。他们已经接受过关于非暴力行动的详细教育，而且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胸

有成竹。

这个对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格奥尔基·沙邦（Geogii Capon）和詹姆斯·劳

森之间的差异。沙邦容易冲动，他通过激发人们情绪的方式来领导其他人。然而，

劳森却是个十分谨慎和理性的人，他也避免煽动自己的学生。他要求他们去思考

他们正在做的，去评估他们将遭遇什么。此外，劳森还有一项沙邦不具备的优势：

关于非暴力行动数十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如何发挥作用及获得发展的知识——并

且他也全面地应用了这些知识。尽管他和沙邦一样，是个虔诚的教徒，但他却像

一个学者一样来实现非暴力斗争的任务。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就在原定的静坐抗议日期三天以前，在史密斯牧师的第一浸礼会教堂里召开

了一场大型会议。史密斯和纳什维尔基督教领袖会议的其他成员试图使抗议推

迟，直到他们筹集到更多的钱以备有学生被逮捕时用来支付保释金（才筹集了不

到 100 美元）

。但是劳森的队伍不愿再等了，特别是在目前格林斯博罗和其它城

市的学生已经行动起来的情况下。不管有什么危险，都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2 月 13 日，星期六，学生们醒过来时发现外边已经降下了半脚厚的新雪。

男生穿着大衣打着领带，女生蹬着高跟鞋，等候送他们到第一浸礼会教堂的车子。

总共一百多人都集合起来以后，他们便分成了 25 人左右的小组，每个小组都有

至少一名学生中心委员会的成员。然后他们两列并行，越过困惑不解的旁观者，

向纳什维尔市中心迈进。经过几个街区以后他们到达了城市的主要购物街第五大

街，然后每组人员各进入一家商场。

刘易斯所在的组进了伍尔沃斯商场。每个人都买了一点小东西，以作为自己

是付过款的顾客的凭证，然后上了二楼，在便餐店入座。那里的女服务生目瞪口

呆。当刘易斯试图点餐时，他被告知那里谢绝为“黑鬼”服务。一群购物者呆头

呆脑地看着他们——有人说那情形就好像他们是从太空侵入这个城市的巨型蚂

蚱。几个白人青年来到楼上，大声辱骂他们，但在未获任何回应后便很快离开了。

即使一位服务生在其他顾客离开后，迫不及待地涂画了一个“闭店”的标示，学

生们还是呆着不走。灯火被熄灭，服务员也都离开了，学生们依然留在那里，借

着自然光阅读和做功课。6 点钟左右，一个通讯员从第一浸礼会教堂过来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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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们该离开了。他们回到教堂时兴高采烈。

“就好像是新年前夜——呐喊，欢呼，

拥抱，大笑，唱歌。

”27

纳什维尔的白人民众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毫无概念。大多数白人由于只在自己

的圈子里打转，没注意到此前一两个星期的大型公众集会和格林斯博罗的静坐抗

议引起的震动。整个中心区所有商场的员工和经理们都很困惑：他们不能为这些

学生服务，因为这会破坏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有时甚至还违反商场的明文政策。

但学生们又不会离开，所以他们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关闭便餐馆，对这些年轻

人置之不理。

那天没有出现暴力行为。但也没有迹象显示说店主们愿意重新考虑，取消便

餐店的种族隔离。他们中的一些人完全相信种族隔离是正当的和合适的，比如约

翰·斯隆（John Sloan）

。那些对种族隔离不以为然的人则顾忌来自斯隆和詹姆

斯·斯塔尔曼（James Stahlman）的压力，后者是来自坚定的种族隔离主义报纸

《纳什维尔旗帜》（The Nashville Banner）的很有权势的编辑。店主们也担心

向黑人开放便餐店会失去来自白人顾客的生意。很明显，一场静坐示威尚不足以

撼动种族隔离。28

接下来的两场静坐示威在随后的周四和周六进行，情形和第一次相仿，但有

了更多的抗议者。有些粗暴的白人对学生群起辱骂，但由于有警察在场也有所节

制。这两次学生们都没有遭遇严重的暴力，但他们还是不能在便餐店就餐。这个

城市的商人显然对抗议还是无计可施。

2 月 27 日，星期六，这是下一场静坐抗议的日子。此前一两天，该市的黑

人领袖听到消息说那天可能会有不同情况发生。与劳森和史密斯相善的开明白人

牧师威尔·坎贝尔（Will Campbell）告诉他们，他听说詹姆斯·斯塔尔曼和其

他支持种族隔离的商人不断向韦斯特市长施压。当学生们周六开始静坐以后，警

察将撤出中心区，放任白人暴徒对付抗议者。然后警察会回来逮捕仍在静坐的学

生。29

纳什维尔的种族隔离主义者终于找到了一个策略——人身威胁。入狱对纳

什、刘易斯和其他许多学生来说，远比遭到殴打更可怕。在成长过程中，他们都

听说过南方监狱里发生在黑人身上的恐怖事情，也听到过有关囚犯家属们遭受耻

辱的故事。不过，劳森从最初就使他们明白，即将发生的一切可能有危险。现在，

危险迫在眉睫。

星期六早晨，当义工们往第一浸礼会教堂聚集时，劳森和中心委员会的成员

们在地下室开会。他们必须设法向种族隔离主义者和市府官员们表明强制策略不

会吓倒他们。警察拖走抗议者后空出来的每一个位子，其他人得去补上。这就要

求有良好的协调和通讯，这样新的示威者才会在需要他们的地方源源不断地现

身。最重要的是，这很耗费人手：领袖们只得寄希望于正在掂量轻重的义工们不

会被流传在校园里的逮捕和即将发生暴力的传闻吓退。

当领袖们回到上面时，他们发现竟有 300 多人到场。现在确保这些抗议者，

特别是没有经验的那些，保持冷静并避免任何会为镇压提供由头的冲突，比以前

任何时候都更紧要。劳森和拉斐特前一个晚上从浸礼会神学院偷偷拿出了一些复

写纸，制作了许多份发给新手的“注意事项”

：

禁止事项：

1、还击以及在受到辱骂时还口；

2、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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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3、和商店的巡视员交谈；

4、在获得负责人允许之前即离开座位；

5、堵塞商场的入口或里面的过道。

遵守事项：

1、无论何时都要体现出友好和礼貌；

2、坐姿端正；一直面朝柜台；

3、向负责人报告所有重要事项；

4、礼貌地指引询问信息的人去找负责人；

5、铭记耶稣基督、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教导。

爱和非暴力才是正道。

愿上帝保佑你们每个人 31

组织者确保任何持有锉刀或小折刀的人都将其上交，此外他们还从这些新的小组

里剔除了几个人；接着他们就向商业区进发。32

还在他们向第五大街行走时，学生们就发觉情况有所不同了。白人青少年像

以前一样高声辱骂他们，但是这次还伴有推搡，而且警察也不阻止他们。学生们

一坐入餐馆，真正的麻烦才算开始。由于警察们没了踪影，白人暴徒走了进来，

开始咒骂学生，把他们从椅子上推开，用拳头猛击他们并用脚踹那些跌倒的学生。

刘易斯看到他们中有人在一个学生的背上蹭灭了一根燃着的雪茄。其他人则往他

们的头上和衬衣上吐唾沫或者泼芥末酱和番茄酱。一家电视台的摄像机拍下了一

群白人男女们攻击保罗·拉普莱德的画面，他当时刚被从自己的凳子上击落，躺

在一家商场的地上。没有学生还手。33

一段时间以后，警察来了，开始逮捕学生而不是攻击他们的人。清早才制订

出的计划那时开始实施。巡查员留意哪里发生了逮捕，然后迅速派遣新的抗议者

小组去填补空出来的位子。那些被拘留的学生一个接一个走出商场，昂首挺胸，

穿过欢呼的人群进入囚车。警察们目瞪口呆：这些衣着光鲜的礼貌的年轻黑人—

—本应该与任何可能使他们入狱的事端保持距离的人——居然正在自求被捕。戴

安·纳什记得警察们面面相觑，好像在说“你看到这些了吗？我们现在该怎么

办？”拖走大约八十名学生以后，警察让经理们关闭商店，这样就不必逮捕更多

人了。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被捕并没有那么痛苦难忘；他们被自己受到的教导所

鼓舞。伯纳德·拉斐特回忆说“我们感受到的那种力量要比他们所有的警察部

队„„以及他们所有的警犬、警棍或者监狱都更有力。

”34

“盛大星期六”--正如劳森和其他人开始这样称呼它的--是个关键时刻。纳

什维尔市的头头脑脑和警察显然希望一个下午的混乱足以结束这场胡闹，之后他

们就可以松口气，回归常态了。当然，白人官员和商业领袖对数月以来劳森的讲

习班所传授的东西和学生做了多么充分的准备一无所知。发现抗议者们不惧殴打

和逮捕，他们都大吃一惊，并且认识到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使暴力升级，扛

住接踵而至的混乱，要么以某种妥协来拉拢学生停止抗议。

韦斯特市长和一些商业领袖选择了温和些的策略。周六被捕学生的保释金被

降到了仅 5 美元——但学生们拒绝交纳。于是那天晚上晚些时候他们在没有交纳

任何保释金的情况下被直接释放了。当几天以后一名法官在审判他们时给每个被

捕过的学生处以 50 美元的罚款时，他们再一次拒绝交纳并因此被判处在感化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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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30 天的惩罚。不过，两天以后韦斯特就下令放了他们。从全国各地飞驰而来的

抗议电报——来自诸如歌手哈利·贝拉方特（Harry Belafonte）和前第一夫人

埃莉诺·罗斯福这样的名人——促使他认识到学生们在监狱里要比在纳什维尔中

心区给城市带来的损害更大。35

市长随后使出了他的绝招。他宣布将任命一个包括菲克斯大学和田纳西农工

学院两所大学的校长在内的黑白族际委员会，来调查便餐店里的种族隔离问题并

提出建议。他还要求学生们声明在委员会公布它的报告之前暂停进一步的静坐抗

议活动。学生们接受了韦斯特的提议，尽管他们相当明白这不过是个拖延战术。

在委员会商讨期间，他们暂停从 3 月 5 日开始的接连三个周六的静坐抗议。不过

在他们听说委员会将建议把餐馆分隔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只为白人服务，另一

部分黑白共用——之后，第二个周六就回到了便餐店。

与此同时，极端种族隔离主义者詹姆斯·斯塔尔曼正在另一个方向上发动攻

势。与韦斯特和一些店主们不同，他把种族隔离当做南方生活的基石来痴迷，对

通过削弱它来恢复商业区的安宁则不感兴趣。这位极端保守的编辑对他所面对的

对手的类型也不怎么了解——这通过他把自己及其全体职员武装起来以防备青

年学生的暴力攻击表现了出来。斯塔尔曼确信，结束静坐抗议的方法系于劳森这

个激起事端的“外部煽动者”

。斯塔尔曼对范德比尔特神学院颇有影响力，劳森

的果决已经在那里不合时宜地得罪了一些教员。在强大的压力下，大学神学院于

3 月 3 日开除了劳森；两天以后他又被逮捕了。

抵制、爆炸和游行

正当白人领袖们为挫败静坐抗议而想方设法的时候，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改

变。这也是“盛大星期六”的产物。几代人以来，纳什维尔的黑人和白人都和对

其余种族隔离措施一样，接受了便餐店只为白人服务的局面。但在过去十年，南

方体制下的坚冰开始融化：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诉讼、公共汽车抵制以及废除

种族隔离的法庭命令对种族隔离的前景提出挑战。静坐抗议及其招致的殴打和逮

捕，在白人中间激起了更多关于这个旧秩序还能否安然维持的疑问。受过非暴力

策略训练的黑人领袖相信，在纳什维尔展开的这种令人不安却又引人注目的公开

场景，会以改变种族隔离主义者们自身看待和实践种族隔离的方式来销蚀它。

白人的心思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尚不明朗，不过对纳什维尔黑人的冲击却是

巨大的。由于《田纳西人》和当地电视台的报道，全城的人都知道了 2 月 27 日

发生的事情。劳森的学生曾被他们的同龄人认为不切实际，现在则在各自的校园

里被视作英雄。为抗议活动招募新义工现在容易多了。在成年黑人身上产生的效

果也引人注目。“盛大星期六”之后的一周里，第一浸礼会教堂挤满了前来表示

支持的人们。

一个要求纳什维尔的所有黑人都起来抵制中心区商场，直到店主们同意废除

种族隔离为止的号召随后被发出了。自蒙哥马利事件以后，抵制已经成了一个众

所周知的反种族隔离武器。因此牧师们在讲道坛上谈论它，纳什维尔的黑人电台

宣传它，而妇女们——主要的购物者，因此也是抵制的关键参与者——又通过电

话把抵制的消息传遍全城。史密斯和纳什维尔基督教领袖会议举行的公众集会使

大家保持热情。巡查员被布置在中心区的街道上，以告知从商场里出来的每个黑

人不要再在那里购物了。36

抵制对零售业（一个利润依赖于销售量的产业）的冲击是显著的。随着纳什

~ 13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维尔的白人越来越多地搬到郊区，商场更加依赖于黑人顾客的光临。让事情变得

更糟的是，很多依然在中心区购物的白人顾客由于抗议活动而离开。伯纳德·拉

斐特回忆说：

“就好像那里闹鬼了一样”

，有一段时间“你看到的„„只有示威者。

”

37

在第一周的静坐抗议中，店主们对谈判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尽管他们并不

全是忠实的种族主义者。哈维商城（Harvey' department store）的经理格林菲

尔德·皮茨（Greenfield Pitts）恭敬对待学生，并很早就告诉他们他个人并不

反对在便餐店废除种族隔离。他的顾客中将近三分之一是黑人，他们可以在商场

的一部分购物却不能在另一部分就餐，这在他看来是没有道理的。但他不准备违

抗体制。然而，一旦抵制活动开始减少他们的利润，商人们就开始改变腔调。他

们现在认识到这不再只是一场“学生事件”

，而是一场整个纳什维尔黑人的运动。

38

抵制的经济压力接着静坐抗议的轰动效果而来，终于撼动了的现状。店主们

希望解脱出来，但他们不想首先采取行动。在《纳什维尔人》4 月初引用的一项

陈述中，一位店主解释说他们想避免“在将是对我们社区习惯的激进变革的社会

实践上做出决定的为难处境„„让一个小小的店主群体来承担领导这样一个变

革的角色是不现实的。”催化剂必须来自其它什么地方。而当它出现的时候，居

然是来自这个体制的看管人。39

4 月 19 日，那天是星期一，一个剧烈的爆炸声早晨 5 点 30 分左右从远处传

来时，黛安·纳什正在宿舍穿衣服。当她来到 6 点举行的中心委员会会议时，她

和其他学生都已经得知亚历山大·卢比（Z. Alexander Looby）的住宅被炸了。

卢比是最杰出的纳什维尔黑人之一，他是一名律师，同时是市议员。他曾发起以

在纳什维尔的学校取消种族隔离为目标的诉讼，是学生抗议者的早期支持者，并

且还出庭为他们辩护。作为一名自尊、在政治上直言不讳的非裔美国人，他是白

人至上主义者的当然目标。爆炸很强烈——它差不多摧毁了卢比的住宅，并且炸

碎了附近一幢建筑的一百多个窗子——但不知何故它没伤及屋里的人。40

纳什和其他学生们感到震惊，但他们也看到了一个机会。爆炸事件是纳什维

尔的种族主义者对局势的严重恶化，远远超出了便餐店里的拳打脚踢。而且它的

目标不是来自外地的学生，而是黑人上流社会的一位骨干。学生们猜测成年黑人

现在会在对抗该市的既得利益团体上走得更远，许多白人领袖也会被爆炸震惊。

加把劲儿的时间到了：学生们决定当天晚些时候进行一场示威游行。41

他们立即散开来去告诉人们已经发生的事情。伯纳德·拉斐特去了田纳西农

工学院并占用学校的公共广播系统，宣布抗议爆炸的游行将在那天中午从校园出

发。随后他走遍了广播覆盖范围之外的建筑，闯入上课的教室，劝说学生们加入

游行。中午时那里有超过 1,000 人在校园里准备出发。当他们寂然无声地沿着纳

什维尔黑人区的主要干线杰斐逊街（Jefferson Street）列队行进时，来自菲斯

克大学和玛雅医学院的学生以及许多成年人加入了他们。他们到达目的地法院大

楼时，大概有 4,000 人。纳什维尔此前在任何其它事情上可从未经历过这种规模

的民权示威；事实上，其它南方城市也没经历过。42

当示威者站在政府大楼前的广场上唱歌的时候，韦斯特市长正在台阶上与学

生们选出来的代表团谈话。维维安（C.T Vivian）

，一名参加过讲习班和静坐抗

议的充满激情的年轻黑人牧师，严厉指责市长没有旗帜鲜明地反对暴力，并声称

他的警察部门没有维护法律。韦斯特被惹火了，和维维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

向抗议者们讲述了他为黑人做过的全部好事。就在那时，黛安·纳什说话了。她

~ 14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没有攻击韦斯特，而是诉诸他的公正感（这是他乐意想象自己拥有的美德之一）

，

询问市长他是否感到“仅仅因为一个人的种族或肤色而歧视他是错误的”

。韦斯

特后来说，他努力“坦诚地回答问题”

；

“我不认为某些人一边销售商品给黑人一

边却又拒绝为他们服务是合乎道德的。”纳什接着问他是否认为便餐店应该废除

种族隔离。最初他支支吾吾，但纳什不会放过他，她再次询问：

“既然如此，市

长，你可以建议废除便餐店的种族隔离吗？”韦斯特最终说了“可以”

。人群中

爆发出掌声，韦斯特也和抗议者们互相热烈拥抱。43

这一幕一览无遗地发生在市政厅台阶下的每个人面前。《田纳西人》让全城

的人第二天一早便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它的头版标题非常醒目：

“取消便餐店的

种族隔离——市长”

。中心区的商人们现在有了废除种族隔离所需要的政治掩护。

在接下来的三周里，抗议者代表——包括纳什和史密斯——数次会见店主们和市

府官员，悄悄制定出了一个在曾是主要抗议目标的六家便餐店取消种族隔离的计

划。5 月 10 日被确定为这几家餐馆开始向黑人提供服务的日期。学生们胜券在

握，但也明白他们必须保护商人免遭来自深感挫败的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愤怒。因

此他们同意最初只有少数黑人会去要求就餐，而且新的政策在实行一周以后才会

公开。如此一来，到任何逆流来袭之时，取消种族隔离已经成了既定事实。44

詹姆斯·劳森和他的学生们针对的目标是店铺的所有者和更广泛的白人舆

论，前者有权力改变便餐店的做法，后者创造了商场在其中经营的氛围。劳森坚

持认为，通过学生们为事业作出的牺牲并唤醒他相信每个人都具有的潜在的正义

感，白人的心灵将会发生变化。静坐抗议被设计出来以改变种族主义者对黑人所

抱有的肤浅印象：学生们礼貌、衣着整洁并恪守非暴力——除了较深的肤色以外，

这简直就是纳什维尔的白人民众期待于他们自己的子女的情形。他们被威胁和拖

入囚车的情景让人们感到不安；卢比住宅的爆炸令人震惊。4 月 19 日，本·韦

斯特在政府大楼台阶上听取黛安·纳什的意见并同意到了改变的时候，这时，所

有这些因素对白人良知的集中影响似乎突然显明了出来。不管韦斯特的动机是什

么，这都是甘地主义非暴力抗争料想能产生的变革时刻。

但对于实现胜利而言，仅有非暴力行动的模范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说静

坐抗议有助于改变纳什维尔有影响力的白人的话，那也不是仅仅通过诉诸他们的

正直感来实现的。静坐抗议活动对商业来说危害极大，它们给中心区的街道带来

混乱并迫使经理们闭店歇业。此外，忍受殴打和逮捕使学生在得益于他们的牺牲

的那群人——该市的黑人社群——面前显示了自己的勇气和无私。公民不服从可

不只是为了使对手方寸大乱；它也需要去激励潜在的支持者，正如印度的抗议者

20 世纪 30 年代用非暴力抵抗从他们自己的人民中汲取新的能量一样。

此后几年的纳什维尔，有对汉堡店和自助餐厅的静坐抗议、在电影院的站立

抗议（stand-ins）以及在宾馆大厅径直就宿的抗议活动（sleep-ins）

。商场在

抵制之下也改变了雇佣中的种族主义做法。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赤手空拳的抗议

者都遭受了更多的殴打和更多的逮捕。1960 年的静坐抗议并没有一劳永逸地消

除该市的种族主义，但它们却给了黑人学生和活动人士一种势头和一个他们用以

不懈追求平等权利的行动模式。并且，当纳什维尔废除种族隔离的斗争还在进行

的时候，劳森 1960 年培养出的男女们已经开始为南方其它地方的非暴力行动拟

定计划了。

全国性的危机

~ 15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黛安·纳什记得自己在 1960 年春天时感到很脆弱。那时她刚 22 岁，仍然是

个学生，然而却得“面对州长、法官、政客以及商人们”

。电台报道说遍及南方

城镇的其他学生们都在举行静坐抗议，这个消息让她斗志大增。一场大规模的非

暴力运动在南方多数地区现在变成了现实。45

到 4 月底时，78 个城市有静坐抗议，并且学生们都是排头兵。1960 年大约

有 70,000 名学生参加过抗议，入狱的远超过 3,000 名。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

地方机构或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活动人士深深参与这些行动，但学生们不愿意

让这些已有的组织负责此事。4 月时来自全南方的学生领袖们齐聚北卡罗来纳州

的洛里（Raleigh）召开会议，创建了一个他们自己的团体——学生非暴力协调

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劳森和纳什维尔的学

生们从一开始就在其中，马里恩·巴利（后来成了华盛顿特区的市长）当选为主

席。

由于他们的运作，静坐抗议至少在诸如田纳西、北卡罗来纳和德克萨斯这样

的南方外围地区流行起来。通过提出大胆的和高度明确的平等待遇要求，学生活

动人士激发了黑人社区的更广泛抗议。通过制造街头混乱以及间或发动消费者抵

制，他们给商人们施压。而且，通过引发来自狂热的隔离主义者的攻击，他们至

少打破了部分白人的道德自满感。结果到 1961 年年底时，将近 100 个南方城镇

的商号取消了种族隔离。46

然而，在南方腹地并没有多少静坐抗议，而且也没有多少成就。在佐治亚、

阿拉巴马、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大多数白人社区都坚决维护种族隔离，在这

些州也没有多少报纸会像《田纳西人》在纳什维尔所做的那样，提供公允的报道。

报复也趋于严厉和迅速：除了大规模的逮捕之外，3K 党被放任威胁或痛打游行

示威者，并且有数千名参与抗议的学生被开除。在这种险恶的氛围中，成年黑人

没有多少团结起来行动的热情。47

南方腹地的城市在制造地方危机并利用白人社区的分歧的策略面前也没纳

什维尔那么脆弱。事实上，1960 年下半年整个南方的运动势头都在消退。因此

民权活动人士准备尝试一种对此前策略的关键方面进行了修改的新方法：虽然运

动在许多方面仍以地方力量为主继续进行，但活动人士现在决意制造反响遍及全

国的危机。这个策略并不是纳什维尔学生的发明，但他们却是执行它的理想人选。

48

1961 年春天，约翰·刘易斯注意到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简报上一则为叫

做自由乘车（Freedom Ride）的活动招募义工的公告。这个广告由存在已久，其

成员大多数是北方白人的民权团体种族平等大会登载，它计划派出一个种族融合

的活动人士小组乘坐商业巴士游历整个南方，让他们检查最近最高法院要求州际

巴士和站点废除隔离的裁定的遵守情况。5 月 4 日刘易斯和 12 名其他志愿者在

华盛顿分别登上了两辆巴士。他们的计划是乘车经过 7 个南方州并在 5 月 17 日

到达终点新奥尔良。

自由乘车者们（Freedom Riders）在静坐抗议已有进展的北卡罗来纳和弗吉

尼亚没有遇到多少麻烦。但他们在南卡罗来纳的第一站岩山（Rock Hill）有了

不一样的遭遇。刘易斯一走进客运站的白人候车室就被两个白人男人攻击——重

击他的头部，他倒在地上以后又接着踢打；还有两名乘车者也遭到殴打。刘易斯

随后去费城接受采访，其他乘车者则接着进入了佐治亚，并在穿越它之后于 5

月 14 日进入了阿拉巴马，在那里巴士的一个轮胎被割破了，接着又被拖下公路

烧毁。另一辆巴士上的乘车者先后在安妮斯顿（Anniston）的客运站和伯明翰遭

~ 16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受拳脚和棍棒。白人暴徒们显然是在警察的许可下行事的。50

鲜血淋漓的自由乘车者决定缩短乘车路线——他们已经证实最高法院的裁

定没有得到执行——然后从伯明翰乘飞机去了新奥尔良。但是岩山事件让自由乘

车活动受到全国报纸的关注，巴士在安妮斯顿城外燃烧的照片更是上了头条，而

且全国各地的记者突然云集伯明翰这个可能以最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而名满天

下的南方城市。此外，司法部的联邦官员们也开始注意事件。51

阿拉巴马的暴力让肯尼迪政府进退两难。和其他战后总统一样，约翰·肯尼

迪支持民权，但他不愿开罪在国会里主持重要委员会并能阻碍他的立法计划的南

方政客。自罗斯福新政以来，民主党之所以团结一致，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样

一个默契：只要民主党在南方种族问题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南方的民主党人就

在全国的竞选中支持自由主义的北方人。由于布朗案决定和充满冲突的学校废除

种族隔离进程，这种安排已经处于困境。但是通过把全国媒体的注意力聚焦到抗

议者受到的冷酷对待和像伯明翰警长“公牛”尤金·康纳（Eugene “Bull” Connor）

那样的残酷人物身上，自由乘车者迫使白宫在他们的更高理想和南方白人的支持

之间做出选择。52

对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而言，5 月 14 日以后的主要目标仅仅是帮

助受到围攻的乘车者脱离伯明翰并使乘车活动平安结束。因此，他和司法部的其

他官员在设法使乘车者 5 月 15 日夜里安全登上驶往新奥尔良的飞机以后便大感

解脱。事态似乎已经平息下来，这样他们即刻做出反应的压力也就减轻了。但他

们几小时后吃惊地得知一群来自纳什维尔的年轻人正在计划去伯明翰恢复原先

的乘车者未完成的事情——而无论他们说什么都没法劝阻住这群人。

5 月 20 日，20 名来到伯明翰的学生登上了一辆开往蒙哥马利的巴士。由于

罗伯特·肯尼迪的助手约翰·塞根塔勒（John Seigenthaler）

（他进入行政部门

以前是《田纳西人》的编辑）的斡旋，学生们在进入蒙哥马利的管辖范围之前有

州警护送。本来指望该市的警察会接着保护学生，但他们却毫无踪影。迎候汽车

的反而是一群记者和一伙乘车者一下车便大打出手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三名学

生，刘易斯再次在内，在媒体的眼皮底下遭到毒打。塞根塔勒也未幸免，他在试

图救援两名学生时被人用铅管打得不省人事了。

罗伯特·肯尼迪难以容忍他自己的副手被一伙暴徒在地方执法部门的默许之

下用棍棒殴打——不过这些搅在一起的事件必定也激起了他的历史感。他派联邦

执法官进驻蒙哥马利以确保乘车者还在那里时不会有进一步的暴力，联邦官员也

和密西西比当局达成协议，以保证阿拉巴马的攻击不会在那里重演。密西西比州

的官员履行了承诺，现在已被飞往蒙哥马利的更多乘车者壮大了的纳什维尔学生

队伍，平安地乘车进入了杰克逊（Jackson）

。他们在那里遭到逮捕，被控违反州

和地方的法律，并被判处 60 天的监禁。54

自由乘车者在帕奇曼农场（Parchman Farm）

，一个在黑人中间臭名昭著的糟

糕透顶的监狱，度过了他们的大多数刑期。然而，由于媒体的报道，他们不仅为

自己和运动赢得了极大的名声，而且也向国民揭露了种族隔离制度的狰狞面目。

5 月底时，司法部长申请州际商业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下令废除全部州际客运站的种族隔离，委员会在 9 月发出了命令。最高法院的裁

定终于有了威力，到 1961 年年底时，客运站的取消隔离活动甚至在南方腹地都

顺利进行。

黛安·纳什、伯纳德·拉斐特、约翰·刘易斯（后来入选美国国会）以及他

们的其他学生同伴们通过实践詹姆斯·劳森给他们的教导和他们从静坐抗议中学

~ 17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到的东西，改变了美国历史的进程。对那些纵容种族隔离的人来说，他们证实了

实施它对社区的荣誉的损害，并且他们也让所有支持它的人都承担了切实的代

价。在纳什维尔这意味着便餐店里的静坐抗议，尽管他们充分了解自己可能遭到

殴打和监禁。第二年在阿拉巴马，这意味着他们使自己的生命濒临险境。在甘地

在印度反对英国的运动之后的三十年里，非暴力行动的示范价值从来没有如此显

著过。纳什维尔的学生和自由乘车者给国家制造了一场危机，而通过这场危机，

他们实现了对抑制他们权利的体制的尽管不完善但却非常迅速的改变。

=============================

1960 年 4 月 19 日，当那些在纳什维尔游行的人来到政府大楼的台阶下时，

一位叫盖伊·卡罗万（Guy Carawan）的年轻白人开始弹奏他的吉他并献唱。卡

罗万在田纳西山区的劳工和民权组织者培训中心海德兰民间学校（Highlander Folk School）见过詹姆斯·劳森和几个他的学生。他是一位民歌收集者，那天

他决定唱一首约翰·刘易斯和伯纳德·拉斐特在海德兰学过的歌曲：“我们必将

胜利”

。这首歌是从黑人教堂流传出来的，若干年以前成了南卡罗来纳黑人妇女

罢工者的斗争歌曲。那天的人群中没多少人知道这首歌，但歌词很容易记，结果

他们就开始一起唱了。

“我们必将胜利”后来成了全世界普遍使用的抗议之歌。在开普敦、布拉格

和雅加达的和平示威游行中，它都被唱响——这是研究和学习印度民族主义者的

运动的非裔美国人自己如何成为使用非暴力行动争取人权和正义的人民的榜样

的最容易被注意到的例子。但是对于那些从远处观察它的人而言，美国民权运动

带来的可不止是一首歌曲。由于它的时机和地点，美国南方结束种族隔离的斗争

是第一场在现代大众媒体面前展开的民众非暴力运动。媒体的存在为进行非暴力

运动创造了新的战略可能性，特别是使在冲突中不存在利害关系但却有能力决定

结果倾向哪方的第三方参与进来的机会。

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由于技术和商业把电子媒体和通讯手段扩展到了

全球，权利和民主活动人士开始注意他们的运动给华盛顿和其它主要国家的首都

的决策者及其人民的印象。媒体相关的策略也可能是有害的，如果他们抱有外部

干预在冲突中能够代替耐心的国内组织或者良好的战略选择的错误期望的话。不

过，许多运动由于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而士气大振，而且媒体报道也有助于为那些

在前线的人吸引来自远方的物质支持。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人士对 20 世纪最后 30 年的非暴力反抗力量

还有其它贡献。因为他们注意到非暴力制裁曾在先前的历史上成功过，也因为他

们确信这些制裁在反抗压迫中有其内在的优点，他们赋予了非暴力行动一种它此

前从未有过的新的效力光环。大众媒体可不止是宣传了美国南方发生的事情——

他们也普及了非暴力的力量更加强大的印象。

在美国，这种力量改变了社会结构和国家的政治走向。在纳什维尔以及其它

南方社区，静坐抗议使对维持隔离没有浓厚兴趣的白人和那些有意维持它的白人

领袖们分裂了；旧秩序中态度最模糊不清的一派和最顽固的一派就这样分开了。

自由乘车者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继续进行这项事业——通过刺激全国政府反对

它的制度和实践，乘车者破坏了使美国的隔离制度得以保持的利益平衡。民权运

动活动人士在南方腹地取得进展的最快捷的方法是，通过引发将会引起联邦政府

~ 18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干预的危机来把斗争全国化。马丁·路德·金 20 世纪 60 年代初时断言：

“联邦

政府的投入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

。55

又一次，电视在美国人生活中日渐增加的作用使这成为可能：数百万人对街

头的骚乱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觉。这虽然不能确保有即刻的行动，却确实再度引起

了公众关注。自由乘车活动和 1963 年春天的伯明翰游行示威（以及两年后从塞

尔玛到蒙哥马利的游行）

，在地方当局和非暴力抗议者之间制造了让人难忘的冲

突画面，把合法性和公众同情从一个转移给了另一个——并改变了国家的政治领

袖须在其中工作的政治环境。

民权运动遵循一个简单的逻辑：动员黑人支持迫使国家变革的非暴力制裁。

马丁·路德·金 1963 年在林肯纪念馆台阶上关于他的种族平等之梦的宣言，使

美国战后时代最大的非暴力游行示威“华盛顿游行”

（March On Washington）达

到了高潮。那一年晚些时候，在肯尼迪总统遇刺之后，林登·约翰逊这个南方白

人入主白宫，促成了《1964 年民权法案》和《1965 年选举权法案》这两个人类

解放的里程碑——而金博士和他的团队则把它们的精神传播到了全世界。

1936 年，当非裔美国人领袖霍华德·瑟曼在印度拜访甘地时，他随行的妻

子为这位伟大的印度贤者唱了两首黑人灵歌。瑟曼博士接着解释说，数百首灵歌

中的“引人注目的东西”使他想起甘地告知过他们的东西，而且美国黑人需要使

用他的解决办法来提升他们自己人民的地位。甘地回答说：

“好啊！如果它成为

现实，非暴力的纯正要义可能就得由黑人传递给世界了。

”56

~ 19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第九章

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

索菲亚城

1955 年的一个星期三早上，数千名警察和一队军用卡车开进索菲亚城尘土

飞扬的街道。索菲亚城是一个距约翰内斯堡市中心不到七公里（四英里半）的黑

人街区。武装人员大步走进民宅的院子里，高声命令屋里的人出来，收拾东西装

上卡车。然后他们就带着自己的锅碗瓢盆、床垫和旧家具，被载到八英里外一个

新建的镇区麦道兰（Meadowlands）

。短短几年之内，索菲亚城的所有居民都被迁

出，所有房屋都被拆毁。

第一批非洲人搬入索菲亚城是在二十世纪初，当时这里离约翰内斯堡的定居

中心仍有一段距离。这里是南非少数非白人能够拥有不动产的地方之一，因此也

成为非洲黑人、印度人和被称为“有色人种”的混血人种聚居的新兴镇区——法

律禁止这些人居住在白人区。索菲亚城成了一个喧闹多元的社区，也成了作家、

爵士乐手、医生、律师、教士、招摇的帮派分子、工厂工人和家庭帮佣的家园。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这里仍然是丰厚的非洲和亚洲文化的名副其实的发酵

场，但也变得过度拥挤、犯罪猖獗，而且多数人都是穷人——这给政治动荡提供

了丰富的环境，非洲人国民大会等政治反对派团体在这里获得了强烈的支持。

与此同时，约翰内斯堡的白人人口数量猛增，包围了索菲亚城，这块生机勃

勃的飞地由于其令人垂涎的地理位置而遭到了厄运。南非政府听到要求把黑人和

有色人种迁出索菲亚城和其他位于该市北边受欢迎地带的镇区的呼声之后，开始

在西南不那么受欢迎的地带为迁出的居民兴建新镇区。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末，

所 有 由 于 强 制 搬 迁 而 无 家 可 归 的 人 都 被 安 置 在 了 西 南 城 （ Southwestern townships，后来简称为索韦托（Soweto）

）

，老镇区之上建起了新的白人居住的

市郊，名叫翠昂夫（Triomf）

，在南非荷兰语中的意思是“胜利”

。

这个名字极为恰当，因为当时多数南非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认为白

人的现实对黑人和有色人种的梦想的统治将永无止境。索菲亚城迁出之后出生的

反政府活动家爱资哈尔•卡查利亚（Azhar Cachalia）回忆道：

“我们许多人都相

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但他“从不认为我们能赢。

”但卡查利亚等人很快就会

让南非天翻地覆。知识分子和宗教领袖、黑人和白人都会一致谴责种族主义制度

背后的意识形态。矿工和工厂工人会利用经济力量来推动变革。基地设在外国的

游击队员也将发动武装袭击。但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则是普通人在自己的邻里中向

国家提出挑战的行为，及他们在用非暴力抵抗来改变自己的镇区时所接受的追求

国家权力的新策略。1

白人至上主义与黑人抵抗运动

种族隔离重镇

索菲亚城的被拆毁和翠昂夫的兴建，只是南非摇摇晃晃的种族阵痛之路上众

多的里程碑中的两个而已。自从十七世纪荷兰殖民者首次登陆非洲南端，把原住

~ 20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民推到一边并夺取了他们的土地之后，白人统治者的白人至上主义信念从未动摇

过。虽然南非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发展成了现代国家，但居统治地位的少数民

族在种族问题上的态度却没有随之进步。非洲人与有色人种，以及最初作为合同

工来到南非的印度人都被禁止做高薪工作，而且基本被排斥在政治活动之外。20

世纪 20 年代，政府采取了明确的种族隔离政策，但直到 1948 年国民党胜利之后

这一政策才到达顶峰。这项新政策叫做“种族隔离制度”——南非荷兰语称为

apartheid。

种族主义成为南非生活中的组织原则。国家把每个人都划入一个种族分类—

—欧洲人、印度人、有色人种和非洲人——然后注意让这些“种族”尽可能隔离

开来。政府留出了八个（后来增加为十个）所谓的班图家园（Bantu Homeland）

保留地，让各非洲“民族”发展自己的社会，最终实现独立。其余 80%的南非国

土——包括所有主要城市、港口、工业区和最好的农田——则成为只占人口 20%

的欧洲人的家园。

这个社会动物园的主要设计师是亨德里克•瓦沃德（Hendrik Verwoerd）

，他

生于荷兰，在南非长大。在德国上大学之后，他与其他很多南非荷兰人一样，不

假思索地接受了大量种族主义的纳粹核心思想，他认为为了避免南非不同民族之

间的冲突，

“隔离发展”是必要的。随后他担任过教师、报纸编辑、政府的原住

民事务部长——并于 1958 年出任总理。这个高个、刚愎自用的人宣称：

“我们的

信条是在我们的人民和国家中永远保持白人至上主义，哪怕必须动用武力也在所

不惜。

”1966 年他在国会遇刺身亡，但他曾经说过，他从未“怀疑过自己是否有

错”

。2

不过瓦沃德确实是错了。他和他的接班人可能对种族隔离抱有幻想，但把居

于多数的非白人排除在国民经济之外是不可能的。南非的矿业和制造业依赖黑人

劳工，白人商人依赖黑人的消费，白人的住房也是由黑人仆佣照料的。虽然白人

不想跟黑人生活在一起，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没有黑人就活不下去。而贫瘠的

班图家园在没有工业投资和交通设施的情况下，也不可能雇佣或养活成批迁移到

那里的数十万人。黑人受到城市的吸引，因为他们在那里能够找到工作，因为那

里有人需要他们。

因为政府必须找到方法来治理这个多种族的社会。他们的解决方案是一套错

综复杂的控制非欧洲人的来往的制度：非洲人需要地方当局的许可才能居住在城

市里，他们必须随身携带登记这一许可的通行证。此外，非洲人（连同有色人种

和印度人）还不能任意选择居住地点；他们只能住在按种族划分出来的镇区里，

通常离市区有数英里之遥，让白人享有安全的隔离。其他人被迫住在班图家园中，

那里很快就只剩妇女儿童，他们的丈夫和父亲都成了移民工人。

种族隔离制度的约束方式多种多样。国家禁止跨种族的性关系和婚姻。还要

求所有公共设施和交通工具，从教堂到电影院，从出租车到灵车，都必须实施隔

离。非洲学生只能上指定的学校，用一位官员的话来说，这些学校就是为了教他

们“认识到他们不配与欧洲人平等”

，而且政府花在白人学生上的钱比花在非洲

学生身上的多十倍。政治是白人的专属领域，因为有色人种和非洲选民都被剥夺

了参政权。其结果自然是一个白人全权在握的制度。3

为了捍卫白人至上主义，政府制定了一大套法律法规，给予自己统治人民的

绝对权力。警察可以逮捕人们并不经审判无限期单独监禁。举行抗议或参加反对

派组织的非洲人可能失去居住在镇区的许可，即使他们是在那里出生和长大的也

是一样。审查制度非常严格，电台和电视台尤其如此。

~ 21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但这个堡垒般的国家无法自给自足。白人统治的南非与多数现代国家一样，

其财富和力量要依赖于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良好关系。南非的军备是在欧洲、北

美、以色列和台湾制造的。其经济则需要外国的资本、技术、石油和国际出口市

场——尤其是出口矿产的市场。只有重要的贸易伙伴愿意与一个实施种族不平等

制度的国家做生意，南非的经济和白人统治才能兴旺发达。

种族隔离制度还有另一个弱点。只有重要的黑人成员与之合作，白人统治才

能维持下去。对班图家园的控制需要有顺从的黑人领袖。官僚机构和警察机构也

雇佣了许多黑人担任低级职务，他们对镇区的控制也部分依赖于黑人线人。虽然

义务兵和预备役都是白人，但黑人士兵也是常备军中一股重要的少数势力。使南

非白人能够过上舒适的物质生活的矿井、工厂和农场，必须有数以百万计的黑人

永无休止地从事体力劳动才能运转。如果黑人以某些方式或所有方式停止与体制

合作，就能对白人的统治发起挑战——有些人在数十年前就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早期抵抗

二十世纪初，南非的欧洲统治者就遇到过被强制性人口迁移、登记法和糟糕

的生活条件所激怒的非洲人、有色人种和印度人的抵抗。黑人民众发动了请愿运

动和抵制，举行了游行示威，组织了罢工，建立了违章居留地，还参加了“警惕

协会”来表达不满。但最有组织的运动是印度人在莫罕达斯•甘地的领导下发动

的。从 1907 年起，成千上万的印度人通过罢工、焚烧登记卡片和大规模非法跨

界的方式，抗议歧视达七年之久，直到政府废除某些法律为止。反对不公正的种

族主义制度的非暴力行动获胜了，虽然只是暂时的。

接下来几十年里，非洲人、有色人种和印度人中的著名人物建立了全国性组

织——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来代表自己的利益。这些组织和甘地返回印度前的印

度国大党一样，是由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组成的，他们往往与普通人的斗争相脱

节。他们宣称忠于国家，并且使用合法正派的手段来进行抗议——但白人至上主

义的壁垒却越来越长。

极端种族主义的国民党赢得 1948 年的大选之后，用温和的劝说来减轻黑人

身上的重负的希望就销声匿迹了。纳尔逊•曼德拉、沃尔特•西苏鲁（Walter Sisulu）和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所领导的一代年轻激进分子把非国大

带向大众动员，并宣布将以甘地的非暴力抗议为榜样，对新颁布的种族隔离法发

起违抗运动。成千上万人违反宵禁、种族隔离和其他法令并且入狱。但只有少数

地区的运动声势浩大，而且运动也未能赢得白人的支持。1953 年初，激烈暴动

爆发，政府通过高压法律，批准对抗议者处以鞭刑之后，非国大叫停了运动。4

后面几年时间里，非国大停止了违法行动，但仍然呼吁抵制学校和商店，还

卷入了地方的抗议活动，从反对拆除索菲亚城到向租金和公共汽车票价提出挑

战。与此同时，从 1955 年开始，南非各地的妇女都在举行示威、集会和游行，

谴 责 要 求 她 们 随 身 携 带 通 行 证 的 法 律 。 这 些 运 动 幕 后 的 南 非 妇 女 联 盟

（Federation of South African Women）挑战种族主义法规的方式很简单：她

们把白人和黑人妇女领袖召集到一起来策划和实施抗议活动。5

1959 年，非国大中不接受该组织的无种族意识形态和与有同情心的白人建

立联盟的目标的异议人士建立了一个与之相竞争的团体泛非洲人大会（ Pan Africanist Congress）。1960 年初，泛非大会呼吁非洲人不带通行证前往警察

局，让自己被逮捕。3 月 21 日有 5,000 人出现在特兰斯瓦省（Transvaal）工业

~ 22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城市沙佩维尔（Sharpeville）的警察局前，等待被拘捕。警方先是毫无反应，

几个小时之后才终于向人群开枪，杀死大约七十人。沙佩维尔大屠杀在全国激起

了长达数周之久的大规模抗议，包括罢工和暴动。政府强力反击。超过 10,000

人被逮捕，几乎全部是非洲人，泛非大会和非国大也遭到禁止。

非洲人领袖们被迫转入地下，他们开始讨论如何对抗一个用子弹来回应非暴

力抗议的政权。纳尔逊•曼德拉对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来的非暴力战略抱有怀

疑，现在他主张武装行动。在 1961 年六月的非国大工作委员会会议上，他引用

了一句古老的格言：

“空手难挡猛兽的攻击。

”曼德拉获胜了；非国大组建了武装

派别——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

，并且用炸弹来攻击政府建筑、铁路和

电站。但国家也很快开始围捕这些战士；到 1964 年底，曼德拉等非国大领导人

都入狱了。逃脱逮捕的人则逃出该国，成为流亡者。与 20 世纪 50 年代的非暴力

运动相比，武装斗争没能使黑人靠近解放一步。6

“让南非荷兰语见鬼去吧”

波波•西蒙•莫莱费（Popo Simon Molefe）目睹警察把他一家赶上卡车，从

索菲亚城运到索韦托时只有三岁，沙佩维尔大屠杀时他只有七岁。20 世纪 60 年

代他成年时，抗议政府的民众运动似乎已经进入了潜伏期。尽管如此，他这一代

黑人青年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羞辱的教训之后，逐渐产生了行动的动机。

由于莫莱费的父母无力抚养八个孩子，因此莫莱费是由当住家女佣的阿姨抚

养大的。莫莱费在火车站和足球赛中卖苹果，还在约翰内斯堡的高尔夫球场当过

球童。他十岁才开始上学；他有时赤脚走路上学，有时整天挨饿。虽然他天资聪

颖，却直到二十四岁才高中毕业，这对镇区居民来说并不少见。7

莫莱费在上学的路上缓步前进的时候，更多离开班图家园来寻找工作的非洲

人涌入索韦托，但当地没有给他们提供住房和市政服务。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一座普通的四居室住宅要住十七人，还有许多人在所能找到的任何空地上建造窝

棚。多数住房没有自来水。莫莱费去高尔夫球场上班或去阿姨的雇主家看望她时，

他发现了约翰内斯堡的白人区和黑人区之间的差异。白人区有平整的道路，宽敞

的住房，而且家家都有电。莫莱费还发现这里并不欢迎他。一天一个和他一样大

的白人男孩辱骂他，叫他黑鬼，还用巴掌打他。莫莱费还手。“有一个白人妇女

从对面过来。她威胁要因为我对这名白人男孩所做的事而打我，我感到非常生气，

还感到不安和害怕。

”

莫莱费发现法律和警察不但反复无常，还充满侵略性。被称为“黑杰克”

（Black Jack）的警察会在夜间闯进索韦托的住宅，叫醒所有人，要求他们出示

证明自己有居住在镇区的许可的通行证。一次莫莱费站在家门外面，一位警察过

来要求他出示通行证。他解释说通行证在屋里，并表示愿意回屋去拿。警察拒绝

了，用手铐铐住他，拖着他往前走。走了几公里之后莫莱费忽然被释放，只得自

己走回家。他和其他南非黑人都知道，他是否能在特定的时间出现在特定的地点，

要取决于是否得到当局的许可。

20 世纪 70 年代初，莫莱费开始被非洲社会中的新兴力量黑人意识运动

（Black Consciousness）所吸引。该运动最著名的鼓吹者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声称，白人统治分裂了南非的受压迫民族，还灌输了一种服从心理。比科

提议有色人种、印度人和非洲人应该把“黑人”当作共同的身份认同，并且建立

统一战线。他和甘地一样，都认为解放必须始于人们的思想。他们必须拒绝学校、

~ 23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历史书和白人的媒体所灌输的他们的生命和习俗低人一等的信息；他们必须解放

自己而不是坐等白人的帮助。

莫莱费开始相信黑人“能够做到其他人都能做到的事”——而这种自信早晚

要与种族隔离制度无所不在的藩篱发生冲突。对成长在狭窄恶臭的镇区，在旨在

让他们准备好为白人雇主提供顺从的服务的学校里浪费时间的黑人青年来说，黑

人意识运动的信息就像是在号召造反。

1976 年五月，莫莱费和其他黑人意识运动成员由于不满政府决定用南非荷

兰语——压迫者的语言——向索韦托学生教授某些科目的新政策，决定举行抗

议。六月的一天早上，学生们身穿校服，游行前往市中心，他们唱歌，并且高举

写有“让南非荷兰语见鬼去吧”的标语。他们遇到一支警察部队，部队向他们发

射催泪瓦斯。学生们毫不退却，有些人还向警察扔石块。警察开枪打死一名十三

岁的男孩。年轻人成群结队地砸碎窗户，并纵火焚烧市政车辆、学校和政府建筑。

警察看到学生就开枪。索韦托的暴动和枪击持续了三天。事件结束后，超过六十

名非洲人死亡，暴动者也杀死两名白人。

接下来几个月里，起义蔓延到南非各地的非洲人和有色人种镇区。各地的学

生都是核心人物——他们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暴动，然后大量死亡。十个月

之后暴力平息时，死亡人数达到 1,149 人，其中只有五人是白人。

街头上与警察的战斗虽然猛烈，但对抵抗白人统治来说却是徒劳无功。学生

只有石块之类的简陋武器——而且积累伤亡者也不是发展运动的方法。他们吸取

了经验教训，实验了另外一些抗争手段。他们建立了索韦托学生代表理事会

（Soweto Students' Representative Council）以协调新的抗议行动，其中包

括拒绝上学，组织为期数天的“旷工”，还呼吁镇区居民抵制酒类和圣诞采购，

以此来哀悼受害者。不过争取其他人的成果有限，而且第二年学生组织就因为屠

杀、大规模逮捕和许多领袖逃亡而人数大减。1977 年 9 月史蒂夫•比科在遭到警

方残酷虐待后死亡，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打击。该国有史以来最大一波抵抗种族隔

离制度的民众运动结束了。

黑人意识运动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该运动最重要的目标是把黑人从自卑感

中解放出来，而这一目标已经广泛实现。但黑人意识运动没有组织广泛的运动来

反对政权的计划，也没有突破白人的政治控制的战略。从提高觉悟到积极反抗的

学生必须见机行事。他们虽然受到镇压的牵制，但有些人也在开始根据所获得的

经验来组织新的运动。与此同时波兰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也在采取行动，在政府之

外独立行动，而不是在街头与保安部队战斗，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反对者也在朝

同一方向行动。8

市民运动

租金、车票和电费

1977 年六月，索韦托一群重要市民——黑人意识运动、基督教女青年会、

基督教青年会和黑人家长协会（Black Parents’ Association）的成员——聚

会讨论自己的未来。他们选举了“十人委员会”

，由一名曾活跃于早期非国大运

动的医生领导，然后他们为索韦托绘制了“蓝图”

，其思想是改善当地的服务和

民主自治。但其成员不是很有代表性，而警察也把他们都关进了监狱。又过了两

年，真正的草根组织索韦托市民协会（Soweto Civic Association）才出现，并

~ 24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且给普通人提供了处理日常问题的方法。该组织用法律诉讼、旷工和抗租来反对

租金上涨——并把租金上涨推迟了一年。

索韦托的组织行动反映了全国各地的黑人活动家希望利用 1976 年所展示的

战斗力量，但又要使运动更具包容性和纪律性的愿望。有些人试图从历史中学习

经验教训，他们阅读关于外国革命或政治理论的著作，包括列夫•托洛茨基的俄

国 1905 年革命史。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菲律宾活动家在 1974 年撰写的手册，后来

日本一家机构出版了该手册的英文版，题为《组织人民争取权力》（Organizing People for Power）

。黑人意识运动坚持认为，独立思考是变革的前提，而菲律

宾活动家却说，成功来自帮助人民在生活中赢得微小但实际的改善。共同决策和

为了实际利益而斗争会带来自信，也会给新的运动带来工具和手段。9

这对活动家们很有意义。自从 1977 年的镇压之后，许多非洲人不敢参与政

治团体，因为这仿佛就是保证入狱的门票。组织者们希望通过否认颠覆诉求和关

注对住房、卫生和其他问题的不满来建设更加稳健的运动。1982 年加入索韦托

市民协会的波波•莫莱费是赞同这种方式的人之一。他写道，反对派团体应该找

到对镇区来说“重要、真实、必不可少”的问题，这些问题要能让人民“产生信

心，认为他们能够通过团结一致的群众行动来干预和改变自己的生活，无论规模

有多么小。

”10

这在南非的工人运动中有先例可循。20 世纪 70 年代南非工人曾经举行罢工，

争取组织工会的权利——工会成立后尽量避免举行政治抗议，以免引来镇压，危

及改进工厂和矿井条件的机会。他们甚至说服了政府官员，允许工人组织工会要

比把他们推到革命派的怀抱中好。工会没有攻击种族隔离制度，但它给了非洲人

在工作场所发展自己的权力的机会。

围绕实际的不满来组织社群的战略与镇区所面临的新情况不谋而合。政权的

目标开始出现矛盾：它现在愿意为了确保政治稳定而改善许多服务——但它希望

由镇区来出钱。南非黑人承担着种族隔离制度的重担，还要承担重建自己破败的

街区的花费。政府预料到会有动乱，因此把监督镇区的行政委员会的权力移交给

了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的理事会，以求置身事外。现在黑人理事会成员必须要驱

逐非法占地者、收租（镇区的住房几乎都由当地政府拥有）和提高服务费用。政

府无意中给地方活动家提供了一个可以动员民众来加以反对的近在眼前的新目

标。

租金大幅提高和拆除非法定居点在全特兰斯瓦省的各个镇区激起了人民进

行组织和抵抗的愿望。出现了公开示威、抗租和围观社区理事会会议的行动。例

如，杜杜扎（Duduza）镇的理事会宣布，今后三年的租金和服务费要上涨一倍，

以支付安装下水道的费用之后，妇女们把装满排泄物的“夜壶”搬到镇区行政办

公室里，让那里的头头“感受一下那种味道”

。11

在东开普省（Eastern Cape）的汽车制造中心伊丽莎白港（Port Elizabeth）

，

政府采用强硬方式来管理镇区，给人民带来了更多的苦难。不仅理事会将大幅提

高租金和服务费，政府还宣布要迁移小镇区沃门（Walmer）的所有居民，扩大白

人街区沃门园区（Walmer Estates）周边的“缓冲”地带。居民们惊慌起来，1979

年 10 月，6,000 人集会决定成立伊丽莎白港黑人市民组织

（Port Elizabeth Black

Civic Organization）

，以代表该市所有镇区。

伊丽莎白港黑人市民组织成功抵制了租金上涨，阻止了向一个镇区征收水费

的计划，还帮助由于欠费而被赶出家门的人破坏门锁搬回家里。接下去它威胁说

如果政府一意孤行夷平沃门，就将抵制公交车和白人企业，因此为被宣告有罪的

~ 25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沃门争取到了缓期执行。伊丽莎白港黑人市民组织主席被解雇时，该组织在伊丽

莎白港多个工厂之间协调发动了一场为期两个月的罢工浪潮，要求改善镇区环境

和工作条件。

短短几个月内，伊丽莎白港黑人市民组织就团结了伊丽莎白港的黑人社区，

并迫使当地政府做出退让，但其成功只是昙花一现。1980 年 1 月其领袖纷纷被

捕之后，该组织就陷入了混乱。新的领导层偏离了面包黄油问题，卷入了更大的

政治问题。前来参加群众集会的年长谨慎的人士听到了煽动性的话语和歌曲。一

位组织者承认说，他们被告知“伊丽莎白港黑人市民组织要来解放他们”

，因此

被吓跑了。12

另一场成果丰硕的运动发生在印度洋港口城市德班（Durban）的黑人镇区。

印度人居住区的居民组织了一场前往市政厅抗议高额服务费的妇女游行。在拉蒙

维尔（Lamontville）的黑人镇区，控制德班线——多数人只有搭乘这趟线才能

去上班——的垄断企业提高车费激起了一场为期十八个月的公交抵制行动。镇区

居民组织了一个迷你车队送工人去上班，公交公司最终让步了。一个又一个镇区

的居民发起了最有纪律的非暴力行动，给地方理事会施加压力。西开普省的莲花

河-青草公园协会（Lotus River-Grassy Park Association）1982 年出版的一

份通讯报告说：

“由于持续不断的压力，部门理事会（Divisional Council）终

于被唤醒。他们建设了更多的道路，树立了路灯，铺设了下水管道，新的市政厅

也将很快建起。

”消极服从或暴力造反显然不是黑人面前仅有的选择。13

各镇区的市民运动证明，动员黑人意识运动没有动员到的年长保守的非洲人

是可能的——只要行动是基于地方问题就可以。由于没有表现出具有政治威胁，

市民运动没有引来 20 世纪 60 年代初限制非国大发展和 20 世纪 70 年代末限制黑

人意识运动发展的的镇压。比勒陀利亚（Pretoria）当局决定用更加通融的方式

来对待那些关注经济和社区问题者的有序行动，认为这会使他们忘记自己在政治

问题上的无能为力，拉拢那些本来可能成为激进分子的黑人。如同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政府承认黑人工会一样，现在它似乎打算容忍市民组织。14

20 世纪 80 年代初，南非的镇区组织成功地做到了波兰异议人士在 20 世纪

70 年代所做的事。他们没有直接反抗浸淫在自己的信念和镇压能力中的政权，

而是在国家的屋顶下面打开了独立行动的空间，这样他们就能组织民众自助。在

这个意义上市民运动是“自我限制”的——在大胆挑战现有的政治结构之前努力

为更大的抵抗创造基础。

不过市民领袖仍然有着更高的目标。对波波•莫莱费等活动家——具有政治

色彩的黑人意识运动和 1976 年运动的老兵来说，降低租金和改善下水道并不是

重点。开普敦活动家威尔弗雷德•罗兹（Wilfred Rhodes）问道：

“我们是在为了

降低租金，好让我们少得可怜的工资能够撑久一点而斗争吗？我们必须看到增加

租金、车费和电费只是烟雾。我们的工作是努力扑灭造成烟雾的火。”火当然就

是种族隔离制度。15

“我们要所有的权利”

如何保持围绕局部的不满进行组织的战略优势，而又不牺牲政治变革的目

标，是市民运动活动家现在所面临的战略挑战。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市民们坚持

就局部问题开展运动，而新的“二级”组织将把草根的能量引入反对权力的更大

战斗中。莫莱费写道：“我们可以从一级草根组织的基础开始，逐步建立政治性

~ 26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更强的组织形式——这一进程最终将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民主抗争运动„„”16

1982 年，政府进行修宪，这使加强反对运动的需要变得更加尖锐。总理博

塔(P.W.Botha)领导的政府提议成立新议会，分为三个独立议院，分别由白人、

有色人种和印度议员组成。非洲人被拒之门外，但非洲镇区将完全自治。这项改

革旨在缓和政权的国际形象，加强其在国内的合法性，它在不改变白人掌权的基

本结构的情况下更新了种族隔离制度的做法。非洲人在镇区中得到了更多的发言

权，但仍然不能在自己希望的地方生活和工作。

这些改革对反对派来说具有危险性，因为政权给印度人和有色人种特权而不

给非洲人，这可能会分化他们的共同利益，破坏运动的团结，如同 1905 年沙皇

期望《十月宣言》能够破坏反对派的团结一样。但这次宪法改革也是一次机会，

因为宪法改革的批准和选举程序都许可政治讨论，尤其是在有色人种和印度人中

间——而这一讨论给抵抗运动增加了新的维度。17

反对改革也可能达到成立把市民和其他团体联系起来以建立反对政权的同

盟的目标。荷兰归正会（Dutch Reformed Church）一名有色人种牧师阿兰•博萨

克(Allan Boesak)1983 年一月就提出了这项建议。博萨克在约翰内斯堡的一次

会议上指出：

“没有理由说教会、市民协会、工会、学生组织和体育团体不应在

这一问题上团结一致。”当晚他们就开始为一个新的全国性反对运动进行认真的

规划，这个组织将呼吁选民抵制新议院和新的市政理事会的选举。18

1983 年 8 月 20 日，500 多个组织在开普敦外的有色人种镇区米切尔平原

（ Mitchells Plain ） 的 一 个 社 区 中 心 集 会 ， 成 立 联 合 民 主 阵 线 （ United Democratic Front）。大厅十分拥挤，有些人甚至坐在椽条上；另一些人在附近

搭的帐篷里聆听，更多人则坐在外面的细雨中。会议代表——有白人、有色人种、

非洲人和印度人——包括了 20 世纪 50 年代非国大运动的老兵和 1976 年在索韦

托街头目睹警察射杀自己的同学的青年。市民、教会、妇女、学生和工会都有代

表。新团体的组织结构是分权的，但目标只有一个，阿兰•博萨克毫不掩饰地说：

“我们想要所有权利，此时此地就要。

”19

这个新的多种族组织必须抛弃解放只是黑人的事这一观念。对担任联合民主

阵线全国书记的波波•莫莱费（他辞去了为柯达当机器操作员的工作来担任这一

职务）来说，谴责种族主义的人士由于种族理由而排斥其他团体，在道德上是站

不住脚的——但是不这样做也有战略上的理由。如果白人愿意贡献才智和金钱，

那么排斥他们就会使事业无法获得额外的力量。用莫莱费的话来说，“团结最大

多数致力于和平和公正的未来的南非人”是运动的基石。20

运动中最突出的人物是一群牧师，有白人也有黑人，他们四处抨击白人至上

主义在道德上站不住脚。建立种族隔离制度的人说既然上帝创造了不同民族，那

么 他 的意思一定是要把他们分 开。但圣公会黑人 高级 教士德斯蒙德•图图

（Desmond Tutu）却反驳说，巴别塔的故事告诉我们，分隔人类社会是一种罪恶，

既然基督已经来到世间洗清了罪恶，那么种族隔离制度就是错误的。教士们还参

加了实际的斗争：南非教会理事会（South African Council of Churches）在

外国资助下为政治犯辩护，还为其家庭提供援助，其他地点被封闭时教堂还会充

当集会地点。教士既是社区组织者又是公共演说者，在葬礼上尤其如此。图图大

主教尤其活跃。他口齿清晰、和蔼可亲，在许多南非白人眼中是个平易近人的人

物，1984 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政府就再也碰不得他了。

南非白人中的非宗教人士也加入了联合民主阵线。主要由白人组成的南非学

生全国联盟（National Union of South African Students）派代表出席了联合

~ 27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民主阵线成立大会，联合民主阵线的赞助者包括 20 世纪 50 年代反对通行证法的

妇女抗议运动组织者海伦•约瑟夫（Helen Joseph）及共产主义者、20 世纪 60

年代非国大武装运动老兵丹尼斯•戈德堡（Dennis Goldberg）。出席联合民主阵

线的白人虽然有限，但足够使其致力于无种族未来的承诺变得可信。

联合民主阵线通过这一承诺声称自己与非国大一脉相传，后者 1955 年的《自

由宪章》呼吁一个无种族的民主南非。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南非黑人对非国大

的热情与日俱增——尽管更多是因为非国大的民族之矛对南非发动的耸人听闻

的袭击。这些攻击行动虽然鼓舞了非洲人，但对政权毫无损害。20 世纪 80 年代

东开普省警察情报局长洛伦斯•迪普勒西斯（Lourence Duplessis）解释道：

“武

装斗争从未对我们造成真正的威胁„„武装斗争压根无效。而且我看过„„非国

大流出的文件„„非国大承认民族之矛完全（被政府的行动）压制住了。

”21

然而，正在罗本岛（Robben Island）服刑的非国大领袖的偶像地位和他们

对年轻的反种族隔离人士的影响却没有被阻断。纳尔逊•曼德拉等“第一代”囚

犯是坚忍的象征，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短期服刑的“第二代”则有参加地方抵抗

运动的经验。用前政治犯麦克•柴格（Mike Xego）的话来说，罗本岛成了“政治

家的学校”

。

“你吃的是政治，睡的是政治，有人教你全球各地的政治。

”年轻的

反抗者被塞到“才智非凡的长辈”中间，他们传授“信息、纪律和技巧”

。年轻

活动家在聆听他们的教导之后“开始认识到重要的不是肤色——而是„„如何团

结一致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他们被释放后就变了一个人。

“这群年轻的精英即

将出现，并将对南非说：我们准备好了。

”22

检验联合民主阵线是否准备就绪的，是呼吁抵制即将到来的种族隔离议会选

举。1983 年 11 月至 12 月举行的新一届南非市政当局选举中，投票率只有 21%，

比几年前的选举下降了几乎三分之一，而且联合民主阵线声称，索韦托只有二十

分之一的合格选民投过票。在次年的印度人和有色人种议院选举中，两个族群都

只有不到 20%的合格选民投了票。联合民主阵线呼吁“不跟你玩的政治”的声音

已经获得了响应。

“自发性暴力浪潮”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比勒陀利亚的南非政府所推行的抑制反对活动的战

略，一直是缓和种族隔离制度最露骨的方面，希望减少工人的怒气。像 1976 年

那样用武力来镇压起义不仅要花钱，还会招致全世界的敌意。如果把制度锋利的

边缘磨钝就能平息抗争的冲动，那么改革——允许黑人工会，给有色人种和印度

人更多政治权利，在镇区生活中给非洲人更多发言权——就是合算的。如果白人

统治能够至少赢得一部分非白人族群的同意，统治就会更加保险。23

不过联合民主阵线抵制选举，给这一策略增添了复杂因素，那些拒绝投票的

人也拒绝了这种裹着糖衣的种族隔离制度。市民运动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实现了变

革目标，还告诉镇区居民：他们自己组织的非暴力行动能够迫使政府让步。然而

到了 1984 年，循序渐进的市场却在缩小。经济困难使生活更加艰难，年轻人再

次抵制学校，这给斗争注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缺席选举运动使被视为白人政权

的鹰犬的黑人镇议员丧失了合法性，因此使镇区政治更加两极化。由那些希望决

裂而不仅是给地方当局施加压力的人领导的市民组织越来越多。临界点正在逼

近。

南非的重工业中心之一、约翰内斯堡南边的瓦尔三角地区(Vaal Triangle)

~ 28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最先达到临界点，这里建造了一些供工厂工人居住的小型非洲人镇区。其中之一

是沙佩维尔——1960 年大屠杀的发生地。政府一直没有为镇区提供公共设施和

足够的住房。但人们仍到这里来找工作，这导致镇区过度拥挤。近年来政权做出

了一些改善：铺设了下水道，设立了体育场式的高杆灯柱来照亮夜晚的街道。但

成本都转嫁到了居民身上。这里每月的租金和服务费都是全国最高的。24

感到自己受到压榨的人们指责 1982 年改革之后负责沙佩维尔镇的莱科

（Lekoa）镇议会。镇议员负责提供服务和收取费用，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滥用权

力。如果你住在窝棚里，并且想让一家人搬进永久性住宅，你就要去找沙佩维尔

镇议员库兹瓦约•雅各•米尼（Kuzwayo Jacob Dlamini）

，向他行贿，他会赶走目

前的房客，照顾你。他和妻子开着一辆丰田克瑞西达在镇上到处兜风——“他们

认为自己像神一样，

”一位居民回忆到。米尼知道他受人鄙视，因此随身携带武

器自卫。

1984 年 8 月，米尼宣布收费上涨。9 月 3 日，数百人手举“傀儡议员下台”

的标语游行到行政办公室交费。他们经过米尼的住宅时，一些人投掷了石块。警

方出现了，用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驱散了人群，但警方离开后，暴民又重新聚集

在屋外，并且再次投掷石块。米尼从窗口开了一枪，打中一人。然后有人开始放

火烧他的房子，他从后门跑出屋子时，石块如雨点搬打来，他被打倒，拖到街上，

身上浇上汽油，并被点着。警方回来时镇议员已经死去。

当天瓦尔三角地区其他地方的游行也在警方开枪后变为暴动。年轻人修筑路

障封锁镇区，还抢劫商店，焚烧建筑物。镇议员成为袭击的主要目标：一人被砍

死，其他人在房屋被毁后纷纷逃命。警方也执行了自己的杀人任务。由于镇区议

员纷纷辞职，地方政府崩溃了，士兵被派来维持秩序，一开始是协助警方，然后

是作为占领部队。10 月，7,000 名军人封锁镇区，挨家挨户进行搜查，逮捕了数

百人。活动人士的反应则是召集工会联合会，呼吁在 11 月初举行为期两天的抗

议罢工，要求军队撤出，改革学校，冻结租金和服务费的上涨。罢工没能使政权

动摇，但参加人数预示了普通工人是能够动员起来参加政治行动的。

1984 年 9 月在瓦尔三角地区爆发的冲突无情地席卷了整个南非。由地方问

题造成的冲突在一个又一个镇区里摆脱了市民组织和其他组织的控制，演变成暴

力事件。发生了暴动、纵火、警察屠杀，双方都进行了数百起可怕的杀戮。反对

当局的主动权似乎从非暴力团体中转移到了年轻非洲人紧握的拳头中——他们

被称为阿马布托（Amabutho）或称“同志”

。他们“每天的运动就是与警车玩老

鹰捉小鸡的游戏”

，而警察——多数是“血气方刚的白人青年”——则把挑选黑

人殴打作为“日常运动的一部分”

。25

不过在混乱和镇压的表象之下，政治斗争仍在继续，其目的在于挑战镇区的

文官政府和推翻旧秩序。这在下一个爆发地点东开普省表现得十分明显。事件的

开端是 1984 年 9 月的学校抵制活动。接下去几个月里，投掷石块和纵火在伊丽

莎白港附近的镇区里变成了家常便饭。军警联合部队乘着装甲车四处巡逻招致了

不满。一名士兵讲述了他的巡逻队如何抓住年轻人，把他们装进车后的铁箱里，

拖着他们到处走。与此同时，与警方合作的治安团体则用燃烧弹袭击学生活动家

和工会领袖的家。26

1985 年 3 月 21 日——这一天是沙佩维尔大屠杀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一列游

行队伍走在离伊丽莎白港不远的白人城市埃滕哈赫（Uitenhage）外的镇区朗加

（Langa）的街道上。途中他们遇到两辆装甲车，里面装满了霰弹枪和步枪；警

察认为游行者是准备到埃滕哈赫进行破坏的阿马布托。事实上这些人是送葬者，

~ 29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正在前往城市另一端参加葬礼。游行者用白人警察听不懂的科萨语（Xhosa）唱

歌。当他们走近时，警察向他们所能找到的一切东西开火，打死了二十人，多数

是背后中弹。27

一位在场的记者说：

“朗加枪击事件成了最后一根稻草。人民无法接受。他

们袭击了„„已知的每个线人的住宅。

”目标之一是人人都憎恨的镇议员坦山加•

本杰明•克尼克尼（Tamsanqa Benjamin Kinikini）——人们认为他和他的家人

帮助警察指认和绑架阿马布托。朗加事件两天之后，一群人焚烧了克尼克尼的住

宅，并且攻击他、他的儿子和两个侄子。有人捅了克尼克尼一刀，然后人们在他

的肩膀和头上套上轮胎，引火点燃，看着他烧死在轮胎里。28

克尼克尼是“项链”的首批受害者之一，

“项链”是 20 世纪 80 年代破坏镇

区生活的怒火的一种虐待狂式的表达。接下来十八个月里，数百名黑人镇议员、

警察和被怀疑为线人者遭受了这种可怕的结局。直接针对种族隔离制度合作者的

暴力是如此可怕，以至于有些镇区的镇议员和警察都逃跑了，他们跑到有警卫保

护、有带刺铁丝网包围的院子里避难。到了 1985 年中期，东开普省若干镇区的

部分地区已被划为“禁区”

，警察除非有装甲车护送，否则不能进入。

到了五月已有 257 名镇议员辞职，镇区当局完全崩溃。到了年底，1982 年

改革中建立的三十八个黑人地方当局中只有四个仍在运转。随着民政当局和警务

陷入混乱，维持秩序的工作越来越多地落在了士兵肩上。军事指挥官把镇区中的

军事行动称为除外国远征行动之外的“第四前线”

。1985 年 7 月 21 日，比勒陀

利亚政府在动乱最严重的地区发布紧急状态令。国家安全委员会把实施戒严令的

权力委托给警察和士兵。政权与合作的黑人一起管理镇区的策略寿终正寝。废除

白人至上主义之外唯一的选择就是赤裸裸的镇压了。

这给政权带来了高昂的成本，但人民所付出的代价更高。杀死镇议员和赶走

警察不但没有带来解放，反而把住宅区变成了战场，还带来了宵禁、路障、挨户

搜查，成千上万士兵随时坐着装甲车轰隆轰隆地穿过镇区。甚至连受人尊敬的黑

人中产阶级也成为士兵骚扰的目标。活动家们付出的代价最高。紧急状态宣布之

后的八个月里，至少有 8,000 人没有任何指控就被拘留，多数是联合民主阵线或

其地方分会领导人。

镇区起义中的暴力行为给反对派造成了一种困境。如果联合民主阵线赞成暴

力行为，就会失去作为合法组织的地位。一位联合民主阵线领袖警告其同事不要

“把强制（使用武力来对抗社会）和人民力量（社会的集体力量）混为一谈”—

—二者有本质区别。德斯蒙德•图图呼应甘地的主张，坚持抗争的手段必须与其

目的一致，这样才能经得起“历史的严厉审视”

。他和阿兰•博萨克都亲自出面干

预，保护人们免遭群众的暴力。就连非国大中也有人担心镇区中的种种事件，也

有关于“红色高棉”介入的紧张谈话。29

但坚持非暴力行动也不是绝对的。1985 年的《恩典时刻宣言》（Kairos Declaration，由 150 名宗教领袖签署）指出，把高压政权的暴力行为与“抵抗

和自卫行动”划等号是错误的。有些人甚至坚持说暴力可以服务于目的，因为“项

链”和纵火的威胁把许多合作者和警察吓得逃出了镇区。对许多活动家来说，保

持自己在街头的影响力就意味着把对自己同志的疑虑留在心里——控制暴力不

像控制使用暴力的人那么重要。30

即使暴力行为看来有着战术上的用途，但显而易见的是，镇区的无政府状态

只会带来更多的镇压，而不会带来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虽然流亡非国大于 1985

年 1 月发表声明，呼吁镇区人民“使南非陷入难以治理的状态”

，而联合民主阵

~ 30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线响应了这一号召，但联合民主阵线领袖却发现，自己“无法有效应对遍布全国

的自发性暴力浪潮”——当年五月联合民主阵线的一份秘密文件承认了这一点。

“只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动员进程已经远远超过了组织过程。”于是他们创造了

一句新口号：

“从动员到组织，”波波•莫莱费一次在联合民主阵线会议上发言时

呼吁镇区活动家开始建立“替代性组织”

。31

“人民的力量”

新的组织模式已经在东开普省的镇区扎下根来，少数活动家——有些是罗本

岛的毕业生——再次开始实验非暴力反抗。对该地区的镇区来说，1984 年是为

期三年的实验——和危险生活的第一年。

同 年 三 月 在 东 开 普 省 克 莱 道 克 （ Cradock ） 市 外 的 镇 区 林 格 利 何

（Lingelihle）

，在一个称为大台地（Karoo）的干旱高原上，学生们抵制学校，

以抗议马修•格尼威（Matthew Goniwe）被解雇，马修•格尼威是一所学校的校长

和当地市民组织“克拉多拉”

（CRADORA）的领袖。不到一个星期，警方和学生就

开始在街头发生冲突；不到两个星期格尼威和其他市民领袖就都已被捕，所有公

众集会也都被禁止。1984 年多数时间里，对镇议员的攻击和对克拉多拉活动家

的反击使镇区动荡不安。到这时为止，林格利何的事件与其他许多镇区的事件没

有什么不同。32

后来，格尼威于十月获释，回到林格利何。格尼威是政治颠覆分子和道德传

统主义者的奇特混合物，早年曾因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而入狱四年，还是被

禁的非国大的核心成员。不过后来成为市民领袖和学校校长之后，他开始提倡守

贞、禁绝大麻和尊重长者。他实施了学校制服规范，还处罚那些迟到或不做功课

的学生。他作为激进分子得到了自己同志的信任，严格实施纪律的名声又在年长

者那里得了分。他是恢复在暴力中销声匿迹的社会团结的理想人选。

格尼威的计策是通过使市民组织民主化来恢复其活力。克拉多拉活动家走进

镇区各街区，呼吁各条街道的人们组织委员会。然后各街道委员会选举代表担任

地区委员会成员，地区委员会再选举首席组织者，与克拉多拉一道工作。委员会

是年长者维护自己的权威和把镇区引向新方向的的方法。委员会涉足了原先的镇

理事会瓦解之后所造成的断裂地带，它派出了街道巡逻队来制止流氓行为和公开

饮酒。克拉多拉有了新的群众基础，还有了公共职能，它监督退休金的发放，还

开设了成人识字课程。

当然，这种好事持续不了多久。1985 年初格尼威在大台地四处旅行，把街

道委员会制度传播到许多镇区，他的名声传遍南非各地，尤其是在联合民主阵线

圈子内。另一些人也开始注意到他的所作所为。6 月 7 日，东开普省保安警察请

求比勒陀利亚许可他们把格尼威“从社会上永久除掉”。三周之后格尼威和三名

同事参加伊丽莎白港的联合民主阵线会议后，在回家的路上被绑架，他们的尸体

被找到时已经遭受过枪击、刀刺、肢解和焚烧。林格利何再次爆发了街头暴力。

但当时马修•格尼威在偏远镇区的成就在整个南非的市民领袖中已经广为人知，

他们很快就将开辟出类似的路径。

伊丽莎白港

把谷胡塞利•杰克（Mkhuseli Jack）从伊丽莎白港以外约 70 公里（43 英里）

~ 31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他长大的农场带到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群众抵制运动的颠峰的路途，完全是由他

自己的决心开辟的。限制黑人移动的通行证法使他无法上学。等他搬到城市去接

受教育之后，他在从未听说过“政治”一词的情况下就领导示威，要求城市学校

接纳农村儿童就读，还组建了伊丽莎白港青年代表大会（Port Elizabeth Youth Congress）——并且成功地让自己接受了教育。

由于受到黑人意识运动的影响，杰克一开始认为自己同胞所面临的问题“仅

仅是白人”。但在一场学校讨论会上鼓吹这一观点之后，他听说了布朗•费舍尔

（Brown Fisher）的故事，布朗•费舍尔是一名出身特权家庭的白人律师，因为

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而被判处终身监禁，最后死于狱中——然后他认识到“不能用

肤色来判断一个人。

”一位当地记者写道，杰克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首先，

他不傲慢自大。他会倾听他人的观点，但他也会说服别人。

”不过他的手段不仅

停留在口头上。警察情报局长洛伦斯•迪普勒西斯说：

“他是个极端的麻烦制造者，

是真正意义上的活动家。

”33

杰克注意到以前的起义中只有很小的组织来唤醒人民。自发爆发出来的运动

在平息之后没有留下能够使反对政权的行动维持下去的组织结构。他认识到，为

了下一阶段的斗争，他和其他活动家必须通过许多骨干建立公开的组织。组织扩

大了，

“保安部队就很难消灭它，

”因为“社区中的大型抵抗中心”已经建立。

这位只有二十七岁就引起了全国注意的昵称为“库斯塔”

（Khusta）的年轻

人决心要让下一场起义保持非暴力。后来他承认：

“我不适合„„带枪。

”在推动

运动时，非暴力行动还有一个优点：

“任何人无论年龄大小、残疾与否，都没有

借口”不参加。但保持非暴力的主要理由是要“在社会中赢得较高的地位„„和

多数长者的支持。

”阿马布托“致力于暴力的直接行动战略，

”而他们所造成的混

乱疏远了工薪族、妇女和普通公民，但是运动需要有他们参与才能把反对政权的

群众行动长期坚持下去，直至取得胜利。34

由于与警察的冲突把街道变成了自由射击区，杰克和他的同事认识到，如果

斗争局限在镇区里，那么当局只要镇压就能将其控制住，而且斗争永远不会与那

些使种族隔离制度得以存在者——即白人社会发生正面对抗。因此他们互相说

道：

“让我们把战斗从镇区搬到他们家门前。这就是抵制运动的由来。

”

1985 年 5 月，若干中年妇女带着在伊丽莎白港抵制白人企业的想法来到伊

丽莎白港黑人市民组织。库斯塔•杰克成为抵制委员会发言人。第一回合时他们

的要求适度，包括向所有种族开放公共设施，军队撤出镇区，以及结束工作场所

的歧视。七月间，抵制开始两天之前，杰克在一场葬礼上（这是唯一一种政府仍

然允许的公众集会）对一大群人发表演讲。他大声疾呼道：

“星期一我们不在城

里买东西！星期一我们连一盒火柴也不买！

”到了星期一，平时挤满黑人购物者

的伊丽莎白港北部零售区竟然空无一人。

抵制行动迅速出击，但比勒陀利亚当局五天之后才宣布许多地区进入紧急状

态，伊丽莎白港排在第一位。当局实施了宵禁和旅行限制，街道上的士兵被授予

进行强制搜查和逮捕的权力。库斯塔•杰克躲藏起来以免被抓。于是抵制委员会

增加了新要求：只有取消紧急状态，释放政治犯——包括纳尔逊•曼德拉，抵制

才会结束。

伊丽莎白港的白人商店的营业额平均下降了 30%。经济压力在企业和政府之

间挑起了不和。店主给政府官员的电报如洪水般涌来，要求他们满足抵制者的要

求。一名白人议员把抵制称为“长期以来黑人所找到的„„最有效的武器之一”

，

之前从来没有哪个问题让他接到选民如此之多的电话。镇压也无法遏止抵制。迪

~ 32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普勒西斯回忆说：

“如果他们不想买东西，这犯了什么罪呢？这是群众运动，你

能怎么办？你不能向这些人开枪，也不能把他们都关起来。

”35

不过政权还是找到了几个目标。8 月 2 日，当局找到并逮捕了谷胡塞利•杰

克和其他抵制领导者。探戈•拉马尼（Tango Lamani）回忆道：

“警察抓到我们非

常高兴。

”他们告诉他消费抵制运动将在三周内结束，

“而你们这些领导人会烂在

监狱里。”但运动所扎下的根比政权所认为的要深得多，抵制就像止血带一样牢

不可破——而且也像止血带一样，只有弊多于利的时候才会松开。拥有商店的白

人家庭无能为力。他们恳求一位黑人领袖说：

“求求你，我们又不是政府。

”杰克

自己告诉抵制委员会说：

“我们不能像这个政府一样坏„„我们不要毁了他们。

”

十一月他们达成了协议：如果商人设法让黑人领袖获释，抵制就暂停到三月。由

于即将到来的圣诞购物季会对黑人社区的抵制决心带来压力，暂停抵制也有助于

使运动保持团结一致。36

经常和杰克一起乘车穿梭于伊丽莎白港的政治学家马克•斯威灵（ Mark Swilling）解释说，为了让人民明白群众行动是有效的，为了“证明谈判和提出

要求的实际益处，谷胡塞利•杰克精心策划了一场具有伟大的象征意义的获释犯

人入城仪式。

”南非企业从抵制中学到的经验也一样多。波波•莫莱费回忆道：

“我

们对企业说：你们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如果多数南非人得不到人类的待遇，[如

果]他们的人权得不到尊重，国家就不可能稳定，在不稳定的情况下，你们的生

意也不可能兴隆。

”37

政权又一次禁不住镇压的诱惑，给这一不稳定状况火上加油。1986 年 3 月

11 日，比勒陀利亚当局对库斯塔•杰克和另外一名市民领袖发布禁制令（相当于

软禁）。这项措施带来的抗议甚至远及华盛顿，助理国务卿切斯特•克罗克

（Chester Crocker）对一个国会委员会说，美国“用最强烈的言辞谴责了”对

伊丽莎白港两位活动家的禁制令。十一天之后南非最高法院一名法官解除了对杰

克的禁制令，杰克则在一场动员人们于九天后恢复抵制的大型集会上撕毁了他的

禁制令。

新的抵制行动比 1985 年的更有纪律。抵制委员会发布了价格清单，防止黑

人商人敲诈顾客，还向街头小贩发放了执照，允许他们向白人批发商购买货物转

售。街道和地区委员会组成的网络帮助活动家们与市民沟通及在最高领导人可能

被捕时下放责任。委员会还帮助人们应对地方政府的崩溃，他们组织了街道清扫

工作，还处罚那些在街上扔垃圾的人。他们甚至还帮助解决家庭纠纷：据报道，

在夸扎凯莱（Kwazakele）

，在各种委员会纷纷涌现之后，殴打妻子的案件数量下

降了。38

抵制运动进行了九周之后，南非总统出人意料地宣布了另一项紧急状态令，

旨在防止索韦托起义十周年时发生动乱。他指控黑人“革命派”一心“只想暴力

夺取政权”

。但事实上，伊丽莎白港等地的非暴力行动令政府感到困惑不解。罗

本岛囚犯所传播的智慧、联合民主阵线的群众组织工作和库斯塔•杰克等不知疲

倦的战士已经设法把黑人青年的勇气和年长市民的冷静头脑驱向共同的目标。

“人民的同意和大规模的积极参与”是目标背后的力量，镇压只能推后这股力量

迫使政府自身发生改变的日子。39

亚历山德拉

位于约翰内斯堡北部郊区，肮脏、只有沙石路的亚历山德拉地区，是被富有

~ 33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的白人社区所包围的贫穷的黑人孤岛。这里本来和索菲亚城一样预定要拆除，但

由于长年的抗议而逃过一劫——然后就被政府所忽略。一平方英里没有树木的土

地上，大约 200,000 人挤在铁皮和胶合板搭成的窝棚里。饮水来自公共水龙头。

亚历山德拉是一个一根火柴就能点着的火药桶。

1986 年 2 月，警方袭击了一个送葬队伍，从而点燃了这根火柴。接下去六

天里，该城到处都是街头暴力冲突；保安部队杀死十七人，阿马布托追杀黑人镇

议员。在这暴力肆虐的日子里，有一天一个名叫马兹瓦尼尔•马耶基索（Mzwanele Mayekiso）的二十二岁年轻组织者遇到一群阿马布托正准备用“项链”处死一名

黑人警察。马耶基索刚到亚历山德拉，但对这种场面并不陌生。他要求阿马布托

们听他说：

“种族隔离和失业迫使人们去当警察，

”他指出了这一点。应该摧毁的

是制度而不是人，因此他们应该让这位警察辞职并交出警用装备。他们同意了，

让惊慌失措的战利品溜走，然后烧了他的制服。40

暴力冲突结束之后，马耶基索的住宅成了亚历山德拉行动委员会（Alexandra Action Committee）的总部，亚历山德拉行动委员会试图把起义变为非暴力运动。

它协助为被杀者组织了一个集体葬礼，发言者恳求年轻人找到其他方式来与种族

隔离制度做斗争。早在二月初，亚历山德拉行动委员会就有意模仿东开普省的做

法，开始组织院落、街道和街区委员会。41

随着各个委员会的成立和亚历山德拉行动委员会地位的提高，一百多位代表

各 种 地 方 组 织 — — 从 商 会 到 亚 历 山 德 拉 妇 女 组 织 （ Alexandra Women's Organization）的人士开会制定了一个削弱地方理事会的战略。之前的一场抗租

运动已经使地方理事会的部分财源枯竭：月租收入已经从 156,000 兰特下降到只

有 44,000 兰特。现在亚历山德拉行动委员会又增加了一场选择性的消费抵制运

动，目标是镇议员或其他合作者拥有的商店。商店和出租车拒绝为镇议员提供服

务，警察甚至被女友抛弃。在市长任牧师的教堂里，教民们拒绝听他讲道。在这

一强大火力下，所有的镇理事会成员都辞职了。42

现在亚历山德拉行动委员会成了最高当局，它让各委员会来选举全镇行政当

局；然后各委员会再建立自己的法院和刑事司法系统。比勒陀利亚的白人无法管

理的亚历山德拉已经被自己的人民所夺走。在沙皇的压迫之下建立自己的共和国

的古利亚农民能够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索韦托

1986 年 6 月里的一天，诺玛文达•玛蒂安妮（Nomavenda Mathiane）从窗户

里看到一些十几岁的男孩朝她门前走来，她开始紧张起来。她在索韦托当了八年

记者，她亲眼看到过年轻的阿马布托如何恐吓民众——有一次她不得不把女儿藏

到壁橱里，以免被他们（当成战利品）带去参加葬礼。她不但对他们恃强凌弱的

行为感到愤怒，而且也开始相信这种斗争方式注定要失败。他们有石块和燃烧瓶

当武器，却无法与强大的南非国防军相抗衡。他们在街上挨枪的同时也在抵制学

校，甚至牺牲了低劣的镇区教育本来可能带来的微不足道的益处。43

不过那天玛蒂安妮开门时，男孩们却客气地请她去一个邻居家开会。他们试

图在她的街道上组织一个委员会，这项工作由索韦托市民协会（Soweto Civic Association）发起。第二天晚上，她和邻居们一直等到三名不满十八岁的男孩

走进屋里。这些青年得到大家冷眼相待——没有成年人希望听从这些年轻的阿马

布托的命令。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些男孩说他们想跟成人合作，这样他们就

~ 34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能控制普通的流氓。他们保证不会再来找女孩们和他们一起去参加葬礼，也不会

再劫持汽车。成人们开始把委员会视为恢复某些控制的机会。他们选举了一个行

政当局，由一名五十多岁的男人任主席。他接受这个职务只有一个条件——不能

要求他用“项链”处死某人或纵火焚烧别人的房子。

“我现在先说明白，如果有

人让我这么做。我会停止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

玛蒂安妮注意到居民们彼此都以邻居相待时，她知道自己居住的街道上发生

了直接的变化。男孩们到她家来想带她女儿去参加守夜时，她就告诉他们，他们

要知道这里有街道委员会。对玛蒂安妮这样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帮助管理自己的

社区的新方法。人们通过索韦托的委员会把空地变成公园，在街道上巡逻和惩罚

罪犯——这减轻了中央政府缺位所带来的后果。

整个南非的市民组织都在有意模仿马修•格尼威在克莱道克和谷胡塞利•杰

克及其同事在伊丽莎白港的所作所为，建立地方委员会网络。这些委员会在东开

普省和特兰斯瓦省，以及西开普省和纳塔尔省（Natal）部分地区扎根最深，它

们是阻挡野蛮叛乱的堡垒，也能在面临国家暴力时使运动更有弹性。它们通过运

用消费抵制和抗租等手段，使普通人能够参加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而不必

与保安部队进行战斗。这些委员会和印度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一样，把个人的平凡

行动凝聚成集体的、大规模的非暴力行动。

早在 1985 年底，联合民主阵线就把委员会称为“人民力量”的机关。入狱

的非国大领袖沃尔特•西苏鲁之子兹维拉何•西苏鲁（Zwelakhe Sisulu）1983 年

三月解释说：人民已经通过让镇区变得难以治理“打破了政府直接统治的桎锆”

。

但当时人民还未能“控制和引导局势”

。因此出现了“权力真空”

。不过镇区的人

民通过民主地组织起来填补了这一真空。西苏鲁看到，权力不是一种黑人只有在

与白人权力的斗争中赢得最终胜利之后才能得到的奖品；

“在斗争过程中，在真

正的解放到来之前，现在就创造人民的权力”，这是可能的。人民正在“开始掌

控自己的生活„„开始自我管理，尽管他们仍然处于种族主义的统治之下。

”44

镇区活动家也是这样认为的。朗加一位街道委员会主席说：

“我们已经接管

了政权，这不是吹牛，而是事实。社区理事会已经被推翻了，警察也被迫离开„„

政治权力正在转移到人民自己的组织手中，我们可以开始思考建立自己的人民政

府了。

”在伊丽莎白港之外的夸扎凯莱，一位当地活动家自豪地报告说：

“我们已

经建立了自己的民主政府。

”45

“我们真的无能为力”

消费抵制和街道委员会的出现，令比勒陀利亚当局寝食难安。这些活动无论

是作为非暴力组织的媒介，还是作为自治的胚胎，都挑战了比勒陀利亚当局的权

力。政府热衷于唤出冷战的恶魔来使种族主义暴政合理化，因此认为这些组织的

背后有布尔什维克在操纵。检察官的发言带有不详的预示：

“„„阿马布托在亚

历山德拉的后院里，用打击犯罪的运动篡夺了警方的职能，用重新命名街道和学

校与建立替代性自治组织篡夺了地方当局的权力，还用组织‘民主人民法庭’篡

夺了法院的权力。

”46

政权对此的回答是更多的镇压。1986 年 6 月总理博塔第二次宣布紧急状态，

当年有超过 25,000 人未经审讯就被逮捕和监禁。审查法规禁止媒体报导该国的

“不稳定”

，只能转载官方的公告。政府禁止过去几年反对派使用过的所有主要

的非暴力手段，包括旷工和消费、租金及学校抵制。所有这些都会被当作颠覆政

~ 35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府来惩罚，街道委员会也是如此。1988 年，政府又颁布了更多法规，彻底有效

地禁止了联合民主阵线及其地方分会采取任何行动。

在事实上的军事占领的保护下，镇议员们带着更强大的警力回到镇区，夺回

已经放弃的权力。政府对反对派领袖展开秘密行动，包括闯入住宅、炸弹袭击和

暗杀。

“治安团体”的暴徒在警方或军方的支持下大肆冲击被认为是联合民主阵

线根据地的街区。警方还试图在相互竞争的黑人组织之间制造紧张关系，他们印

制虚假的小册子，还派卧底制造纷争。

市民组织在这一猛烈的攻势下萎缩了。1985 年的紧急状态逮捕了所有的知

名人士，但新一轮拘留行动更加深入。伊丽莎白港地区因为被捕人数太多，只好

兴建新牢房来容纳他们。街道委员会萎缩了，消费抵制也失去了动力。政府在整

个东开普省横冲直撞，拔除了“人民力量”的根基。

这一根基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在索韦托这样根深蒂固。在索韦托迷宫般错

综复杂的镇区里，保安部队很难追捕活动人士。索韦托镇理事会采取了全或无的

付款政策，无意中帮助了抗租运动坚持下去，因为随着欠款的增加，付款以及与

共同抵制者决裂的动机就会减弱。镇理事会切断了未付费者家里的水电，但属于

联合民主阵线一个分支工会的工人却重新恢复了他们的水电。军警驱逐居民时委

员会就动员旷工抗议。直到 1990 年国家层面上发生巨大变革之后，索韦托的抵

制行动才结束。

政府“消灭敌人”的尝试，只是多管齐下的反叛乱战略其中之一。当局虽然

拘捕了数以万计的人，压缩了反对派的操作空间，但他们也试图平息黑人的怒火。

最贫穷镇区的服务和基础设施有所改善。在亚历山德拉，新的房屋、公寓住宅区

和学校建筑拔地而起，还铺设了一些道路和下水道。其想法是给恢复原职的镇理

事会提供恢复合法性的机会。市民活动家虽然已经入狱，但以前连最基本的现代

化设施都不愿提供给黑人社区的政权却试图安抚被镇压者。47

然而尽管手段温和，但镇压仍然十分有力——而且形式难看。洛伦斯•迪普

勒西斯回忆说：

“我们用铁丝网把黑人区隔离起来，

”但是“这样做没有用，因为

人们每天早上要出去工作；有些人回来得晚，有些人回来得早„„因此无济于

事„„我们真的无能为力。

”用军事措施来对付公然违抗的平民不是争取他们合

作的方法。迪普勒西斯说，当局“考虑了许多造成人民不满的理由，试图加以解

决，不过这不解决根本问题„„人们就是不想再要种族隔离制度了。归根结底就

是这样。他们不准备再受人压迫了。

”48

从僵局到民主

镇区的僵局反映了南非 20 世纪 80 年代末所出现的更大的僵局。民众动员无

法推翻种族隔离制度，但比勒陀利亚当局的镇压只能把反对运动导入新方向。

1986 年之后，抵抗的中心转移到了黑人劳工运动，尤其是成立于 1985 年 11 月

的工会联合会上面。20 世纪 70 年代建立的非洲人工会，在普通会员中的激进分

子的推动下，开始与市民和学生合作。20 世纪 80 年代末，工会负责调协抗议罢

工，工会领袖也积极参与镇区组织工作。现在由于军队在镇区街道上巡逻，反对

派团体因镇压而停止了工作，因此工厂和工会礼堂成了主要的抵抗场所，罢工成

为民众反对运动的主要媒介。

当局无法遏止所有的抵抗，在对付武装攻击上取得的进展也有限。非国大每

年都加快游击战的步伐。1989 年据报有 281 次攻击行动，而十年前一年只有 13

~ 36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次，而且和以前相比，游击队也开始更多地攻击“软性”

（民用）目标。不过，

虽然控制这些攻击行动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但黑人的暴力行动却无法真正

战胜武装部队。

维护种族隔离制度也带来了间接的成本，尤其是国际孤立这一后果。虽然武

器禁运和联合国主持的体育和文化抵制已经生效了一段时间，但许多西方国家的

政府和公司却不愿对南非采取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20 世纪 80 年代初——镇区

起义、警察屠杀和紧急状态之前——严厉制裁的威胁似乎还很遥远。华盛顿和伦

敦的保守派政府紧抓比勒陀利亚当局不放，将其当作在非洲反对共产主义的护身

符，还天真地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建设性接触”说服执政的国民党改革种族隔离

制度。

现在一切都改变了。南非警察殴打抗议者和装甲运兵车穿过镇区的画面已经

成为西方媒体上常见的内容（直到 1986 年该国全面禁止媒体报导动乱消息为

止）

。对反对派来说，这些严峻的场面为他们请愿要求外国政府扩大制裁创造了

条件。图图大主教宣布说：

“我们在这块土地上面临一大灾难，只有国际社会采

取行动施加压力才能拯救我们。

”49

在华盛顿，民权领袖和著名艺人由于在南非使馆外游行而被逮捕。校园抗议

说服大学把捐赠基金从与南非做生意的公司的股票中撤出来，市政府和州政府的

退休基金也跟进。这场运动发展得极为强大，以至于到了 1985 年，就连罗纳德•

里根总统——他总是提醒人民南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美国的盟国——也发

布行政命令，对南非实施有限的制裁。第二年国会颁布了一条更为严厉的法律（推

翻了里根的否决）

，禁止新增对特定的南非产品的投资、贷款和进口，同时切断

对违反武器禁运的国家的军事援助。同年欧洲共同体也实施了自己的制裁，数十

家美国公司撤出该国，银行也拒绝延续给南非公司的短期贷款。

国际制裁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这是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比勒陀利亚当局和南

非企业找到了许多方法来逃避制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制裁的政治效果并

不只是其经济效果的简单函数。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南非已经经历了十年之久

的经济增长缓慢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人们对政府是否能够扭转局面普遍悲观。制

裁只会加深这种疑虑。50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下，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南非白人得出结论说：既然

种族隔离制度需要镇压，而镇压会带来难以接受的经济损害，那么种族隔离制度

早晚要放弃。国内罗本岛上或者流亡国外的著名反对派领袖也知道，没有一种暴

力方式——无论是武装袭击还是人民起义——能够在不毁灭国家的情况下推翻

政权。双方都认识到暴力摊牌是不能想象的——因此他们必须找到政治解决方

案。

早在 1985 年他们就开始对话了；一群白人企业家飞到赞比亚会见流亡的非

国大要员。后面几年里，白人教士、知识分子、记者等人与非国大进行了更多的

会谈，政府也与仍被关押在罗本岛的纳尔逊•曼德拉进行了秘密会谈。曼德拉既

坚定又具有灵活性：他坚持说，南非黑人只接受多数统治，但白人统治的结束并

不意味着黑人至上主义，在民主的南非，白人也能得到稳固的地位。这些接触都

显示，有些白人领袖能够想象一种没有种族隔离制度的未来，也有些黑人领袖致

力于消灭种族主义。多年来的互不妥协并没有使双方变得智力低下。

八十年代末，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也给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提供了推

动力。1989 年，东欧人民涌上各个城市街头，东欧一个又一个的共产党政权在

非暴力力量的热量下融化。在莫斯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正在取消给全世界

~ 37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自封的革命派的补贴，多年以来它们全靠苏联的津贴才得以生存。几乎是一眨眼

的工夫，冷战和“共产主义威胁”的概念都消失了。南非政府不能再自称为非国

大所面对的抵抗由莫斯科指挥的颠覆势力的最后防线。51

1989 年 2 月成为国民党领袖，同年 8 月成为南非总统的的弗雷德里克•威廉

•德克勒克（Frederick Wilhelm de Klerk）认识到：只要种族隔离制度继续存

在，情况就不会有真正的改变，政府的立场也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

此外，如果他等的时间太长，就可能会失去与曼德拉等老一代非国大领袖打交道

的机会，他们似乎比年轻同志更愿意和解。1989 年最后几个月里，当局开始给

反对派以喘息的空间，不再破坏非暴力抗议。十月，包括沃尔特•西苏鲁在内的

七名非国大领袖获释。12 月 13 日，德克勒克会见曼德拉。

两个月后，新总统在南非国会召开时说道：

“协商的时刻已经到来。

”政府将

解除对非国大和联合民主阵线等主要反对派团体的禁令；释放政治犯并允许流亡

者回国；还将结束紧急状态和对媒体的限制。政府承认种族隔离法规是和平协议

的“障碍”

。2 月 11 日，纳尔逊•曼德拉走出监狱，在入狱二十七年后终于获得

自由。52

不久之后，政府废除了仍然存在的主要种族隔离法律，非国大也正式开始在

南非开展活动，并从地下组织转型为群众性政党。就南非的未来进行正式协商的

工作始于 1991 年底，但各方花了两年时间才达成协议。民主选举预定于 1994

年四月举行，一个种族平等的新国会将负责起草新宪法。新宪法批准之前，南非

将受临时宪法统治，临时宪法规定班图家园将并入国土，个人权利必须得到保障，

少数派政党将在中央内阁中拥有席位。多亏了这个协议，居于少数地位的白人才

不会在多数统治到来的时候完全被排除于权力之外。

这个非凡的协议，这个昔日的敌人相互妥协的结果，用实例说明了不依靠暴

力手段所能做成的事。不过与南非许多令人悲伤但又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一样，

这一协议是在野蛮行为——主要是由那些估计自己在民主转型之中会有所损失

的人煽动的——无处不在的背景之下敲定的。右翼白人对反对派领袖实施炸弹袭

击和暗杀。曼戈苏•布特莱齐酋长（Chief Mangosuthu Buthelezi）和他领导的

英卡塔自由党（Inkatha Freedom Party）决定抵抗将夸祖鲁（KwaZulu）家园并

入统一的南非国，因此在纳塔尔省和威特沃特斯兰德（Witwatersrand）与非国

大的拥护者展开战斗。数千人死亡。就好象暴力不愿不发一枪就让位于民主一样。

德克勒克和曼德拉没有让这一切阻碍他们所取得的进展。1994 年 4 月 26 日

至 29 日的选举中，非国大赢得了超过 60%的选票，但国民党和英卡塔自由党（该

党直到最后一刻才同意参加选举）所赢得的选票也足够在政府中拥有一席之地。

国会选举纳尔逊•曼德拉为南非总统，他于 5 月 10 日宣誓就职时郑重宣告：

“这

块美丽的国土上永永远远不会再有人压迫人的现象了。”地球上最后一座种族主

义堡垒消失了。53

==================================

给南非带来真正的民主的政治和解，不是黑人反对派单方面的胜利果实，而

是来自反对派和政府双方的领袖都知道通过武力来获取胜利是不可能的。反对派

开始认识到自己所掌握的暴力绝对无法推翻政权，而在镇区的各个街角与抗议

者、市民运动组织者和委员会战斗多年的政权也知道自己无法消灭反对派。

非暴力制裁是结束旧秩序的一连串事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旷工、罢工和抵

~ 38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制行动给白人企业主和雇主施加了压力，削弱了白人维持现状的意愿。抗租使镇

理事会的资金流失，街道委员会取代了其职能。面对这些多种多样的挑战，政权

用公开的武力来加以应对。镇压制服了市民运动和委员会，但使政权失去了避免

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的一切机会。非暴力的力量没有亲自为白人统治拉上帷幕，

但它使政权丧失了信誉，破坏了政权在各种反对力量面前捍卫种族隔离制度的战

略。

纳尔逊•曼德拉被种族隔离政权监禁之前，

曾在 1964 年 4 月的审判中争辩道，

南非黑人五十年来的非暴力行动没有为自己争取到权利，反而使镇压更加严厉。

他说他的追随者对非暴力的政策失去了信心，因此犹豫不决地转向了恐怖主义。

由于政府施暴时毫不手软，因此他得出结论说：

“既然暴力在这个国家是不可避

免的，那么在政府用武力来回答我们的和平要求时，非洲人领袖继续鼓吹和平和

非暴力就是不现实和错误的。

”54

曼德拉是对的：鼓吹和平不是赢得战斗的策略。但是曼德拉如果认为非暴力

行动是力量的对立面，他就错了——非暴力事实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力量。对非暴

力手段的原则性偏好本身并不能给这种手段以力量，为了避免使用暴力而采取非

暴力行动也不会使这一行动取得成功。真正有效的方法、纳尔逊•曼德拉就上半

个世纪的斗争发表告别宣言的二十年之后在南非产生了效果的方法，是发起一场

运动，使专制统治者无法控制人们所居住的社区中的生活，以及使统治者无法得

到所需的国内外的支持。身为非国大地下组织成员的珍妮特•切里（ Janet Cherry）解释说：

“尽管非国大对武装斗争有很多说辞，但事实上是联合民主阵

线在群众组织中的活动给南非带来了改变。

”55

二十世纪非暴力斗争的遗产深入许多国家的历史，但许多实质性的思想和战

略最初是在南非，在一个印度律师的思想和行动中生根发芽的，他在世纪之初就

感到了勒在自己背上的偏执的皮带。这样一种说法再恰当不过了：甘地在回国支

持自己国家的事业之前在南非所开展的抗争，最终将在这个世纪结束之前，为这

块土地上所有有色人种赢得胜利——而且这场胜利部分是通过他所开创的罢工、

抵制等手段赢得的。

德斯蒙德•图图总结说：

“我想看到这种情况的人可能会说，武力是最危险的

东西，独裁者和暴君会害怕武力。但事实并非如此——人民想要自由的决心才是

独裁者最害怕的。一旦他们下定决心，就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他们。

”56

~ 39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第十章

菲律宾：恢复民主体制

“尼诺伊，你并不孤单”

贵宾廊里挤满了他的家人和朋友：他的七十二岁的妈妈，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姻

亲和一些亲密的朋友，另有 20,000 名菲律宾人在马尼拉机场的外面等着。当搭

载着贝尼尼诺（

“尼诺伊”

） 阿基诺（Benigno (“Ninoy”) Aquino）的飞机着

陆后在跑道上滑行时，大约 1,200 名武装士兵和国家警察也包围了机场大楼。这

是 1983 年 8 月一个星期天的清晨，在美国生活了三年之后，菲律宾威权政府的

主要对手从外国流亡地回家了。

在踏上他的最后一段旅程-从台北到马尼拉的一个小时飞行路程-之前，他给在马

萨诸塞州的妻子科拉松（Corazon）打电话。克莉·阿基诺（Cory Aquino）听说

她丈夫的主要对手陆军少将和菲律宾总参谋长费比安·沃尔会试图阻止阿基诺入

境并迫使飞机将他送回台湾。费迪南德·马科斯总统的政府不喜欢阿基诺是有理

由的。作为菲律宾参议院的议员，在马科斯于 1973 年实施戒严之前，他一直是

反对派的领袖人物。在乘飞机到美国治病之前，阿基诺被关押了七年，他也逐渐

成为菲律宾人渴望公平与正义的化身，而马科斯对公平正义只是口头上说得天花

乱坠，却很少认真对待它。

在他那天在马尼拉着陆之前不久，阿基诺进到飞机上的盥洗室中，在他的白衬衫

和狩猎式夹克的下面穿上防弹背心。他得到警告说，他的生命会有危险，而他看

起来甚至渴望成为烈士，那时，在他离开之前的那个夜晚的告别聚会上，他告诉

人们，

“按照甘地的说法，无辜之人自愿的牺牲是对蛮横无礼的暴政的最有力的

回答。

”在中途停留于洛杉矶时，他到访过大使酒店（Ambassador Hotel）

，并告

诉一位熟人，他可能会被枪击而死，就像罗伯特·肯尼迪在那个酒店的厨房被暗

杀那样。1

当飞机抵达门口的停机坪时，士兵们从航空警戒车中冲了出来，将飞机包围住，

而且重型机枪随时待命。三名警察登上飞机，找到阿基诺，护送他到了门口。在

他们踏上封闭的出口匝道之后，一位警察堵住了大门，拦住一名电视摄影师和多

位新闻记者。阿基诺被强推着穿过一个侧门，走下旋梯，进入机场的跑道。在几

秒钟之内，枪声响了一下，接着是一连串的射击声。当其他乘客露面时，尼诺伊·阿

基诺正脸朝下并且双臂伸开着躺在水泥地面上，受到了致命的创伤。附近躺着另

一个布满子弹的尸体，这人后来被确认为罗纳尔多·格尔曼（Ronaldo Galman）

，

他被指控犯下了上述罪行。

全世界都传遍了这一杀人的消息，不过这消息却没有在菲律宾传播开来。马科斯

控制的出版机构、广播和电视根本没有提及此事。只有罗马天主教会一家地方性

的广播电台“真理广播”

（Radio Veritas）哀伤地报道了阿基诺被暗杀的消息。

~ 40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在经过多次的广播之后，它引发了公众雪崩般的哀伤情绪和自发的示威活动。两

天来，川流不息的哀悼者列队走过阿基诺位于大马尼拉地区奎仁市（Quezon City）的住宅的客厅，表达他们的敬意。奥罗拉·阿基诺（Aurora Aquino）命

令人们将她的儿子不着葬礼妆地放在那里，并让他穿着他的血迹斑斑的衣服。

一天早晨，阿基诺的妈妈在黎明之前醒来，发现有几个人正沿着客厅里的棺椁慢

慢地走着。

“我走上前去，说道：

‘你们来的太早了。

’他们说他们是出租车司机。

他们必须在早上 6 点钟开始工作，而这是他们能够排队表达敬意的唯一时间。后

来，携带着大篮子的女士们进来了--她们是鱼贩子...下午，我看到佐贝尔家里

的人【佐贝尔是一个富裕的家族】以及马卡提的商人们...富人和穷人都来看尼

诺伊了。

”当看到在时代大道上等待的长长的哀悼者队伍时，一位国会议员说道：

“对我而言，所有的掩盖努力-广播上不提此事，而此时世界上的媒体充满了关

于所发生之事的消息-就是大马尼拉地区的人们之所以倾巢而出的一个重要原

因...他们无法获知这一消息，于是，他们亲自过去看看...他们真的感到愤怒、

厌恶和愤慨了。

”2

大主教吉姆·辛在桑托·多明戈教会（Santo Domingo Church）主持了一个庄重

的葬礼弥散仪式，称赞阿基诺为民主事业而献身的事迹。仪式过后，扶灵者将棺

材架放在平板卡车上，卡车穿过成千上万的民众驶到桑托斯大道上-它是马尼拉

最宽且最长的通衢大道。民众人数暴增到将近 200 万人，许多人等了数个小时，

以瞻仰行进的葬礼队伍。葬礼队伍缓缓地走过十八公里（十一英里）的路程，到

了纪念公园的一个安葬地。大街上飘满了标语：

“为所有政治压迫和军人恐怖主

义的受害者寻找正义！

”

“反抗政治压迫。

”

其中最大的一场示威发生于俯瞰马尼拉湾的一个公园之内。公园里有一个雕像，

用以纪念何塞·里兹尔（Jose Rizal）-他是十九世纪为菲律宾独立于西班牙而

战的斗士。尼诺伊·阿基诺曾说道：

“如果他们射杀我，他们会让我变成一个英

雄。

”

“如果西班牙人没有将里兹尔带回来并杀死他，他的结局会如何呢？仅仅是像我

一样的另一个流亡者而已，直到生命的终结。”现在，几十万名马尼拉人在雨中

站在里兹尔的雕像以及尼诺伊·阿基诺的棺椁前，高举着拳头，并以拇指和食指

构成 L 的形状，以象征阿基诺的政党“国家力量”

（缩写为 LABAN，该词的意思

是“斗争”

）

。有些哀悼者以当地的塔加拉族语喊道：

“尼诺伊，你并不孤单。

”3

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被当地的电视台报道，广播报道仅限于真理广播电台。除了一

家报纸登载了一张哀悼者的照片-这位哀悼者在葬礼进行中被雷电击中，有失去

生命的危险，报纸也都默不做声。仅此而已。

“法老、国王、皇帝、君主、元首”

在俄罗斯人于 1905 年游行到圣彼得堡的冬宫之后仅仅两年，以及大约莫罕达

斯·甘地在南非将印度人组织起来的同时，菲律宾人首次在选举中投票。这些选

举都是在美国的支持下举行的-美国在 1898 年与西班牙的战争之后占领了菲律

~ 41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宾。菲律宾人被赋予一定的自治权，但并不享有充分的民主；民众中只有一小部

分人有投票资格。直到 1935 年，才有首位民选总统就职，那时，该国获得了自

治政区的地位（commonwealth status）

。在二战后的 1947 年，菲律宾获得了完

全的独立，并且选举权快速扩大。

两年之后，议员之子、年轻的费迪南德·马科斯开始了其政治生涯。尽管他刚三

十出头，他已经登上报纸的头条，被指控谋杀了他父亲的一位政治对手，但后来

被判无罪。1950 年代，部分是由于他作为战时抵抗领袖的英勇行为，部分是由

于他对建立恩宠关系以及联盟关系-这些都是菲律宾政治生活的特色-的熟稔，他

迅速崛起为一位全国性的人物。4

在赢得了改革者的名声之后，马科斯在 1965 年当选为总统，他承诺与遍布政治

生活的腐败行为做斗争，并推行土地改革，以减少该国巨大的贫富差距。不过，

他将大部门精力以及该国的大多数资源都投入到建设道路、桥梁和港口的工作之

中，在此过程中累积起巨额的赤字。他在 1969 年再次获胜当选-他是首位再次当

选的菲律宾总统，不过，这是在花费了大量的公帑收买选票之后才做到的。与选

举有关的凶杀案也急剧攀升。在马科斯获胜之后，《菲律宾自由新闻报》宣称：

“自 1949 年以来，所有的选举都没有像刚过去的选举那样激起更大的指责欺诈

和恐怖主义的声浪。

”5

由于对选举中的不当做法以及马科斯坚决支持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的做法感到愤

怒，学生们走上马尼拉的街头，展开有时带有暴力的大型示威。与此同时，内陆

地区的共产党人反叛活动加剧了不稳定感。总统也成为来自温和反对者的激烈批

评的靶子。马科斯非但没有向他的批评者做出交代，反而采取措施让他们沉默下

来。1972 年 9 月，在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在西班牙在南半球的另一个前殖民地

推翻民选政府之前不到一年，马科斯实施了戒严。他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终止

该国将总统任期限定为两届的宪法，废除副总统这一职务，关闭报纸，接管商业

性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压制公开集会的权利，中止人身保护令，并开始以捏造

的叛乱罪名逮捕政治上的对手。一个根据宪法当选的总统已将自己改造成一位独

裁者。6

当马科斯以玩偶式的一院制国民大会-主导它的是马科斯的政党“新社会运动”

（KBL）-取代两院制国会时，民主体制的捍卫者-人数不多的民选政治人物-莫可

奈何地注视着这一切。几十年来，菲律宾人一直在学校学习以美国为模板的民主

体制，对于他们来说，这不会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事，而且马科斯利用他所赢得的

权力的方式也疏远了很多人。

马科斯总统的夫人伊梅尔达是前选美小姐，于 1975 年被他任命为大马尼拉的省

长，后来又被任命为内阁部长。对于他们来说，牢牢掌握政治控制权是大致进一

步目标的手段：让他们作为世界上的权势夫妇而大放异彩，发出比胡安和艾薇

塔·庇隆夫妇所能想象的更为艳丽的光芒，即便那种光芒俗不可耐。总统坚持在

菲律宾的所有重大商业交易中都抽份子，这对夫妇的个人财富急剧膨胀到至少

50 亿美元以上。伊梅尔达让他们的形象嵌入总统府的一个巨型壁画之中，把他

们刻画为马来版的亚当和夏娃，而且她花费时间和精力做这样的事：预先确定让

~ 42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马尼拉举办默罕默德·阿里与乔伊·弗雷泽尔的拳击锦标赛以及世界选美大赛。

马科斯则为自己竖起巨大的半身像，它们分别俯瞰着高尔夫球场和高速公路，并

且都以他命名。自我荣耀成为总统行动的主旋律。7

当戒严法实施时，贝尼尼诺·阿基诺已经成为自由党在菲律宾参议院直言无讳的

领导人，很快，他就被指控在一场集会上引爆一颗炸弹，杀死了几个人，并因此

被逮捕。阿基诺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他正参加其教女（god daughter）的婚

前欢庆会，不过，他以谋杀的罪名被指控，并被关押起来，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

被单独禁闭了几个月。阿基诺在博尼费斯城堡的监狱牢房中写道，当局复辟了“有

史以来最为原始的社会-这是一个由一人进行绝对统治的社会，而这个人在不同

的时期分别被称为法老、国王、皇帝、君主、元首、领袖、首领、主席或者总统。

”

8

针对马科斯的民间反对活动在继续，不过，占据新闻头条的是当局的采取暴力手

段的对手。共产党人在二战期间领导了反对日本人的农民反叛活动，并在战后时

代领导了反对菲律宾地主的反叛活动。他们在 1960 年代晚期重新对政府发起游

击攻势。在戒严法实施之后，他们的新人民军力量增强，并且一度被认为控制住

了该国将近四分之三的农村省份。除此之外，当局还要面对南部穆斯林分离分子

的武装挑战。在阿拉伯石油生产国的压力之下，马科斯试图通过谈判，同意赋予

地方自主权，以结束冲突，不过他从未履行他的承诺，并无法平息叛乱。9

在马科斯扼杀民主时，这种来自共产党人和穆斯林好战分子的挑战威胁让美国的

那些被冷战所困扰的政策制定者们轻易地就忽视了马科斯的作为。另外，美国在

路仁（Luzon）西部苏比克湾的巨型海军基地以及马尼拉北部、离马尼拉只有一

个小时车程的克拉克基地（Clark Field）的大型轰炸机编队是美国在太平洋地

区军力的枢纽，它们因此就成为华盛顿想要在菲律宾保持稳定的理由。通过在

1970 年代初期渲染共产党人接管该国的危险，马科斯赢得了理查德·尼克松总

统对戒严的坚定支持；在接下来的四年中，美国的军事援助增加了一倍多。10

美国商界也将马科斯视为朋友。菲律宾吸引了相当多的美国投资，美国商会欢迎

马科斯否决最高法院会危及外国企业财产权的裁决的做法。菲律宾横跨南中国

海，而从印度尼西亚和其他石油生产国出发到日本的运油船要经过南中国海，因

此该国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于是外国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进来。因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以及美国银行的巨额注资而形成的债务在戒严期间从

1972 年的 27 亿美元增加到 1977 年的 107 亿美元。11

与此同时，菲律宾的许多异议人士在监牢中备受煎熬。根据大赦国际 1977 年的

一份报告，在 1972 年 9 月到 1977 年 2 月之间，60,000 名政治犯被逮捕，酷刑

是对待嫌疑犯的普遍手段。在吉米·卡特就任美国总统之后，马科斯一度释放了

3,000 名犯人。不过，最著名的犯人-尼诺伊·阿基诺-依旧在坐牢。

“培育公民不服从的力量”

~ 43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1978 年，马科斯举行了一次选举，以帮助维持民主的假象。贝尼尼诺·阿基诺

在他的监牢中创立了“国家力量党”

，并缺席参加国民大会的选举。由于知道选

举会受到操纵，以利于新社会运动党的候选人，国家力量党发布了一封连环信件，

呼吁在选举日前夜发动噪音攻势。到了指定的时间，马尼拉人吹响号角，敲着锅

碗瓢盆，并大声呼叫，让喧闹的场面一直持续到午夜--正如五年之后，智利人在

他们反对皮诺切特政权的首次全国性抗议日所做的那样。然而，选举结果显示，

马科斯有能力控制投票进程。十三个省份中的七个省份报告新社会运动党获得全

胜。只有一个省--中维萨亚斯省（Central Visayas）--报告反对派获得多数票。

在国家力量党势力最雄厚的大马尼拉地区，反对派的得票百分比据信总共只有

31%，而新社会运动党的得票率为 69%。12

灰心失望的非共产党人反对派转向了对抗。商人埃杜阿多·奥拉古尔（Eduardo Olaguer）在流亡的反对派人士的帮助下创设了“公共正义工程”

，以此作为“培

育公民不服从的力量，动摇独裁政权的力量，以及组织民众为自由进行最后的努

力的力量”--它似乎赞成一种非暴力的战略。可是，对 1978 年的噪音攻势感到

印象深刻的奥拉古尔团队认为，那些敲击锅碗瓢盆的民众能够被说服发动叛乱。

这群人鼓动起纵火行为，摧毁了一座政府大楼、几家宾馆和马尼拉湾上的一个浮

动的赌博船。

（政府控制了所有的赌场，马科斯将赌场当作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

用于恩宠关系和贿赂。）不过，大火没能在马科斯所控制的媒体中得到任何的报

道，而“培育公民不服从的力量”的参与者却被捕了。13

在被关押七年之后，尼诺伊·阿基诺被一个马科斯任命的法庭判定犯有谋杀罪，

并被处以死刑。不过，当阿基诺于 1980 年被诊断患有心脏病时，美国国务院进

行了干预。马科斯中止了死刑的执行，并允许他离开菲律宾到德克萨斯州的休斯

顿市接受手术治疗。在他复原之后，阿基诺及其家人留在了美国。他在美国获得

奖学金，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学习。

阿基诺从国外与激进的四月六日解放运动联系起来，后者是一个以马尼拉为中心

的团体，其名称是发动噪音攻势的日子。他在纽约的亚洲协会的一次演讲中披露：

“我获知了这样的计划：发动大规模的城市游击战，借此炸毁大楼并暗杀总统的

腐败的亲信人员和内阁成员。

”在阿基诺讲演之后的三周时间内，马尼拉发生了

九次爆炸事故，爆炸造成的损害不大，伤及两人。14

四月六日解放运动还会做出更多的举动。在几个月之后的十月份，它向到马尼拉

参加美国旅行社协会大会的代表发出信函，警告说：

“菲律宾人的革命开始了，

”

外国人“可能会被殃及池鱼。

”在马科斯承诺提高安全戒备之后，该协会按计划

在马尼拉市的会议中心开会。总统本人去迎接代表，向他们保证他们是安全的，

不过，四月六日解放运动的一位活跃分子渗透进旅游部的队伍，安置了一颗炸弹，

在马科斯发表讲话之后几分钟，这颗炸弹就爆炸了。他没有受伤，不过，十一位

代表、一位菲律宾歌手和其他六人受伤了。15

爆炸事件没能引发民众的叛乱行动，尽管马科斯开始以他的妻子为中介与阿基诺

展开对话。在快到 1980 年底时，在与伊梅尔达于纽约举行的一场历时四个小时

的会谈中，阿基诺要求解除戒严并举行公正的选举。当他于 1981 年 1 月解除戒

~ 44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严并确定总统选举的日期时，马科斯似乎认可了这些要求。不过，这种做法的表

面作态大于实际的内容。戒严的终结最后变成了一个形式，总统的行政权力依然

基本上保持不变，而对候选人最低年龄的限制被定在五十岁，这样就阻止了阿基

诺的参选，因为他只有四十八岁。由于认定选举会受到操控，一个反对派联盟决

定抵制 1981 年 6 月的选举，而马科斯宣称以 88%的得票率赢得了这场选举。16

阿基诺一直不断地抨击马科斯，不过，在看过理查德·安腾巴罗（ Richard Attenborough）的电影《甘地》之后，他反思了他的战略。（在监狱之时，他已

经熟悉了甘地的作品。）在他返回菲律宾的路途中，在离开波士顿之前，他告诉

一位记者，他回去是为了“加入那些以非暴力争取恢复我们的权利和自由的战斗

队伍。

”阿基诺甚至表示，如果民主体制得以恢复，他愿意与马科斯和解。他说

他希望诉诸于总统的“善良的一面”

（后者一度是他在一个兄弟会中的弟兄）

，并

建议成立看守政府，以监督执行“自由和诚实的选举。”不过，阿基诺坚持，马

科斯必须首先下台。17

几位友人提醒阿基诺要继续留在美国，可是，当国防部长胡安·庞斯·恩里尔（Juan Ponce Enrile）警告可能会有暗杀图谋时，阿基诺只是将他的抵达时间推迟了两

个星期。前参议员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Francisco Rodrigo）回忆说，到 1983

年夏季时，人们就将尼诺伊称为“牛排突击队”了，当他的国人在受苦之际，他

却在美国逍遥自在。

“我们需要他加入到我们的事业中来，

”因为民主反对派的力

量似乎在削弱。罗德里格说：

“人们正中途退出，并且正变得激进起来。

”

“马科

斯想要让我们变得激进，以便能告诉美国人说：

‘你们不喜欢我？你们的其他选

择是什么？共产主义。我可能是个私生子，但我是你唯一的私生子。'而且共产

党人也想让我们变得激进。他们知道民众对马科斯感到愤怒。他们希望制造一种

假象：只有新人民军才能成功地将马科斯赶下台。我们正试图提供一种与他们不

同的现实选择...我觉得尼诺伊必须回来。

”18

彩色纸屑、资本和审判

贝尼尼诺·阿基诺在机场被谋杀的事件激怒了公众，刺激起反对派的活力，并破

坏了马科斯与华盛顿的关系。葬礼本身就标志着反对独裁政权的长期公民不服从

运动的开始，因为有无数的示威活动在大马尼拉地区举行。马凯提是菲律宾现代

化的金融中心。1983 年的秋季和冬季，在马凯提的中心地区，每周都有黄色的

纸屑从沿着阿亚拉大道（Ayala Avenue）的摩天办公大楼的窗户中源源不断地飘

落下来。

（黄色被确定为阿基诺所开展的运动的象征性颜色。

）

企业界感到了不安的气息，公司与富有的菲律宾人从大银行中抽走大约 5 亿美元

的资金，将他们的钱存在美国、瑞士和香港。随后，这迫使菲律宾比索贬值，并

促使外债进一步上升，仅在 1983 年 10 月就增加了 60 亿美元。曾于 1980 年辞去

政府职务的马科斯的信息部长说：

“政府抱怨说，游行和纷飞的纸屑正引发资本

外逃，并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该国的债权银行感到恐惧。商业活动

戛然而止了...”19

~ 45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以前无动于衷的商业领袖现在要求对阿基诺被谋杀的事件进行快速公正的调查，

明确总统的接班人选，举行公正诚实的选举，改革选举委员会，并实现媒体的自

由。作为回应，马科斯恢复了副总统的职位，将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最低年龄

限制从五十岁降为四十岁，为政府所控制的选举委员会任命新的理事会成员，并

承认全国民众自由选举运动。

暗杀事件之后的许多示威活动都是由前参议员何塞·迪奥科诺（Jose Diokno）

组织的。迪奥科诺曾于 1972 年与尼诺伊·阿基诺一起被捕，并且在他两年刑期

的很多时间里，他都被单独关禁闭。迪奥科诺现在成立了一个名为“为阿基诺争

取正义，为所有人争取正义”的组织（简称争取正义组织）

，并促成被谋杀的参

议员的弟弟、身为演员的阿加皮托（

“巴茨”

）·阿基诺以及富裕的商人们提供资

金资助。

大部分公开示威都是和平的，不过，1983 年 9 月 21 日--也即宣布实行戒严的十

一周年纪念日--的那次示威引发了严重的骚乱。科拉松·阿基诺在马拉坎南宫

（Malacanang Palace）附近宣布集会开始--马拉坎南宫是一个有围墙的建筑群，

里面有种植园风格的建筑物，一百多年以来，它一直是马尼拉政府的所在地。

15,000 名民众冲突封锁，游行到帕斯格河（Pasig River）上的门蒂奥拉大桥

（Mendiola Bridge）

，不过在那里却遇到由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员、防暴警察

和消防人员组成的坚固防线。突然，当局队伍中的炸弹炸死了两位消防人员。陆

战队员们发起冲锋，向示威者开枪射击。接下来的骚乱行动让十一人失去生命，

几百人受伤，并引发了整个大马尼拉地区的冲突和劫掠行为。20

几个月之后，反对派更多地坚守住了非暴力的原则。1984 年 7 月，巴茨·阿基

诺和自由党的一位资深领袖人物聚拢了 20,000 名示威者，他们占据了半个门蒂

奥拉大桥。两个月之后，在一个“全国哀悼日，

”成千上万的人向大桥的方向游

行，而大桥现在却被带刺铁丝网拦住了。大约 3,000 名示威者举行了烛光晚会活

动，并在那里过夜。第二天早晨，当他们拒绝离开时，警察用催泪弹和水枪将他

们驱散。

为了试图压制住抗议的浪潮，马科斯命令科拉松·朱利艾诺·阿加拉瓦（Corazon Juliano Agrava）-他是一位退休的最高法院法官-和一个蓝丝带民众小组对阿基

诺被谋杀事件展开正式的调查。调查持续了将近一年，调查人员一致同意，在阿

基诺走下楼梯的时候，他被后面的子弹击中。不过，枪击者并非罗纳尔多·格尔

曼（Ronaldo Galman）--事实证明，他是军队组建的针对共产党人的恐怖行动团

体的成员。调查人员认为，格尔曼的被杀是掩盖真相的努力的一部分。

1984 年底，阿加拉瓦告诉马科斯，航空安全指挥部的前首脑以及他的六位同事

策划了暗杀事件，不过，由其他委员会成员在一天之后提交的多数人的报告却说，

军队参谋长维尔（Ver）少将以及几位将军、上校、营长和低阶军官合谋杀死了

阿基诺，并在枪击事件之前和之后掩盖真相。维尔的军队参谋长职务已被取代（这

事是在华盛顿的压力之下发生的，因为华盛顿对镇压共产党人反叛行动的进展感

到不满）

。现在，马科斯将他以及二十四位军官和一名文职官员送上了审判台。

~ 46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除了努力让杀死阿基诺的人得到正义的审判之外，反对派还集中关注 1984 年的

国民大会选举，以此作为削弱政府力量的机会。菲律宾人民大会--一个由 150

位政治人物、企业领袖、教会管理者和共产党人组成的团体--开会制订了一项共

同的战略。共产党的新人民军利用他们更为卓越的组织技巧和代表人数的优势，

迫使通过一项决议，呼吁反对派抵制选举，除非当局释放所有的政治犯，赋予国

民大会充分的权力，保证举行自由公开的选举，并废除《预防性羁押法》--该法

允许任意的长期关押。21

没有人认为马科斯会答应这些条件，可是，也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放弃在选票站挑

战当局的机会。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马科斯会利用其惯常的组合手段：威吓、

买票和欺诈。不过，不放弃选举的理由也很充分。抵制会让马科斯更加容易得手，

因为这使得他在无需明目张胆地操控投票的情况下就能获得大胜。如果他的对手

能够发起一场有力的战斗，他们就至少能迫使这位独裁者暴露其真实面目，并采

取会进一步侵蚀其合法性的行动。最终，就是这一战略将马科斯拉下了马。22

萨尔瓦多·劳雷尔（Salvador Laurel）是民主行动联合组织的领导人，而民主

行动联合组织是几个温和党派的联盟机构。他宣布他们不会抵制选举，随后，克

莉·阿基诺和她兄弟的政党（菲律宾民主党-国家力量）跟进。因此，他们投入

了选战，也许，选战中最为至关重要的战斗力量是全国自由选举运动。被马科斯

当作程序性装饰而获得批准的全国自由选举运动成了反对派的工具，他们借此让

选举变成挑战马科斯统治的一种有力手段。

有关全国自由选举运动的最初构想形成于 1951 年，当时这被当作由中央情报局

支持的清理选举程序的一种努力。这种构想于 1983 年被一群商人、宗教领袖、

家庭主妇和专业人士-其领头者是与辛大主教有联系的面粉厂厂主-重新提了出

来。他们确信，总统绝不会主动地离职，而且他们担心，只要他保有权位，共产

党的新人民军就会持续吸引支持者加入，暴力革命就可能会抢了非暴力运动的风

头。只有通过恢复选举的一定程度的公正性，他们才能提出一种替代武装反抗的

办法--而现在马科斯就是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机会。23

全国自由选举运动的 200,000 名志愿者--其中很多人是修女（她们很快就赢得

“全国自由选举运动海军陆战队员”的昵称）--的工作是监督投票。全国自由选

举运动和选举委员会将从各选区获得同样的计票单，但它们会各自进行计票。尽

管共产党人、争取正义组织和另一政党的一个派系抵制了选举，90%的选民投票

率算是非常高了。总体而言，新社会运动党在 70%以上的选举竞争中宣布获胜。

可是，在有全国自由选举运动人员工作的比科尔省（Bicol Province）

，马科斯

的对手获得了 65%以上的选票；在南泰格罗格（Southern Tagalog）省赢得 60%

多的选票。在全国自由选举运动工作人员不多或者不在场的省份，新社会运动党

赢得了所有的选举，这对反对派是一个重要的教训。不过，1984 年的选举竞争

带来了一些真正的好处：在选举之前，新社会运动党在国民大会中控制了大约

90%的席位；在此之后，它控制了大约 70%的席位。24

“圣女贞德”

~ 47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下次总统选举将在 1987 年 12 月举行，不过，由于感觉到美国的支持在减弱，马

科斯于 1985 年 11 月在美国的大卫·布瑞克里（David Brinkley）每周公共事务

电视节目中宣布了提前举行选举的计划。因为他相信自己能够轻易取胜，并想借

此向疑虑重重的美国人证明其对民主的诚意，马科斯将选举日期定在了三个月之

后。马科斯还意识到，反对派处于分裂状态，可能会提出一名以上的候选人，因

此会分散反对他的投票。然而，这一声明还是激发了反对派的情绪。科拉松·阿

基诺同意担任联合阵线的领导职务，如果能够收集到一百万份签名的话。全国各

地的志愿者迅速达到 120 万人。将反对派真的团结起来则是另一回事了。

五个月之前，民主行动联合组织的萨尔瓦多·劳雷尔声明他会参选。当 12 月 11

日这一报名截止日期临近时，辛大主教出来进行调停。

“我认为你会获胜，

”他告

诉克莉·阿基诺说。

“最重要的是，你是女人，失败对马科斯来说是一件丢人的

事。不过，击打强者是上帝工作的方式。你是圣女贞德。

”过了一天，辛大主教

与劳雷尔接触。“哎呀，你并不是特别有吸引力，

”他直截了当地说道。

“克莉比

你更有吸引力，而且如果你参选的话，你就会输掉。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团结

起来。

”劳雷尔最后表示同意，在上述截止日期之前几个小时之内，科拉松·阿

基诺和萨尔瓦多·劳雷尔作为一组候选人报名参选总统和副总统，而这一搭档联

合了科拉松·阿基诺的街头支持者和劳雷尔的传统的政治组织者和党务活动人

士。25

竞选的焦点落在了这位有时显得害羞并且信仰非常虔诚的寡妇身上，她的主要吸

引人的地方在于她的魅力和真诚。不过，科拉松·阿基诺也并非她表面上看起来

的那种简单、缺乏政治经验的家庭妇女。她出生在菲律宾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在

马尼拉和美国的天主教学校受教育。她与阿基诺的婚姻让菲律宾的两个最有影响

力的家族形成牢固的联盟，以此为尼诺伊的政治生涯提供支持。在她的丈夫于

1973 年被捕之后，克莉接管了她家族的房地产和金融帝国。在她自己的竞选活

动中，她回避政策议题，比如经济和农业改革的失败，而是从个人的立场谈论她

如何想要对民众开放马拉坎南宫，并谈及尼诺伊·阿基诺被监禁的岁月以及他被

暗杀的残酷事件。听众们专心致志地倾听她的谈话，许多人哭泣流泪了。很快，

她就被称为“菲律宾政治生活中的诺拉·安诺尔（Nora Aunor）

”--诺拉·安诺

尔是该国最受欢迎的电影明星。26

与此同时，在经过七个月富有争议的审讯程序之后，就在选举前的两个月，杀害

尼诺伊的凶手案中的所有二十五名被告都于 1985 年 12 月 2 日被判无罪。马科斯

立即重新任命维尔为军队参谋长。几乎在转瞬之间，马尼拉的街头爆发了示威活

动。这次还爆发了总罢工，主要在农村省份。民众对当局的怒气加倍增加，这为

反对派提供了进一步的动力。27

负责管理阿基诺-劳雷尔的竞选活动的是一位有经验的前参议员，他的充满激情

的竞选委员会--成员包括巴茨·阿基诺和曾为尼诺伊之朋友和支持者的反对派人

物--为这对候选人组织起活泼有力的大型集会，而克莉坐着一位大商人捐助的私

人飞机在菲律宾群岛上飞来飞去，参加这种集会。1986 年 1 月，在竞选活动进

行到一半时，法新社估计，二十四个省份和城市中的集会吸引了 355,000 名参与

者。在选举之前三天的 2 月 4 日，在马尼拉路内塔公园（Luneta Park）的一场

~ 48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集会上，反对派的竞选活动达到了高潮。在那里，一百万名男子、女士和孩童为

克莉·阿基诺要求变革的呼吁而欢呼。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马科斯的竞选活动粗糙，让人沮丧。首先，他选择让一位年

迈的过时政客作为他的竞选伙伴，而这与他的华盛顿盟友所期望的强势继承人恰

好相反。在竞选活动中，他显得疲惫不堪，软弱无力，只与 8 个省份的 88,000

多名菲律宾人谈过话。接着，在选举之前的几周时间里，不受国内出版限制的外

国媒体披露了几件有关总统的事，两家菲律宾报纸转载了这些报道。《华尔街日

报》引述一位流亡商人的话说，在价值达几百万美元的交易中，他与其他人“成

了马科斯的挂名人”

。

《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军队称马科斯的下述说话是“荒

谬的”

：他在路仁领导了反对日本人的卓越的游击队伍。

《华盛顿邮报》更进一步，

报道说马科斯曾与日本人合作。28

不过，与他马上要在投票站所操弄的舞弊行为相比，有关其战争经历的造假说法

的指控对马科斯掌权所造成的损害要小得多。

选举

1986 年 2 月 7 日，星期五，后来在菲律宾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这次总统选举

将该国两千六百万登记选民中的大多数人吸引到 85,938 个投票中心。甚至在投

票开始之前，当局就开始操弄选举程序。反对派的一位领导人称塔拉克（Tarlac）

的选举活动为“有史以来最肮脏的，充满了买票行为...执政党所派遣的打手正

让各个地区变成恐怖之地...他们告诉克莉的支持者们，他们知道他们住在哪里，

他们的孩子去哪里上学，以及他们何时离开家人。人们可能愿意为这一事业献身，

不过，他们还没准备好让他们的子女的生命受到威胁。

”29

投票一开始，就有人报告投票中的违规行为。每十位选民中就有一位抱怨说，他

或她的名字被从投票名单中抹去，而其他人的名字则莫名其妙地被加上：一位记

者发现了一份名单，其中据说有 200 名选民居住在一个小房子里。全国自由选举

运动大马尼拉地区主席估计，那个地区 15%的选民被剥夺了投票权。全国自由选

举运动的志愿者本杰明·李爱慈（Benjamin Rieza）被分派到一个小学，核查三

个地区的选票计算工作。当投票结束时，阿基诺在所有三个地区都处于领先地位。

李爱慈说，过了一会，“传来了枪声。我躲了起来。人们惊恐地四处逃散。我看

到全副武装的人员将武器对着一位全国自由选举运动的志愿者，并让所有的人走

到外面去...接着，一个带面具的人挥舞着手榴弹走了进来。我趁机跑掉了。

”30

在选举过后两天，政府计票的可信度就受到了损害，当时，位于马尼拉的选举委

员会总部的三十一名技术人员举行罢工，因为之前他们中的一位被告知，计票板

上的数字与电脑打印出来的数字不一样。在被带到教会中的安全地带之后，这些

技术人员发表了一份声明，强调他们不属于任何政党，不过，“当我们意识到有

些地方出了差错时，

”他们决定罢工。31

由美国参议员理查德·卢加（Richard Lugar）-他是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

席-带领的一个美国代表团作为观察员访问了选举委员会，被人带着走访了崭新

~ 49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的投票站，他们在那里很少能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卢加满怀疑虑，回到华盛顿

后，他告诉里根总统，他认为马科斯在“编造选举结果。

”另一位观察员、参议

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说，计票工作“彻底停顿了。”不过，里根在记者

招待会上却说，他认为“双方”可能都有欺诈和暴力行为，并且卢加和他的小组

没有带回任何“超过关于不当行为的一般性表象的”过硬证据。阿基诺告诫这位

美国总统不要接受马科斯胜选的结果。她说道：

“如果一位民主的友人选择与马

科斯合谋欺骗菲律宾人民，让他们无法获得解放，那么我就会质疑这位人士的动

机。

”32

天主教会介入进来，以应付选举再次被夺走的危险。在赛布（Cebu）地区的枢机

主教里卡多·维达尔（Ricardo Vidal）召集的菲律宾天主教主教大会上，他要

求每位主教讲述个人的选举经历及其从教士和平信徒那里获得的讯息。维达尔

说：

“这些讯息显示出一个总的趋势。我们看到了相同的欺诈模式。

”主教们发表

了一份措辞激烈的声明：

“我们经过审慎的思考之后断定，投票中的舞弊行为是

史无前例的。

”他们谴责“故意操弄选举结果的做法，

”并反对威胁、骚扰、恐怖

主义和谋杀行为--它们“让赤裸裸的恐惧感成为人们放弃投票的决定性因素...

这些以及其他许多违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也即利用权力阻碍人民的主权意志。

”

33

接着，主教们敦促菲律宾人以非暴力行动的方式进行抗议。

“这意味着以和平的

手段积极抵抗罪恶...现在是修补过去的错误的时候了。错误行为是有计划、有

组织的。因此，矫正行为也必须如此。不过，就像在选举中那样，那完全取决于

人民，取决于他们愿意和准备做什么...不过，我们坚持自己的看法。我们的行

动必须总是以基督的福音为基准，也即要采取和平的非暴力方式。

”然而，当主

教们驳斥暴力行为时，该国因另一场冷血的谋杀事件而再度受到震动。这次被谋

杀的是爱维里奥·贾维尔（Evelio Javier）

，他是阿基诺的热情支持者，一位前

省长。一位支持马科斯的军阀雇佣了六位蒙面杀手将他杀死。他的死亡让因参与

竞选活动而被谋杀的人数达到 264 人。34

尽管人们对选举结果群情激奋，国民大会还是照常开展工作，于 2 月 15 日之前

完成正式的计票工作，并宣称马科斯获得 10,807,197 票，而阿基诺则获得

9,292,761 票。在少数党发言人的带领下，国民大会中的反对派议员于午夜时分

退场表示抗议。发言人宣布：

“显然，本议院的多数党想要强行通过马科斯总统

的声明。”在退场之后几分钟的时间内，新社会运动党忠心耿耿的议员们宣布马

科斯再次当选为总统，任期为六年。

作为回应，全国自由选举运动在发表于《马尼拉时报》的一份声明中将科拉松·阿

基诺和萨尔瓦多·劳雷尔的胜选结果公布出来。根据全国自由选举运动的说法，

基于对 70%的地区的选票结果的统计，阿基诺夫人获得 7,835,070 票，而马科斯

获得 7,053,068 票。在剩余的 30%的地区中，全国自由选举运动的志愿者们要么

无法设立组织，要么就被阻止开展工作。它总结道：

“全国自由选举运动认为，

这一计数更公正地反映了真实的投票情况。

”35

艾伦·韦恩斯坦（Allen Weinstein）是一位大学教授，也是卢加代表团的政治

~ 50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顾问。对投票欺诈行为的指控在华盛顿获得了他的支持，因为他说，他自己的调

查确证菲律宾政府有欺诈和其他滥权行为。全国自由选举运动的主席何塞·康赛

普西恩（Jose Concepcion）告诉韦恩斯坦，

“在我们的历史上，以前从来没有这

么具有警惕心的民众见识过这么普遍的践踏选票神圣性的行为。

”36

“非暴力斗争的方式”

大约 150 万名阿基诺-劳雷尔的支持者没有受到马科斯宣布胜利的影响，于第二

天聚集在马尼拉的路内塔公园，举行“人民的胜利集会。

”

“我感觉就像是那位年

轻人大卫准备去要与巨人歌利亚对垒，

”阿基诺对集会的民众说道。

“如果歌利亚

拒绝投降，那么我们的行动就会升级。我不是呼吁进行暴力革命。现在不是进行

暴力革命的时代了。我一直都主张，现在是以非暴力斗争的方式争取正义的时候。

这就意味着以和平手段积极抵制邪恶。

”37

为了让抗争升级，阿基诺选择了在全国范围内抵制银行、报纸、饮料和电影的方

式。她要求存款者从与马科斯有紧密联系的大银行中取走资金。全国的学校应该

罢课。读者应该抵制由马科斯所控制的媒体。受人欢迎的生力啤酒（San Miguel）

和可口可乐产品应该无人问津。播放由支持马科斯的演员主演的电影的影院应该

空无一人。她要求民众推迟支付公用事业费用，直到电力和电话公司威胁中断服

务为止。储户们听从了她的呼吁，成群结队地从与马科斯有染的所有银行中取出

资金。在抵制活动进行了不到一周时间之后，生力啤酒的销售量下降了 30%，马

尼拉股票交易所生力啤酒公司的股价下跌了 18%以上。38

主要是为了安抚美国，马科斯将维尔将军撤职，并以菲德尔·拉莫斯（Fidel Ramos）中将取代他--后者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是一位职业军人。这位总统说

超过退休年龄的官员都要离职，不过，就在第二天，他让其中的一位官员升职了。

这些以及其他的改变都是要塑造“新的马科斯”形象之努力的一部分，而这样的

马科斯将愿意让科拉松·阿基诺在新的国家理事会上任职。马科斯的一位助手预

测说，这位领袖人物现在具有了革新思想。

不过，这太微不足道，也太晚了，而且现在的事态正变得对马拉坎南宫中的那个

家伙不利。总统生产力理事会的七位成员辞职了。在阿基诺--劳雷尔的胜利集会

后的那个星期一，菲律宾中央银行宣布将它支付给国库券的利率从 19%上调到

30%，以回笼政府在竞选期间为买票而支付的几十亿比索的资金。菲律宾工商总

会的前总裁得出结论说：

“大部分菲律宾人现在怀疑马科斯先生得到了人民的授

权。

”39

尽管反对派对他们能否推翻马科斯仍旧感到不乐观--尤其是在华盛顿准备容忍

他的情况下，科拉松·阿基诺却愿意发动一场持久的非暴力攻势。不过，对那位

菲律宾总统长期以来的忠诚表示欣赏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却不愿放弃他。在里根

支持费迪南德·马科斯以及马科斯拥抱里根的情况下，比抵制更有力的某种行动

似乎就是必要的了。巧合的是，至关重要的支持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那位

独裁者自己的处于分裂状态的军队既得利益团体。

~ 51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在实施了戒严之后，马科斯将对他个人的忠诚而非军事专业水平作为提拔到高级

职位的第一优先标准，而且维尔将军将他自己的儿子和年迈的亲信安插到了关键

的职位之上。具有改革意识的军官抱怨说，士兵们在反击游击战时得到的供给不

足，而且训练质量不高。所有这一切在军队内部酿成一场改革运动，而且到 1983

年阿基诺被暗杀时，与国防部长胡安·庞斯·恩里尔（Juan Ponce Enrile）有

联系的、心怀不满的低级军官已组织起秘密的反对运动，名为改革菲律宾武装部

队运动。

恩里尔毕业于哈佛法学院，是椰树种植者联合银行的主席。多年来，他一直是马

科斯在政治上的左膀右臂，以为新社会运动党赢得选票作为他效忠的证明。可是，

在戒严之后，马科斯越过了他的国防部长，将权力集中到维尔的手中。因此，恩

里尔秘密地选拔了忠于他自己的军队，利用外国雇佣军来培训他们。1984 年，

他开始在军队之外寻找盟友。40

1985 年初，改革菲律宾武装部队运动开始策划军事政变，以在接下来的 12 月份

突然付诸实施。马科斯在 11 月份宣布举行总统选举的行动让它取消了上述计划；

他们认为，也许选举会将总统赶下台。改革菲律宾武装部队运动的成员们告诉他

们的士兵同伴在选举中保持中立，他们还说服菲律宾军事学院的 747 名学生每人

向省级官员发出 10 封信件，请求举行诚实公正的选举，而且在选举日那天，他

们在几个地区帮助防止操纵投票的行为。

在阿基诺-劳雷尔胜利集会后的那一天，恩里尔向他的法律合伙人里恩·卡耶塔

诺（Rene Cayetano）透露，他以及改革菲律宾武装部队运动的其他成员已成为

暗杀的目标，并且马科斯和维尔计划逮捕许多反对派领袖。恩里尔说他会辞职。

“我已为他服务了二十年。我现在必须为我的国家服务。

”接着在星期五，恩里

尔告诉卡耶塔诺，他马上就会被捕。他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通过从农村省份调

集对他效忠的士兵，马科斯和维尔已经增强了马拉坎南宫的军力，并且他们已经

逮捕了改革菲律宾武装部队运动的四名军官，并迫使他们泄露政变计划。41

2 月 22 日，星期六，改革菲律宾武装部队运动的两位领导人到了恩里尔的家里，

警告他说他随时都可能被捕。在就是分散还是集中他的部队的问题进行了辩论之

后 ， 恩 里 尔 命 令 他 的 400 名 士 兵 在 大 马 尼 拉 的 国 防 部 总 部 阿 古 纳 尔 多

（Aguinaldo）军营集合。接着，他与拉莫斯将军联系，后者立即承诺他会支持，

并说他以及两个营的士兵会在克雷默（Crame）军营宣示他们的立场--克雷默军

营是国家警察总部所在地，在埃萨(Edsa)大道的对面刚好是阿古纳尔多军营。

到了夜晚，军营中布满了反叛的士兵和国家警察，还有当地以及国际媒体机构的

人员。当特古·贾德尔（Tirgo Gador）上校听说恩里尔在被逮捕的人士名单上

时，他征用了一辆公共汽车，将他的部下带到阿古纳尔多，并用飞机将他们的武

器运来。“我们不能再继续假装马科斯拥有人民的授权了，

”他说道。“我宁愿为

我的信念而战，也不愿为一个我不再信任的政权而战。

”42

恩里尔和拉莫斯在阿古纳尔多的仪式大厅里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恩里尔宣

布：

“就目前而言，我凭着良心无法再承认总统为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我认为当

~ 52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下的政权没有人民的授权...我扪心自问，觉得自己无法为一个不代表民众主权

意志的政府服务。

”恩里尔呼吁“内阁中的所有正派人士、政府中的正派人士、

正派的菲律宾人以及...正派的士兵和军官”支持他们。拉莫斯接着说道，他正

指挥他麾下的士兵以及其他那些为“坚守军人的职责，保护民众”而加入他和恩

里尔行列的士兵。

“我们决心要支持科拉松·阿基诺，”拉莫斯表白道。

“我在心

灵的深处相信，她才真的是菲律宾的总统。

”43

恩里尔和拉莫斯必定了解的是，这都是些说给马科斯的挑衅性言辞，而且他们意

识到，他们无法抵御效忠于马科斯的军队的正面进攻。不过他们现在觉得可能会

有其他形式的力量。恩里尔和拉莫斯都给辛大主教打电话寻求帮助。“好吧，菲

德尔。只是要等一下，”辛说。“十五分钟后，你们的地方就会塞满民众。

”这位

大主教后来在真理广播电台中说，他要“呼吁我们的民众支持我们军营中的两位

好朋友。

”--这指的是拉莫斯和恩里尔。

“到阿古纳尔多军营去，在这个关键的时

刻显示你们与他们团结在一起...我希望会避免流血。

”44

巴茨·阿基诺是加入反叛士兵阵营的首位民间领袖人物。抵达军营后，他遇到处

于困境中的恩里尔，后者穿着一件防弹背心，显然正在出汗。“我来到了阿古纳

尔多军营，

”巴茨在真理广播电台中宣布。

“我刚刚与恩里尔部长谈过话。他以及

他的部下正准备对付进攻。我们到这里来试图防止发生流血事件...我呼吁所有

关心此事的公民...在库伊巴奥（Cuybao）的伊塞坦（Isetan）

【这是一家百货店】

与我会面。

”到午夜时分，巴茨已有一支几千人的民众队伍，列队走向阿古纳尔

多军营。45

夜晚时分的热带城市马尼拉富有活力。埃萨大道和其他主要街道通常要堵车到早

上两点钟。因此，关于军事叛乱和辛大主教呼吁的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各个街道

和社区。一群身着白衣、拿着旗帜和十字架的神学院学生首先到了那里。他们开

始在克雷默军营的周围组成人墙。另一群人在路内塔公园聚集。

马尼拉的前副市长赫米诺·阿斯陶加（Hermino Astorga）在真理广播电台上听

到有人请求帮助，将民众从路内塔公园带到军营。他对他的妻子说：“我们过去

吧。

”

当他们到达路内塔时，他们“惊异于所看到的滔滔的人海。

”正当阿斯陶加给家

人打电话，要求派遣另外的车辆时，有司机过来，提供他们的车辆供使用；跟在

他们后面的是一辆大型卡车和若干辆多用途车--它们全都装满了人，驶向阿古纳

尔多军营。当阿斯陶加遇到三辆出租车时，

“我请求司机们将其他人带走，由我

付费。当我问他们费用是多少时，他们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

‘你不需要付钱，

’

他们说。

‘把我们的车装满人吧，我们将免费把所有人带到埃萨大道。

’

”46

由于预期会有攻击行动，埃萨大道上的民众在关键地段设立了路障。在一处地方，

他们将六辆空着的公共汽车排列在多车道的大路上。随着更多的人的陆续到来，

年轻人爬上公共汽车的车顶，挥舞着旗帜，高呼：

“克莉，克莉。

”其他人将食物

和咖啡带给阿古纳尔多军营的叛军。一种高兴但紧张的情绪影响了所有这些普通

的菲律宾人，他们整个夜晚都在护卫这些叛军。

~ 53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尽管她丈夫恳求她留在家中，家庭主妇特雷萨·帕多（Teresa Pardo）却去了埃

萨大道。她后来说道，

“我冒着生命和人身安全去那里是为了我们的孩子--这样，

他们就能期望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了...当来自没落地区的成千上万人尽自己的

本分为我而战之际，我不能留在舒适的家中无动于衷。带着用以缓解催泪弹刺激

的手巾和柠檬汁，我独自在黎明时分离家走在大街上...走向独立和自由。

”47

后来的一篇报纸报道估计高呼、跳舞和按喇叭的民众达 50,000 人。“这非常有

趣，

”恩里尔说。

“我们这些应该保卫民众的国防和军队部门中的人却正在得到他

们的保护。

”48

“我没有看到谁因恐惧而屈服”

在整个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反叛队伍和马科斯通过电视和广播互相威胁对

方，并互相给对方发最后通牒。恩里尔和拉莫斯宣布阿基诺为选举获胜者，并多

次呼吁马科斯下台。在一场现场直播的新闻发布会上，马科斯命令反叛的士兵“停

止愚蠢的行为并投降。”在与一群效忠于他的将军们一同露面时，他暗示可能会

炮击反叛的士兵，并指出被怀疑策划政变的军官的名称。恩里尔则决定合并其兵

力，就带领士兵跨过埃萨大道，到了克雷默军营。49

在星期天中午过后不久，效忠于马科斯的两个海军陆战队装甲营在向军营挺进。

由于以修女为首的平民迎上前去，以拥抱来欢迎他们，并与他们分享食物和卷烟，

有些前进的士兵停了下来。他们将黄丝带系在士兵的步枪上，有些民众则跪下祷

告。当巨大的人群正享受喜剧演员们在埃萨大道中央的舞台上的表演时，一度有

人宣称政府的坦克正向军营驶来。“有必要让一大群人迎上坦克并让它们停下

来，

”有人这样告知民众说。一位耶稣会的教士后来说，当他抵达坦克前面的防

线时，他看到“由沙包堆成的一堵矮墙横亘在埃萨大道上。

”站在墙上的是“十

八九岁、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准备全力以赴地投入眼前的抗争...一位有身孕的

年轻妈妈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孩，还有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不到十岁的孩子、十几

岁的少年...我看到那里有一位年逾七十的医生...我没有看到有谁离开。我没有

看到谁因恐惧而屈服。

”50

作为妻子和妈妈的露露·卡斯塔尼达（Lulu Castaneda）与她的女儿雷俄（Leia）

在现场。“我们被告知要挽起手臂，

”她回忆道。

“我看了看我周围的人的脸，尤

其是正紧紧抓住我的手臂、我右边的那位男士。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

会和这个人一起死去，而我却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想问他的姓名，不过我当时却

不想让他认为我是新来的。我没有问他的姓名。作为完全陌生的人，我们一起面

对的似乎是即将到来的死亡。

”

对于电影剧本作家艾玛多·来库埃斯塔（Amado Lacuesta）来说，政府的海军陆

战队看似“严厉无情，且无人能敌”

。带领他们的是阿特米奥·塔迪阿（Artemio

Tadiar）准将。塔迪阿个子不高，略微有点壮实，不过，与他的部下一样，面相

看起来很凶。塔迪阿希望民众让他的装甲运兵车穿过去，到阿古纳尔多军营的后

面。塔迪阿对着麦克大声说道：

“我遵命如此行。

”后来，巴茨·阿基诺突然出现，

爬上装甲车的顶部，抓过一个麦克，告诉民众坚持住，并宣称“这就是民众力量

~ 54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的全部意义所在。

”士兵将阿基诺推下装甲车，发动引擎，引擎喷出一股黑烟。

来库埃斯塔举起手，大喊道：

“来吧，杀死我们吧！

”民众向士兵发出喝倒彩的嘘

声；照相机在四处闪耀。接着，装甲车向前开进。

“要求大胆反抗但焦虑不安的

呼喊声”出现了，祷告的声音越来越大。装甲运兵车猛地向前挪动一下--引擎熄

火了。在片刻的沉默之后，

“民众爆发出狂热的欢呼声并极力鼓掌。塔迪阿将军

看了看我们，摇着头转过身去。

”

不过，危险没有解除。一位好战的海军陆战队员站在装甲车的顶部，示意驾驶员

再次向前挺进。装甲车猛然冲向一排正在祷告的修女。来库埃斯塔记得他当时的

想法是：

“我在琢磨，在他们意识到我们决意要坚守下来之前，多少人会被压坏。

”

“我们四周的巨大人群一直延伸到一个街区之远的十字路口，他们开始愤怒地高

呼‘克莉！克莉！

’好像仅仅是名字本身和 L 的手势（代表国家力量党）就能够

阻止那些傲慢的士兵和金属武器。正当我准备好去倾听那第一声痛苦的尖叫声

时，奇迹发生了--装甲运兵车停了下来，引擎熄火了。欢呼声和鼓掌声响起。我

们又赢了。士兵们瞪着眼看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成千上万人再次高呼克莉的名

字。

”

在上述整个过程中，真理电台成为反叛活动的通讯枢纽。星期天夜里，手持武装

的暴徒摧毁了真理电台的设备，不过，到凌晨三点钟时，主要播音员胡恩·凯斯

利（June Keithley）的声音重新出现在电波中，这来自一个被她称为“班迪多

广播”

（Radyo Bandido）的秘密播音电台。真理广播电台一度播出对塔迪阿将军

的个人请求：

“阿特米奥，我是你的叔叔佛雷德（Fred）

，

”有人这样说道。

“你的

阿姨佛罗伦斯（Florence）和我以及你的所有兄弟姐妹都在克雷默军营。孩子，

现在请听我对你说话...”51

真理电台的一位听众安东尼奥·索泰罗（Antonio Sotelo）上校是位于凯威特

（Cavite）省的直升机轰炸队的指挥官--凯威特省就在紧邻马尼拉的南面。索泰

罗说，星期天一大早，凯斯利“就在详细描述正在发生的每一件事。

”

“这让我极

其愤怒。”索泰罗遵命开始准备进攻叛军，让他的队员做好准备，并要求得到额

外的枪支和弹药。不过，这位上校以及十六位飞行员没有按照命令飞向博尼法西

奥（Bonifacio）城堡，而是将其部队的直升机飞到了克雷默军营。

“我们在克雷

默军营的上空盘旋了一圈；在转第二圈时，我的飞行员降下机轮，放慢速度，开

始着陆，

”他回忆道。

“骚动的人群沸腾了。直升机旋翼叶片还在旋转，而人们已

将我们团团包围住。他们欢呼跳跃，相互拥抱。记者们将麦克戳到我的脸上。我

想表达的全部意思就是我们听从了良心的召唤。我的人生中真的还没有什么成

就，这一次，我想做出有利于我的国家的决定。

”52

索泰罗的归顺让哗变的士兵们有了他们为保卫军营所需的武器弹药。星期一一整

天，直升机都在忙碌，向地面上的马拉坎南宫开枪示警，在维拉莫（Villamor）

空军基地摧毁了三架总统所用的直升机，并为占领了政府所控制的电视台-第四

频道-的哗变士兵提供空中保护。另一组叛军强占了由政府运营的第九频道，切

断了马科斯从总统府播放节目的渠道。当忠于马科斯的几排特种兵战士从后面进

入电视台时，他们被一位身着白色长袍、正带领一群民众祷告的教士拦住。这群

人中的一位学校老师与士兵们握手，其他人则给士兵们发炸面圈、橙汁和汉堡包。

~ 55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到 2 月 24 日星期一下午时，科拉松·阿基诺从赛布回到了马尼拉，并在她的保

安人员的反对下决定去探访埃萨大道上的示威者。

“注意，这是我的行动，

”她告

诉他们。

“如果你们不把我带到那里，我就自己去。

”她看到的是她自己所呼吁的

非暴力抗争的现实演绎。

“埃萨大道上的人们让我惊异，

”她后来说道。

“那与公

众集会或者政治会议迥然不同。人们都冒着生命的危险。

”53

“他已经过时了”

里根政府以某种摇摆不定的心态观察着上述事态。它已经派出一位受人尊敬的外

交官菲利普·哈比博（Philip Habib），让他调查事实真相，以评估马科斯政府

能否存活下去。他回来时已确信，那位独裁者完了，而且他告诉国务卿乔治·舒

尔茨（George Shultz）和国防部长凯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

，如

果美国有任何鼓励马科斯留任的表示，

“他就会不放手。

”他们觉得，被逼入绝境

的马科斯可能会要求对反叛的军人发动攻击，从而引发流血冲突，而且他们害怕

叛军可能会转而采取暴力手段。

事情已经变得明朗了：在向马科斯暗示华盛顿会支持何种行动方面，里根总统的

决定将是至关重要的。当里根还是加州州长时，他与其妻子南希（Nancy）在访

问菲律宾时第一次与马科斯一家人会面。由于受到很好的优待并且对马科斯强烈

的反共主张印象深刻，里根成为他的朋友。马科斯会听他的。

在星期天与总统举行的一次关键的白宫会议上，幕僚长唐纳德·雷根（Donald Regan）支持这位忠实的盟友，争辩说阿基诺若担任总统职务“会打开通向共产

主义的大门。

”哈比博对此不屑一顾。“马科斯的时代结束了，

”他说。舒尔茨的

语气更为坚决：

“没有人认为马科斯能够继续掌权。他已经过时了。

”这样，白宫

就发表了一份声明，警告马科斯要避免流血，否则将会面临所有援助被立即中止

的风险。国务院私底下开始通过驻马尼拉的大使与总统府谈判，表示马科斯的“时

代终结了，

”并保证他能安全离开菲律宾。南希·里根通过电话向伊梅尔达·马

科斯保证，她及其丈夫在美国会受到欢迎。

可是，这位顽固的独裁者拒绝了这些暗杀，并上电视否认他已经逃亡的传闻，坚

称他依旧控制着政府。马科斯发誓说：

“我将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就在他发表讲

话时，第九频道被切断了。接着，马科斯给恩里尔打电话，提议组建将科拉松·阿

基诺排除在外的联合政府，不过，恩里尔拒绝了。

在 2 月 24 日那个星期一，里根总统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敦促马科斯下台：

“以

暴力延长现政权的寿命的企图是徒劳的。

”可是，直到马科斯在午夜时分给里根

的密友、参议员保罗·莱科索特（Paul Laxalt）打电话确认声明的内容，这位

独裁者才真的明白，他已经失去了美国的支持。

“我认为你应该就此了断，干净

利落地了断，

”莱科索特对马科斯说。

“我认为时机已经到了。

”54

也是在那个星期一，对获胜-如果必要，就采取街头武力行动的那种胜利-充满信

心的反对派领袖们聚集在菲律宾俱乐部，通过一项决议。决议废除了国民大会宣

~ 56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布马科斯当选为总统的声明。新的名为“人民决议”的文件正式宣布科拉松·阿

基诺和萨尔瓦多·劳雷尔为选举的获胜者。文件由 150 位公民签署，包括国民大

会的 8 位反对派议员和拉莫斯将军。

2 月 25 日星期二，科拉松·阿基诺把一只手放在由她被谋杀的丈夫的妈妈拿着

的一本圣经上，宣誓就任总统。她任命恩里尔为国防部长，拉莫斯为武装部队参

谋长。一个小时之后，在几千名挥舞着旗帜的支持者面前，费迪南德·马科斯按

照早先的安排在马拉坎南宫的一场仪式上宣誓就职。他的支持者们高呼“戒严，

戒严，

”好像依然能够进行镇压一样。这一活动由政府控制的电视进行直播，当

誓言被递给马科斯时，直播画面消失了。他最后的权力标志--唯一的电视信号--

已经不存在了。

事件很快就结束了。科拉松·阿基诺拒绝了马科斯继续留在菲律宾并在路仁北部

地区避难的请求。晚上，那位已无权无势的独裁者、他的妻子、家人和亲密助手

被美国直升机空运到克拉克基地（Clark Field）

。第二天一大早，马科斯登上了

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飞到夏威夷，进入流亡生涯。

八年后，新就任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被菲德尔·拉莫斯总统迎接到马拉坎南

宫。克林顿称赞菲律宾“在席卷世界的民主复兴中起到带头作用。

”他指出，在

民主复兴浪潮开始时，拉莫斯与其他人“冒着巨大的风险，为自由而战...把阿

基诺总统的不同寻常的人民力量运动进行到底。

”又过了两年，10,000 名菲律宾

人在马尼拉的商业区游行，并聚集在尼诺伊·阿基诺的雕像旁，庆祝“埃萨反抗

运动”的周年纪念日。三天后，在马尼拉海滨的一块空地上，400 名“效忠于马

科斯的死硬分子”在听伊梅尔达·马科斯的讲话，后者要求上帝开启瑞士银行家

的心智--那些银行仍旧持有她希望要回的 4.75 亿美元的存款。55

许多人会纪念解放的日子。独裁者的掠夺行为则没人记得。

=========================================

在 1986 年 2 月的那 18 天日子里，菲律宾民众三年来与腐败统治者的抗争达到了

高潮：它抓住了首都公众的心，在面对效忠于统治者的军队时没有浪费一枪一弹。

他们马上用来对付军队的反制力量仅仅是普通民众的勇气与热忱而已，这当之无

愧地为它们赢得“人民力量”的称号。

二十世纪推翻威权政府的大多数民众运动都有机会竞争权力，不过，并非所有运

动都利用了这些机会。在掌权 18 年之后，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在 1983

年变得不自量力了，当时他或他的部下合谋杀害了他首要的政治对手。他们非但

没有消灭潜在的威胁，反而制造了一位烈士，而这位烈士的被谋杀触动了全国人

的神经。杀害阿基诺的举动疏远了天主教会、马尼拉的商界、以及自由派、温和

派和左翼政治人物，因此让一场运动团结了起来--而这场运动本来肯定要花费更

长的时间才能实现自我的团结。

由于屈服于商界领袖以及华盛顿要求公正选举的压力，马科斯接着做出过多的让

~ 57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步，允许成立一个选举观察机构，而这一机构后来让当局操纵选举结果的能力打

了折扣。在接下来的政治纷争中，反对派候选人--被暗杀的领导人的遗孀--的言

辞与身份要求人们在扼杀民主与复兴民主之间做出抉择，在向人民施暴与人民获

得胜利之间做出抉择。当局的策略变成了它的羞辱。

在二十世纪，反对马科斯的运动是美国的民权革命与波兰团结工会的崛起之后的

第三场重大的非暴力运动。这一运动是在国际播放媒体的全面报道之下进行的，

这有助于将菲律宾人民的不满转达给全世界的观众和听众。不过，媒体的影响在

国内也有其意义。与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甚或皮诺切特将军不同，费迪南德·马科

斯长期以来都利用电视来刻意在其民众面前塑造自己的形象。因此，当在斗争的

高潮阶段他无法垄断其政治形象时，他的权威瞬间就减弱了。

两个受人尊敬的机构能够将权威转移给反对马科斯的那些人。在一个 80%以上的

人口为天主教徒的国家，教会明确支持运动的非暴力战略，并鼓励民众走上街头，

坚持抗争。参战士兵和政府自己的国防部长的及时背叛削弱了马科斯使用暴力的

能力，这是二十世纪最富有戏剧性的士兵抛弃独裁者并支持民众运动的案例。很

快，只剩下他在华盛顿的朋友了，而他们不会反对他自己的民众要求他离职的愿

望。

马尼拉 1986 年的事件与 42 年前圣萨尔瓦多的事件并无不同。学生、医生和商人

们转而反对马丁内斯将军，并通过总罢工控制了公共生活。他们向军队以及他自

己的部长们表明，他不再有能力稳定和治理那个国家。家庭主妇、教士、工人和

商人转而反对马科斯总统，并拒绝接受带有欺诈性的选举。他们向军队和他的外

国支持者表明，他不再能够控制事态了。不管是军事强人，还是贪赃枉法的政客，

失去镇压能力和人民认可的统治者都不可能继续占有其位子。

菲律宾事件的结局在另外一个方面也与萨尔瓦多事件的结局类似：几乎直到最后

一刻，大部分菲律宾人和外国观察家都认为不可能通过任一种民众反叛行动将马

科斯赶下台。对于那些不理解非暴力反抗的力量态势和内在结构的人来说，威权

统治者容易受制于非暴力抵抗的特别之处就很少是显而易见的了。一旦非暴力反

抗的力量取得了成功，关于统治者坚不可摧的假设常常会被另一个同样错误的想

法所取代：统治者是如此脆弱，以至于甚至非暴力行动就把他赶下台来。非暴力

制裁行动的力量可能没有剥夺行为的力量那么大，不过，它的力量大得足以让费

迪南德·马科斯退出历史舞台。

从 1905 年游行到冬宫的俄罗斯人，到甘地 1931 年向海边的游行，到波兰人在华

沙胜利广场的集会，到马尼拉 1986 年的人民力量，这里面的策略有一种明显的

继承关系。不过，菲律宾人的抗争有一种俄罗斯人、印度人、波兰人和其他非暴

力抵抗者所没有的优势：他们可以借助于他们的民主记忆。尽管在二十世纪的早

期阶段，对暴政或外国统治的反抗是希望自决的民众运动的原初动力，在接近二

十世纪末时，世界各地将几百万人吸引到街头的事业所追求的目标超过了要终结

某种邪恶的东西--它所追求的是赢得或者捍卫民主。菲律宾人已经有了公民社

会。他们只是发挥了公民社会的作用而已。他们已经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了。他们

只是做到了而已。

~ 58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第十一章

巴勒斯坦抗暴行动：争取家园运动

“摆脱”

1987 年十二月的一天早晨，哈南•阿卢莉（Hanan Aruri）和其他巴勒斯坦

学生一起聚集在比尔宰特大学（Bir Zeit University）多雾而寒冷的校园里，

雨点不住地落下来。由于周围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占领区的人不断加入，聚集群众

从几十人变成了数百人，又从数百人变成了数千人。到了中午，示威者挤满了校

园和临近的比尔宰特村的街道。这场抗议是仓促召集起来的，原因是加沙地带—

—地中海沿岸一块较小的被占领土——有消息说，在一个军事检查站，四名巴勒

斯坦人在一辆以色列卡车撞击他们的篷车之后死亡。谣言说这不是一起事故，而

是为了报复最近一名以色列人被巴勒斯坦人杀害。

对阿卢莉来说，值得奇怪的不是有如此之多的人——多数不到三十岁——在

这样一个阴沉的日子里前来参加示威，而是负责维护约旦河西岸治安的以色列国

防军竟然还没来驱散他们。士兵们从不会离比尔宰特或附近阿卢莉居住的拉马拉

城太远，而且在巴勒斯坦人占多数的以色列占领区，根据民政管理机构（Civil Administration）的法规，这种集会是非法的。阿卢莉和她的朋友们在潮湿而又

宛如梦幻的平静气氛中等待着，他们感到冲突即将到来。

天黑之后不久，大约五、六点钟的时候，军队穿过拥挤的街巷进入比尔宰特

村。他们身穿绿色的突击队制服和黑色的沙漠靴，挥舞着加利利自动步枪，开始

发射橡皮子弹（外层包有橡胶的金属子弹，旨在射伤而不是杀死目标，但近距离

发射也可能致命）驱散群众。过去的示威总是被迅速而又强大的武力所驱散。被

以色列占领的二十年里，巴勒斯坦人最后总是被迫退让。

抗议者散开之后，士兵们封锁了该城的出口。数十名巴勒斯坦人遭到围捕，

但更多的人仍然坚守阵地并投掷石块。混战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一点钟，留在街头

的示威者躲进了山里，然后设法回到家中。阿卢莉没有被捕或受伤，但这一天却

深深地烙在了她的记忆中。这是不久之后就会演变为抗暴行动（intifada）——

阿拉伯语的意思是“摆脱”——的序曲之一，抗暴行动是被占领土上所发生的有

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巴勒斯坦人起义。1

在比尔宰特东南方四十八公里（30 英里）处较为贫穷落后的加沙地带，巴

勒斯坦人也对军事检查站发生的悲剧做出了反应。难民营和村庄中发生了暴动，

而且很快扩大到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青年男女在没有知名领袖指导的情况下，

在街道上对抗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有些孩子年纪太小，以前从来没有愤怒地扔过

石头，更不用说理解其含义了。不过每一块石头都释放了巴勒斯坦人长期以来面

对以色列的占领所感到的挫折感。

巴勒斯坦青少年在街头与世界上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之一发生冲突的画面，对

全世界的电视新闻节目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场运动被称为“牧羊人战争”——

现代化军队与只有石块、轮胎和揶揄辱骂等武器的平民对峙。外国媒体涌入耶路

撒冷和特拉维夫，抗暴行动爆发之后的三个月里，美国三大晚间电视新闻节目报

导这件事的时间比其他任何新闻都要多，甚至连罗纳德•里根和米哈伊尔•戈尔巴

乔夫的高峰会议都甘拜下风。2

~ 59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这些报导大多突出了起义期间发生的暴力事件的生动画面。数十万由于占领

而感到屈辱的巴勒斯坦人观点的转变得到的报导较少。沸腾的表面之下，除了扔

向士兵的石头和士兵用催泪瓦斯回击的老套场面之外，还有着致力于不用暴力来

反对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人的稳健行动，他们试图减少巴勒斯坦社会对以色列

的依赖。抗暴行动是巴勒斯坦人实现自治的斗争的关键点，而对那些试图发起一

场远离暴力的运动的人来说，暴力却常常不请自来。不过抗暴行动对事件所造成

的影响，却更多来自从来不曾举起拳头的巴勒斯坦人。

对于巴勒斯坦后来的自我组织和公民不服从运动以及军事反对行动而言，哈

南•阿卢莉参加示威的那个雨天是一个关键时刻，因为巴勒斯坦平民拒绝再与他

们认为不合法的占领当局合作。一方面是年轻的暴徒在街头焚烧轮胎、树立路障、

大肆破坏，另一方面则是另一些巴勒斯坦人使用日常的工作和工具，为他们的事

业创造了新的方向。他们打破占领军的堤坝，使直接来自自己的主动行动的新的

力量之河喷涌而出，以此来摆脱过去的僵局。

一片土地，两个国家

莫罕达斯•甘地在南非开业做律师时，巴勒斯坦是五十万阿拉伯穆斯林、少

数基督徒和约五万名犹太人的家园，犹太人多数住在耶路撒冷及附近地区。在奥

斯曼苏丹的统治之下，这块土地以农业为主，而且与西方隔绝。但在格奥尔基•

沙邦神父游行前往冬宫八年之前，首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在瑞士巴塞尔举行，

大会宣布巴勒斯坦有朝一日将会成为犹太人的家园，让流散各地的犹太人重新聚

集起来，为他们提供远离千年迫害的避风港。3

往后二十年里，欧洲的犹太人领袖为犹太复国事业筹款，犹太人纷纷移民巴

勒斯坦。他们很快与当地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发生了小规模冲突，一些阿拉伯人

也意识到了犹太人立国的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斯曼帝国解体，英国于

1917 年控制了巴勒斯坦，并且发表了《贝尔福宣言》

（Balfour Declaration）

，

鼓励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并且支持犹太人建国这一最终目标——尽管英国人之

前已经向麦加的守护者谢里夫•侯塞因（Sharif Husayn）承诺会在巴勒斯坦建立

阿拉伯国家，以换取他帮助英国对付奥斯曼帝国。4

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犹太人继续移民巴勒斯坦，20 世纪 30 年代阿道夫•

希特勒在中欧掌权之后，犹太移民更是源源不断。到了 1937 年，巴勒斯坦的犹

太人口已经增长到 400,000 人，巴勒斯坦人的人数优势也随之消失。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后，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被揭露于世，这促使全世界支持犹太人建国，1947

年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新成立的联合国提议将巴勒斯坦分成两个国家—

—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各自建国。犹太人领袖接受了这个提议，而巴勒斯坦人拒

绝了。

1948 年 5 月 14 日，当地犹太人宣布以色列国成立，使犹太建国运动到达顶

峰——并且马上与邻近的阿拉伯国家爆发战争，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支持巴勒斯

坦人的诉求。以色列战胜之后控制的土地远远多于联合国计划给予他们的土地。

约 120,000 名巴勒斯坦人仍然留在以色列领土中，其余则逃往埃及、叙利亚、黎

巴嫩和新成立的约旦国的难民营和村庄。以色列发现自己被敌国包围，境内也有

人数可观的巴勒斯坦少数民族。5

后面二十年里，以色列的一举一动都谨记自身的安全。1967 年，阿拉伯邻

国暗中准备开战。以色列发动了先发制人的闪电战，击败了所有阿拉伯国家——

~ 60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这场军事胜利的收获包括叙利亚的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

、约旦的约旦河西

岸和埃及的加沙地带，以及数十万巴勒斯坦人。他们中有些人移居邻国，但多数

人仍然留在现在称为被占领土的地方，他们十分自信这些土地理应是他们的。现

在以色列是他们建国的唯一障碍，但却是一个强大的障碍。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充分利用了这一挫败，得以蓬勃发展起来，1964 年阿拉

伯国家为促进和控制巴勒斯坦建国事业而建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在被占领土上获得了影响力。1969 年，头发斑白、

身材矮小的亚西尔•阿拉法特(Yasir Arafat)出人意料地成为巴解组织领袖，此

前他曾是游击队组织法塔赫（al-Fatah）的领袖。在阿拉法特的领导下，巴解组

织以巴勒斯坦流亡政府的身份出现。巴解组织有 23,000 名活动家、教师、医生

等人员，它筹款用来支持其事业和赢得使其保持权力的大众支持，但是与巴解组

织有关的派系却对以色列目标发动军事攻击，还发动或支持恐怖袭击。阿拉法特

虽然长期流亡而且外表不上镜，却成功地引起了全世界对巴勒斯坦建国事业的注

意。6

“奇耻大辱”

1967 年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与犹太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了。到了 20 世

纪 80 年代，尽管巴解组织拒绝承认以色列有存在的权利，但一些巴勒斯坦人甚

至从以色列领取退休金。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每天有 150,000 名巴勒斯坦居民

黎明之前离开家门，跨过隔离被占领土和和附近的以色列城镇的“绿线”

。这些

既说希伯来语也说阿拉伯语的人在犹太国家谋生，向犹太国家纳税，回到绿线另

一侧时他们要受到民事管理当局管理。每天都有大约 1,200 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

在被占领土维持和平，他们在绿线沿线设置了多个检查站，检查巴勒斯坦人的身

份证。7

随着新移民的到来，以色列人口大幅增长，被占领土被视为新的定居地，因

为许多犹太人认为这块土地是他们应得的古老遗产的一部分。因此约旦河西岸的

地产和地下水被侵占，供犹太定居者使用。从经济上说，被占领土的管理成本不

高，只需要一小支部队来实施控制，而且事实证明投资回报率极佳。而与此同时，

巴勒斯坦工人和平民的服从态度也是使这一回报源源不断所必需的——而抗暴

行动却会危及这一条件。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住在几百个难民营、村庄和若干大城市

——如加沙市和纳布卢斯（Nablus）中。另外还有一大群巴勒斯坦人居住在耶路

撒冷东边的穆斯林区。未经修整的道路和耕地的缺乏使数万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十

分艰难。失业率很高，受过教育的巴勒斯坦人尤其如此，巴勒斯坦大学毕业生中

只有八分之一能够在自己所选择的职业方向上找到工作。加沙的生活尤其困难：

这里每平方公里居住着 1,730 人，是地球上最拥挤的地方之一。抗暴行动首先在

加沙爆发，然后再扩散到约旦河西岸，这决不是巧合。8

在物质生活上的艰辛之外，还有在看不到改变希望的环境中生活造成的心理

压力。每天早上前往以色列工作的成千上万巴勒斯坦人当中，有数百人天亮之前

就要在耶路撒冷老城区排队，一位记者将其称为“肉店”

。需要工人的以色列承

包商会开车来到队伍前，告诉这些人工作的内容——通常是砌砖、挖地或铺柏油

——然后再提出时薪。巴勒斯坦工人如果同意条件，就会前往工地，通常是犹太

人定居点。一名巴勒斯坦工人告诉记者说：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在帮助他

~ 61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们建设他们的国家吗？这真是奇耻大辱。你两面不是人，你知道你正在做对不起

自己同胞的事，但你要吃饭。

”9

事实上，许多巴勒斯坦人是在资助占领行动，虽然他们感到占领就是他们在

经济上弱势和在法律上居于从属地位的根源。总的来说，巴勒斯坦人做同样的工

作薪水要比以色列人低，但支付的税率要高。他们尤其痛恨对在被占领土购买的

商品和服务征收的 15%增殖税。不过商品虽然昂贵，但至少其流动相对自由。人

口流动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例如，加沙北端的埃雷兹（Erez）检查站就是每天的

头痛事，巴勒斯坦人按惯例要在这里排长队等待，他们的汽车被搜查，身份证被

卫兵没收。

“我们的待遇像动物一样”是常见的抱怨。10

占领还限制了公共和民间生活。巴勒斯坦青年每天都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他们挂出黑、绿、红三色的巴勒斯坦旗帜，在墙上喷上政治涂鸦，只是为了让以

色列国防军拆下旗帜，并迫使人们重新油漆墙壁。任何人只要被捕，就可以未经

正式起诉被关押六个月。被占领土符合 1907 年在海牙制定的国际法和 1944 年的

《日内瓦第四公约》

（Fourth Geneva Convention）中禁止驱逐出境和毁坏财产

的条件，但以色列并没有一贯遵守这些准则。

1977 年之前，许多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工党成员都认为占领只是暂时的。

但 1977 年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的利库德集团（Likud Party）在以

色列议会赢得多数席位之后，以色列政府表示占领可能是长期的。不是所有以色

列人都支持这种做法，和平团体开始抗议以色列国防军在被占领土的行为。不过

以色列政治已经陷入僵局。伊扎克•拉宾和西蒙•佩雷斯等工党领袖虽然容易就被

占领土问题达成妥协，但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和阿里埃勒•沙龙

(Ariel Sharon)等利库德集团领袖却不是这样。1984 年的选举中，两党都未能

赢得显著多数，被迫组成联合政府。通过谈判来达成土地换和平交易的提案也被

无限期搁置。

20 世纪 80 年代初，巴勒斯坦人的不满不时爆发，以色列国防军遭到石块袭

击，偶尔还有燃烧瓶投来。国防部长沙龙用宵禁、拆毁住宅和根除树木等强制措

施来惩罚骚乱的社区。1985 年，新任国防部长伊扎克•拉宾重申了这一“铁碗”

政策，并授权军事管理当局可以设置路障、搜查、逮捕、驱逐出境和拒绝发给家

庭团聚许可证。以色列定居点——尤其是在约旦河西岸——继续飞速发展，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色列定居点已经吞并了半数土地，这种事实上的蚕食激

怒了巴勒斯坦人。

与此同时，总部在贝鲁特的巴解组织强烈抨击以色列，并且开始展示其准军

事力量。1982 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并且包围了贝鲁特，真主党和伊斯兰圣战组

织杰哈德（Islamic Jihad）等阿拉伯激进组织也躲藏在这里。巴解组织被迫完

全撤出，迁至距离它想要指挥的斗争 4,000 公里（约 2,500 英里）之外的突尼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解组织流亡到远处反而促成了一种新型的反抗占领运动。

11

有些巴勒斯坦人梦想用平民的力量而不是军事斗争迫使以色列人承认巴勒

斯坦人的权利。1968 年，曾经加入法塔赫，在以色列监狱中坐牢时学会了希伯

莱语的费萨尔•侯赛尼（Feisal Husseini）开始在以色列开设讲座，坚持非暴力

手段才是实现中东和平的唯一方法。他在被占领土上从事了十三年的组织工作之

后，成立了反铁碗政策委员会（Comittee Confronting the Iron Fist）

，该组

织与以色列同情者一同发起运动，帮助入狱的巴勒斯坦人——这让人想起波兰的

保护工人委员会，该组织向被该国政府起诉或监禁的工人的家庭提供帮助。12

~ 62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1983 年，巴勒斯坦裔美籍临床心理医生穆巴拉克•阿瓦德（Mubarak Awad）

建 立 了巴 勒斯 坦非 暴力 研 究中 心（ Palestinia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Nonviolence）

，还花了三年时间骑着摩托车在约旦河西岸旅行，向所有愿意听的

人传授非暴力反对占领的方法。阿瓦德研究了阿卜杜勒•加法尔汗（ Abdul Ghaffar Khan）的生平，加法尔汗是印度西北边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帕坦人，他勤

奋实践甘地反抗英国统治的公民不服从行动，还把大量关于非暴力理论的著作翻

译成阿拉伯文。他知道在恐怖主义盛行的年代里，在所有表面上是为他们而打的

战争中，巴勒斯坦人都是输家。暴力只能带来失败。13

不过代替暴力的不是投降。阿瓦德主张：“我强烈地感到，我们巴勒斯坦人

之所以会遭到占领，是因为我们选择接受占领，如果我们的选择是不接受占领，

我们就必须抵抗。

”但是抵抗与其说是肉体上的，不如说是精神上的——至少一

开始是如此。抵抗要求每个人自己做出决定。他回忆说：

“我们试图告诉他们，

如果他们真的想要解放自己„„就必须解放自己的内心。如果他们选择要获得自

由这一思想，一切都会轻而易举。

”14

被占领土上的形势正在变得更加艰难。1987 年底，紧张关系加剧了，接连

发生的事件使巴勒斯坦人的忍耐接近极限。在为期三天的阿拉伯峰会上，约旦国

王侯塞因故意冷落亚西尔•阿拉法特，不仅拒绝到机场迎接，还把巴勒斯坦问题

完全排除在议程之外。在当月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高峰会议上，巴勒斯坦问题也

被排除在议程之外。最后，时任以色列住房部长的阿里埃勒•沙龙在耶路撒冷的

穆斯林区租了一套公寓，此举是犹太人即将进一步定居耶路撒冷传统上的穆斯林

区的公开信号。因此巴勒斯坦人的屈从也宣告结束。

恶魔与大卫

二十年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社区人口已经激增至 170

万，东耶路撒冷还有 136,000 人。除了少数中上层的商人和专业人士之外，多数

巴勒斯坦人都是工人阶级，而且很年轻。1988 年，加沙地带 59%的人口年龄在十

九岁以下，77%的人在 29 岁以下。这一代人多数只知道以色列占领下的生活，而

且仅仅把以色列视为领主。亚西尔•阿拉法特吹嘘巴勒斯坦妇女子宫中的“人口

炸弹”很快就会把以色列人淹没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过有些更具爆炸性的问题已

经迫在眉睫：一群焦躁不安、无力感与日俱增的群众。15

许多人认为，即使军事检查站的车祸没有发生，也早晚会有其他事件引发暴

动。这场事故发生在加沙北部的难民营贾巴利亚（Jabalya）附近，一位以色列

记者把这里描述为一个“令人震惊的贫穷、拥挤和肮脏”的地方。受害者的葬礼

上，气氛极为紧张。群众返回时向当地的军营投掷石块。以色列国防军未能恢复

秩序，暴乱爆发，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一点之后。第二天黎明暴动再次爆发。以色

列国防军吉普车一辆接一辆地开来，很快成为燃烧瓶和石块攻击的目标。动乱的

消息传遍被占领土，抗议到处爆发，比尔宰特也是如此。16

最感意外的可能是巴解组织，他们从未期望过被占领土内的行动能够推动巴

勒斯坦建国事业。巴解组织毫不动摇地致力于武装斗争，这一斗争策略在加沙和

约旦河西岸毫无作用，因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以色列国防军足以镇压暴力反

抗。此外，巴解组织的领导层主要由中年政治家及宗教和意识形态上的狂热分子

组成，他们对如何组织街头行动一窍不通。他们多年来给自己同胞灌输的关于斗

争的思想和印象只有突袭、炸弹和流血。

~ 63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因此，抗暴行动的开端如果完全没有暴力行为，那才是令人吃惊的。的确，

暴动青年那恶魔般的愤怒是抗暴行动的第一个标志，极端行动总是能够引来渴望

吸引他人注意的模仿者。虽然阿瓦德的非暴力研究中心和以色列的“现在就要和

平”

（Peace Now）等团体试图指出动乱的危险，但他们的知识尚未被街头自发的

行动者所重视。最初几天的抗暴行动是即兴的，只有一群乌七八糟、没有真正战

略的领导者轻率地对其加以指导。

不过对那些读过历史或者有洞见的人来说，许多先例或预兆都显示非暴力行

动能够产生效果。1936 年巴勒斯坦人曾经举行过持续七个月的反对英国的总罢

工，使政府、交通和商业完全陷入瘫痪。20 世纪 80 年代，学生们曾经联合反对

以色列将大学课程和教授任命纳入民事管理当局管辖的企图。此外，自从 1967

年以来，巴勒斯坦人中普遍的态度就是坚定稳妥，这种态度与一切运动都需要的

在压力之下坚守纪律的要求是一致的。而且既然非暴力行动涉及拒绝与政权合

作，那么这样做的机会很多：巴勒斯坦哲学家萨利•努赛贝赫（Sari Nusseibeh）

估计，以色列的占领目标中只有 5%能够通过武力来实现；他说，其余 95%的目标

能够实现是因为巴勒斯坦人服从军政府的命令。17

抗暴行动不仅打破了巴勒斯坦人的坚定稳妥，也打破了他们对占领者的服

从。抗暴行动的最初几天里他们就特意选择了阿拉伯语中的 intifada 一词（而

不是阿拉伯语中意为造反的词 thawra）

；其中暗含了摆脱惰性的意思。这场运动

从一开始就显然不会只是一场短暂的爆发——如果目标是把反对占领的运动长

期坚持下去，那么从一开始就全力出击未免失之卤莽。穆巴拉克•阿瓦德提倡非

暴力运动的呼声过去不为人知，但现在他吸引了更多的听众，因为巴勒斯坦人开

始看到了非暴力的益处。18

几乎就在巴勒斯坦人扔出第一块石头的同时，一套非正式的基本规则就开始

流传了。大家都知道对以色列军队使用暴力只应限于扔石头和燃烧瓶，虽然抗议

者也会把以色列国防军自己的催泪瓦斯罐与管子和瓶子一起扔回去。初露头角的

抗暴行动领袖设下这些限制是有着战略理由的：由于巴勒斯坦人很少拥有枪支和

其他致命武器，因此武装行动会减少大众的参与，使用武器会还会给以色列国防

军提供使用坦克和其他重武器的借口。此外，非暴力行动会扭转世界舆论，使其

不利于以色列，让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以色列残暴的反击上。巴勒斯坦人会成

为手无寸铁的受压迫者——大卫对抗犹太巨人歌利亚。19

但与此同时，多数人也不愿杜绝暴力。巴勒斯坦活动家使用暴力已经四十多

年了，认为暴力是反抗压迫斗争的必要条件的也不是只有他们。在整个后殖民时

代的发展中国家中，解放者的神秘色彩都是与戎装缠绕在一起的，对许多巴勒斯

坦人来说，非暴力行动这种思想似乎过于西化。

（有些人不信任阿瓦德，因为他

是个有美国护照的基督教徒。

）对许多人来说，不使用暴力就是屈服于武力，被

占领土之外的激进巴勒斯坦人的意识形态也倾向于军事行动。抗暴行动初期就成

为领导人的塔伊西尔•阿鲁里（Tayseer Arouri）说：

“他们试图把抗暴行动军事

化。

”20

抗暴行动开始六个月之后，非暴力理论家和实践者吉恩•夏普（Gene Sharp）

认为，

“由于以色列用殴打、枪击、杀人、拆毁房屋、铲除树木、放逐、延长监

禁和不经审判拘留等方式进行严厉镇压，

”巴勒斯坦人没有准备好从事有纪律的

非暴力行动。但他也认为即使是有限的暴力行动也是适得其反的：这会阻碍以色

列人在占领问题上的分裂，也使美国能够阻止对以色列的谴责。他的话极有先见

之明。21

~ 64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12 月 9 日的第一次暴动结束之后，没人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巴解组织和

以色列都被迅猛的大众行动弄得措手不及，双方都没有应对策略。大家只知道一

件事：他们所知的占领已经结束了。这不是以色列国防军能够很快镇压下去的短

暂暴动。巴勒斯坦运动组织者阿布扎亚德（Ziyad Abu-Zayyad）评论道：

“这不

是一场叛乱，而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22

传单与领袖

最初的学生抗议之后，阿卢莉希望进一步参加抗争，因此她志愿去发传单，

发传单已经成为约旦河西岸抗争协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凌晨三点溜出家

门，到预定的见面地点，从一个通过中间人发出指示的陌生人那里领取传单，这

常常使她的家人非常恼火。阿卢莉要保护传单的安全，直到她感到时机合适时才

悄悄地在邻里间发放。参加斗争的骄傲化解了她对逮捕的恐惧。23

新年的第一周里，第一份署名为“巴勒斯坦部队”

（The Palestinian Forces）

的传单已在被占领土上秘密流传。几天后的 1 月 10 日，另一份顶端印有数字“2”

的传单出现了；署名是加强被占领土反抗运动全国联合指挥部（United National Command for the Escalation of the Uprising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

抗暴行动的公共形象代言人现在有了名字。24

1 月 18 日，第三号传单出现在街头，上面有全国联合指挥部和巴解组织的

签名。传单命令巴勒斯坦“群众”和“工人阶级”挡住以色列的“工业之轮”

。

巴解组织起初蔑视任何重视非暴力行动的做法；多年来它一直在为巴勒斯坦被承

认为合法政治实体而斗争，因此不希望这场抗争被定位为经济抗争。但是由于民

众支持急速上升，巴解组织被迫在加入运动和保持距离之间做出选择。一名以色

列记者评论道：短短几周之内，巴勒斯坦青少年的抗议和组织工作在巴勒斯坦建

国事业上取得的成果就比巴解组织在过去三十年中取得的要多。25

巴解组织虽然在传单上署名，但从未成为抗暴行动背后的主要力量。全国联

合指挥部的队伍中充斥着年轻的巴勒斯坦人，多数不到三十岁。许多人感到，虽

然被占领土的情况不断恶化，但年长的巴勒斯坦“要人”却越来越自满。全国联

合指挥部的候选成员很多：被占领土上至少有 100,000 名有政治觉悟的高中生和

大学生，还有大约 30,000 名曾经由于危害以色列国家安全的罪名而服刑的出狱

犯人。由于害怕遭到逮捕，全国联合指挥部成员的身份保密，而且其领导人来自

大批匿名的巴勒斯坦人中这个事实意味着他们一旦被捕就会被他人代替。抗暴行

动中不会有名人偶像。

全国联合指挥部也不代表常见的意识形态观点。相反，它是参加巴解组织保

护伞之下各种不同的政治和宗教组织的年轻人的联合体，这些组织包括法塔赫、

马克思主义民主阵线（Marxist Democratic Front）

、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和共产党。两个宗教组织——作为哈马斯（Hamas）组织一部分的穆斯林兄弟会

（Muslim Brothers）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也参加了。

（哈马斯还散发了自己

的传单，但它呼吁宗教圣战与主流的世俗思想并不一致。

）

全国联合指挥部传单的语言是左倾的，但其思想主要是民族主义色彩的：与

二十世纪许多民众运动一样，抗暴行动的核心是民族自决。抗暴行动不提供激进

变革社会结构的方案，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标志不是激进的政治行动，而是巴勒斯

坦传统习俗的复兴。从悬挂的旗帜到人们重新对巴勒斯坦戏剧、诗歌和衣着产生

兴趣，文化象征是一种号召力，在年轻人中间尤其如此。26

~ 65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用塔伊西尔•阿鲁里的话来说，抗暴行动领导者的工作重点是“需要进行长

期的战略性思考：如何让抗暴行动长期坚持下去，如何确保„„胜利的可能性。

”

他们在会议上讨论抵抗的方法，包括反制以色列的应对措施的手段；“使巴勒斯

坦人的日常生活尽可能合理”

；如何在整个被占领土上发动罢工等大规模民众运

动；以及如何维系斗争与全世界的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把巴勒斯坦建国事业

包装成争取自由的斗争。27

传单逐渐成为市民们的指南手册。它们每周或每十天出现一次，流传了大约

三年之久，尽管以色列情报机构辛贝特(Shin Bet)尽了最大努力来破坏其制作和

传播。在被占领土上印刷政治传单是非法的，因此为了让前面几号传单出现在街

头而不被发现，全国联合指挥部领袖们使用了东耶路撒冷一个犹太人街区对面的

大型印刷厂。传单——有时多达 30,000 至 40,000 份——从这里通过迂回的途径

散发出去，先是用汽车运输，然后再由阿卢莉等志愿者亲手散发。28

这些传单有时也会反映出全国联合指挥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混乱和不和。一份

传单发出一系列指令，几天之后一份新的传单发出相反的指令，这样的事并不是

没有发生过。尽管有这些不一致之处，但撰写和制作这些传单的人仍然对塔伊西

尔•阿鲁里所说的传单对巴勒斯坦人的“神奇影响”感到意外。他将其比作引用

《可兰经》的效果，似乎宣读和引用文字的力量以某种方式根植于中东人民的“心

理结构”中。29

由于这一影响，这些传单代表了二十世纪非暴力行动中最雄心勃勃的大众教

育工作之一。最初的十七份传单呼吁升旗、敲响教堂钟声、举行象征性葬礼、示

威、游行和罢工。传单呼吁发动“白色革命”

，推荐了二十七种不同的斗争方式，

其中二十六种是非暴力的。耶路撒冷一家和平机构的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只有

5%到 10%的传单中包含关于暴力行动的指示（然而《耶路撒冷邮报》(The Jerusalem Post)上关于抗暴行动的故事中约有一半是关于暴力的）

。30

不过有些传单确实在呼吁“有限度的暴力”

。和平机构主任安迪•考夫曼（Andy

Kaufman）指出，虽然有限的暴力——其定义为“在不造成身体严重损伤的情况

下，以恐吓、激怒和造成轻微伤害为目的使用物品”——杀害的犹太人比前几年

的其他事件中杀害的要少，但效果仍然是适得其反。多数以色列士兵认为石块和

燃烧瓶是暴力武器，穆巴拉克•阿瓦德也注意到，少年们扔完石块就逃跑——这

与有效抵抗所需的心理状态恰恰相反。他曾经“强烈要求孩子们不要逃跑，不要

害怕以色列人。

”此外，

“有限”的暴力也使公众的注意力远离了不与民事管理当

局合作和建设巴勒斯坦人自己的替代性机构的真正工作。31

一月中旬，德高望重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和耶路撒冷《黎明报》

（al-Fajr）

编辑汉纳•西尼乌拉（Hanna Siniora）在两场新闻发布会上推出了一个系统的非

暴力行动计划。该计划的设计者是穆巴拉克•阿瓦德，计划分为四个阶段：以拒

绝以色列香烟的象征性姿态作为开始；两周之后停止购买以色列软饮料。然后巴

勒斯坦人将拒绝向一切以色列当局纳税，最后巴勒斯坦工人将停止前往以色列工

作。这项计划的目标包括释放政治犯，结束以色列的水源钻探和定居行动，以及

结束以色列控制被占领土的“铁碗”政策。

这些政策都旨在加强抵抗精神，让以色列人无法照常行事。阿瓦德解释说：

“重点在于权力。重点是我们正在挑战以色列人的权力，商店何时开门何时关门

都由我们说了算。

”阿瓦德回忆到，有些巴勒斯坦人试图让生活的时间与以色列

人规定的不同，相当于创建一个不同的时区，士兵们如果发现人们的表指向该时

间，就会打破他们的表。他们不能容忍有人挑战他们的控制权。但这就是抗争的

~ 66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本质。32

西尼乌拉将抗暴行动与其他非暴力运动相比较，希望它能够实现“印度的甘

地运动和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所实现的成果”。巴勒斯坦人声称，他们和美国南

方的黑人一样，在自己的土地上居于从属地位，得不到完整的政治权利。西尼乌

拉和阿瓦德知道，警察残暴对待美国民权运动示威者的令人震惊的画面激发了公

众的同情心，使他们起来反对不公正的制度，他们希望以色列公众和世界舆论也

会发生类似的转变。33

一月底，全国联合指挥部开会协调抗暴行动，阿瓦德出席说明了西尼乌拉的

计划和自己的思想。他设想巴勒斯坦人将拒绝出示身份证的要求，不理会警方的

传唤，排斥与以色列合作的人——总之就是使以色列控制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行

政机构失灵。六周之后，第十份传单呼吁所有受雇于民事管理当局的巴勒斯坦警

察辞职；尽管民事管理当局大幅加薪，但大规模辞职还是随之而来。巴勒斯坦人

终于采取了印度人对付英国统治的做法和欧洲战时抵抗运动的计划：直接对付政

权用来压迫自己的象征和工具。

委员会与奶牛

1988 年上半年，传单向数十万为抗争运动贡献精力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了指

导。西尼乌拉的计划刚刚宣布时虽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随后的一连串传单

上的指令许多都要归功于穆巴拉克•阿瓦德最初的构想：在动摇占领的同时发展

巴勒斯坦人实现真正的自治所需的各种制度和实践。

阿瓦德曾提出 120 种非暴力行动的清单，巴勒斯坦人可以用这些行动来削弱

占领军。清单上包含了适于削弱以色列所实施的日常控制，而且几乎所有的巴勒

斯坦人都能做的公民不服从和不合作行动。抗暴行动始于一场青年抗议，一场“儿

童运动”，但后来变成了一场全民抵抗运动。方案的中坚力量是一个“民众委员

会”网络——这些团体是在看到社会的需要之后组织起来满足这些需要的。这些

组织扎根于各个村庄和难民营，它们独立工作以获取食物和提供生存所需的社会

服务。但它们都为一个目标团结了起来：结束对占领者的依赖。

民众委员会从占领一开始就存在了，而且多少属于正式组织。民事管理当局

所实施的错综复杂的税收、许可和管制常常限制了做生意和种地等寻常活动。民

众委员会涌现出来，以在这些问题上提供帮助，委员会还向最贫穷和最边远的巴

勒斯坦居民点提供帮助。1988 年，以色列国防军封锁村庄限制货物和服务的流

动时，妇女工作委员会联合会（Union of Women's Work Committees）等现有的

委员会都警觉起来，还成立了成百上千个新委员会来应对危机。

五月，全国联合指挥部发表《公民不服从声明》

，正式确定了委员会的职能，

其中包括服务（例如健康、食物和教育）

、直接行动（例如关闭道路和举行抗议

游行）和支持行动。六月委员会到达辉煌的顶点，当时第十九份传单指示所有公

民都要把民众委员会当作人民的政府，取代民事管理当局的位置。34

巴勒斯坦医疗救济委员会联合会（Union of Palestinian Medical Relief Committees）是最成功的委员会组织之一。该联合会成立于 1979 年，成员包括

巴勒斯坦医生、护士、药剂师、实验室技师和其他卫生工作人员，联合会建立了

一些传统诊所，到这里来的巴勒斯坦人可以以成本价得到医疗服务，但联合会更

著名的服务是流动诊所。流动诊所是由五到十名医疗保健专业志愿者组成的小

组，向农村和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到了 1987 年，运转中

~ 67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的流动诊所已有几百个。35

1988 年，对医疗救济委员会的需求大幅增加。当时以色列国防军控制暴乱

的技术越来越娴熟，在被占领土的驻军也增加了七倍，以色列国防部长拉宾希望

迅速镇压抗暴行动，但又不想下令杀死抗议者，因此选择了一种增加兵力但减少

开枪的政策。一次没有发表的电视访谈上，记者记录下拉宾建议士兵们“打断他

们的骨头”来打击抗议者的热情。许多对工作产生挫折感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把

他的话当真了。巴勒斯坦的诊所、医院和私人住宅中出现了成百上千名被殴伤者。

36

医疗救济委员会很快就被大规模的冲突所淹没，许多伤者没有得到治疗。美

联社报导说，抗暴行动的第一年里，除了死亡人数之外，约有 20,000 名巴勒斯

坦人受伤，头三个月内，伤者中有五分之一是妇女和女孩。

（共有 402 名以色列

平民和 730 名士兵受伤，几乎全部是被石头砸伤。

）为了应对这一紧急事态，医

疗救济志愿者把流动诊所开到越来越多遭到封锁的村庄中，他们常常公然反抗以

色列国防军，因此医务人员有时也会被拘留。37

医疗委员会代表了一种自力更生的精神，这给哪怕是最安分守己的公民提供

了一个参加运动的机会。这在巴勒斯坦人中培养出来的团结精神甚至减少了日常

生活中常见的摩擦。塔伊西尔•阿鲁里回忆说，抗暴行动期间人们之间的争端很

容易解决——连交通纠纷都减少了，

“邻居都彼此关心”

。十年前，波兰人注意到

当他们从事公共行动来支持教皇或团结工会时，喝酒和彼此争吵都减少了，十年

之后，巴勒斯坦人在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全新体验的运动中发现了同样的高尚情

操。38

有些委员会选择了更加大胆的反抗方式。抗暴行动开展大约一周之后，加沙

的商人们锁上了自己商店的百叶窗来抗议示威者受到的待遇。以色列国防军得到

命令砸开挂锁，强迫店主站在店内。巴勒斯坦锁匠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巡视商店更

换挂锁之后，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再次砸开它们，希望抢劫会迫使店主留下来看店。

巴勒斯坦人的应对措施是成立邻里守望委员会来保护商店免遭抢劫。当以色列国

防军士兵改变策略，把关闭的门窗焊死之后，巴勒斯坦金属工人就志愿帮忙打开

门窗。这样来回了四个月之后，以色列国防军放弃了惩罚罢市商人的企图。

不顾传单的命令试图继续开店营利的巴勒斯坦店主常常受到严厉的惩罚。仅

仅在加沙市就有十四家巴勒斯坦人的买卖由于未在公告时间罢市而被纵火焚烧。

这种暴力行为或许可以说服任性的商人团结的必要性，但无疑也强化了某些外人

的观点，即抗暴行动充满恐怖威胁，而不是有序地寻求变革。39

“通敌者”得到的待遇甚至更加残暴。巴勒斯坦人领袖一心想找出以色列工

资名单上可能被辛贝特和以色列国防军招募当过线人的巴勒斯坦警察。抗暴行动

的最初十六个月里，巴勒斯坦人谋杀了 190 名通敌者，这破坏了主要是以色列国

防军在使用下流策略的最初印象。十次公民不服从行动中只要有一次恶行，就会

减少巴勒斯坦人希望在以色列国内和全世界博得的同情。40

汉纳•西尼乌拉 1988 年一月发出的用非暴力方法来反抗占领的呼吁可能没

有得到系统遵守，但阿瓦德的构想之一——抵制以色列产品，用自产自制的产品

来代替——却被有心人采用。巴勒斯坦妇女和女孩带头开创替代性的家庭经济。

许多人开始翻松闲置土地准备种植蔬菜，哈南•阿卢莉和邻家的妇女也是其中之

一。他们收获的第一批西红柿和黄瓜的产量足够分送给当地人家，对阿卢莉来说，

重要的不是收获的多少，而是它给妇女们带来的自足感。后来男人们也学习妇女

们的榜样。41

~ 68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一个滑稽的插曲是，拜特萨霍（Beit Sahour）的村民从以色列吉布兹购买

了十八头奶牛，在伯利恒附近建了一个奶牛场。以色列人听说之后，辛贝特、民

事管理当局官员和军事总督本人都来参观农场。他们宣布奶牛是安全威胁，给每

头奶牛都照了相，并且命令农场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关闭。于是巴勒斯坦人把奶牛

转移到秘密地点，次日早晨总督返回农场，发现奶牛不见了之后大发雷霆。当地

教师塔拉巴尼•昆西亚（Jalal Qumsiyah）回忆道：

“他看起来像是丢了十八名恐

怖分子。”以色列出动了直升飞机和数百名士兵搜索这些奶牛，发现它们在一名

肉贩那，他说很快会宰杀它们。总督满意了，但一周之后以色列人回来检查时，

却有了二十三头奶牛，因为其中五头生了牛犊。以色列人指责肉贩，巴勒斯坦人

再次设法转移了这些奶牛，但这次以色列人再也没有找到它们。42

牛奶不是巴勒斯坦人使之具有政治意义的唯一液体。以色列的可口可乐供货

商发现自己在被占领土的营业额暴跌，因为巴勒斯坦人抵制他们的产品；在约旦

河西岸建厂的范儿菲律宾可乐（RC Cola）很高兴这给他们带来了新生意。减少

对以色列商品和服务的依赖的压力也扩大到了教育领域。二月份，当以色列为了

清除他们所认为的异议分子的温床之一而关闭 900 所学校，把 300,000 名学生打

发回家之后，巴勒斯坦各委员会开设了临时教室，以免学龄儿童在街头游荡。43

抗暴行动的最初几个月里，巴勒斯坦人证明了自己擅长示威、组织和使自己

的社区避免由于不与以色列人合作而付出代价。但抗暴行动要想削弱以色列的占

领，就需要一场规模大得多的公民不服从运动。接下去几个月里，传单一再敦促

所有巴勒斯坦人都加入一场大规模的罢市、抵制、抗税和从与占领有关的机构中

辞职的运动。许多巴勒斯坦人为了响应这一号召的精神，拒绝出示身份证的要求，

还有些人集体焚烧了自己的身份证，商人也不理会许可法规。第 5 号传单呼吁巴

勒斯坦人拒绝在以色列人的农场或工厂中工作。到了六月，传单敦促巴勒斯坦人

断绝与以色列民事管理当局的一切关系。44

不过完全与占领者断绝关系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巴勒斯坦人在许多方面都

与民事管理当局，因此也与以色列保持着很难中断的关系。运送人、水和电的道

路、水管和电线把以色列和被占领土交织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二十年来的经

济和民间联系无法在一夜之间中断。不过，多数巴勒斯坦人希望抗暴行动的破坏

作用能够迫使以色列人打开政治对话的大门，把巴勒斯坦人自治的问题提上日

程。

宵禁与危机

自我组织和不合作运动铺天盖地的时候，以色列也加紧了破坏抗暴行动的步

伐。二月份，辛贝特特工大显身手，逮捕了一名运送 35,000 份 6 号传单的通讯

员。运动领袖们另找了一家印刷厂，还匆忙建立了一个新的传单发送网络，然后

除了一人之外，所有领袖都遭到围捕。多亏全国联合指挥部没有复制巴解组织的

等级制领导模式，因此他们能够用队伍中其他人来代替这些领袖，新领袖们发布

了五份公报，然后于三月被捕。第三批领袖一直坚持到四月，传单却一直在发送。

伊扎克•拉宾的镇压行动开始给双方带来伤亡。到了二月，晚间新闻经常播

出巴勒斯坦抗议者被警棍殴打和以色列国防军从直升飞机上向学校和商店附近

的公共场所施放催泪瓦斯和梅斯催泪瓦斯（CN gas（mace）

）的画面。玛加塞德

医院（Maquassed Hospital）的一位发言人说，抗暴行动的头十一个月里，该院

收治的 4,500 名与抗暴行动有关的受伤者之中，有 1,800 人是由于催泪瓦斯而受

~ 69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伤。每天晚上，以色列士兵殴打巴勒斯坦示威者、铲平其家园的画面都会在西方

国家的电视中播出，而以色列需要这些国家的支持。

“现在就要和平”和新成立

的“第 21 年”

（21st Year）等以色列人团体也站出来反对暴力。45

执行镇压行动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所感到的骄傲和使命感也开始消退。一个

名为“边界存在”

（Yesh Gvul）的以色列军人团体甚至拒绝在被占领土服役。1988

年夏天，一个曾在被占领土服役的士兵代表团向以色列总统哈伊姆•赫尔佐克

（Chaim Herzog）报告他们士气消沉。以色列国防军将军达甘（Nehmia Dagan）

感到政府让自己的人进入了一种无望取胜的处境中，这让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

都变得残暴无情，同时强化了双方对暴力的预期。他把这比作明知会受伤还反复

跳进没有水的游泳池里。他说，被占领土上的镇压让他痛恨阿拉伯人，不是因为

他个人痛恨他们，而是对他们使用暴力使他产生了这种情绪。

这种遍布以色列的反应绝非偶然，而是非暴力活动人士有意促成的。穆巴拉

克•阿瓦德回忆说：

“把许多以色列人带到医院里，让他们看看„„以色列士兵对

儿童的所作所为。

”这些以色列人看到断手断脚的儿童之后就会感到全身“发抖”

，

因为他们会问自己：

“难道我们和„„伤害我们的人变成一样的人了吗？”阿瓦

德看到抗暴行动逐渐使占领者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同时使抵抗者有了更强的使

命感。对事业的信心会影响到斗争一方在斗争过程中所做出的选择的质量——二

战期间的丹麦人从来不曾动摇，纳什维尔的学生们也是一样。46

巴勒斯坦人如果能够减少暴力行为，而是像达拉萨那的印度人在面临英国统

治的打击时所做的那样，显示任何武力行为都不能破坏他们实现自治的决心，那

么以色列国防军内部已经浮出水面的对以方策略的不满或许就会更加强烈。而实

际情况是，四月份当以色列国防军指挥官丹•夏隆（Dan Shomron）告诉以色列政

治领导人，武力无法解决危机时，抗暴行动领袖们可能已经接近实现这样一个目

标：使军队和政府的官方政策在如何处理抗暴行动上发生分裂。不过，以色列内

阁却对全国联合指挥部领袖所希望听到的这些出自以色列要人的话充耳不闻。

阿瓦德所提倡的非暴力战略认为，巴勒斯坦人可以利用以色列由于最终的镇

压行动而招致的谴责。全国联合指挥部领袖们希望，如果以色列受到其盟友的严

厉批评，就可能会被迫重新评价占领的得失。不过抗争的汹涌起伏很难完全归咎

于以色列，而且，虽然美国国务院对以色列的行动所发出的间接谴责是 1982 年

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来最强烈的，但美国也没有显示出对抗暴行动的支持。联合

国两次投票表决谴责以色列时，美国都投了弃权票，西欧的指责更加强烈，但以

色列政府不为所动。

对以色列来说，比政治后果更重要的是经济损失。抗暴行动的第一年里，以

色列在税收、廉价的巴勒斯坦劳工和向被占领土出售货物上就损失了约 10 亿美

元。部署的军队从 12,000 人增加到 80,000 人，也使国防开支增加了约 6 亿美元。

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拒绝为以色列人工作也使他们付出了代价，因此吸引更多人

辞职，牺牲其生计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扩大罢市和抗税等手段，以色列的经济

损失肯定会更大。

无论整体代价如何，以色列毕竟没有崩溃。相反，他们还咄咄逼人地提出了

一种对抗暴行动进行“集体惩罚”的策略，对民众委员会的惩罚尤其严厉。最有

效的做法是对村庄和难民营实施宵禁；违者会遭到逮捕。第一个月里有约

200,000 巴勒斯坦人受其影响，第一年里共实施了超过 1,600 次宵禁，有时限制

行动长达数周之久。抗暴行动开始之地贾巴利亚难民营断断续续实施宵禁的时间

加起来长达 120 天。到第二年年底已有一百万巴勒斯坦人受到宵禁令的管制。这

~ 70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在某些方面反而助长了抵抗运动，因为如果人人都待在家里，传单就更容易送到

他们手里。不过许多委员会开展工作所需的机动性也受到严重限制。47

自从占领开始之后，坐牢的威胁就是制裁巴勒斯坦捣乱分子的有效手段。穆

巴拉克•阿瓦德记得抗暴行动之前，巴勒斯坦人心中一直有一个以色列“超人”

的形象，他在战争中打败了所有的阿拉伯人，他会来把你抓进监狱——把你一个

人关在里面，没人帮助你的家人。这种情感是藐视以色列的权威的巨大障碍。不

过抗暴行动改变了这种心态；它告诉人们以色列人不是不能反抗的——他们不是

超人。抗暴行动期间，有家庭成员坐牢成了骄傲的资本，因为这表明他在抵抗。

全社区的人都会去探望这些母亲，向她们的儿子被逮捕表示祝贺——这和甘地秘

书的儿子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一样，他父亲被带走时他跟在警车后面跑，高兴地大

喊他希望父亲至少被关两年。48

不过以色列人一直在给巴勒斯坦人这种荣誉。参加民众委员会最高可判十年

徒刑。抗暴行动的第一年里有 29,000 人入狱，8,000 人遭到起诉。对判决进行

司法复核的权利也被取消。法庭和监狱人满为患。不过抵抗在狱中继续进行。阿

瓦德记得他坐牢时曾经和狱友一起与狱方协商延长放风时间。当他们被告知红十

字会即将来访之后，阿瓦德告诉狱卒说，除非得到更多的放风时间，否则红十字

会到达时他和其他犯人都会脱光衣服，一丝不挂。

“然后他们说：好吧，你们想

放风多久？”49

随着镇压规模的扩大，以色列国内的反对意见也在增加。这种反对意见最公

开的表达来自一个名为“黑衣妇女”（Women in Black）的团体联盟。十几名只

穿黑衣的妇女每周一次出现在以色列各个城市——包括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和海

法（Haifa）——繁忙的十字路口。她们静静地站着，过路行人和司机则嘲笑她

们，用各种方式指责她们是反以色列者、外国间谍和异教徒。以色列官员无视所

有抗议，坚持集体惩罚。宵禁的同时还配合着切断电话和电力服务，以惩罚拒缴

税金和租金的行为。成百上千所房屋被拆毁。

在一次极为严重的事件中，以色列国防军包围了阿尔布勒（al-Bourej）难

民营，以报复巴勒斯坦人从当地议会辞职。电力被切断，18,000 名居民的食品

供应也受到严格限制。没有特别许可证和纳税证明者不许离开。被发现参加示威

的高中学生将被禁止参加毕业考试。尽管如此，难民营内还是几乎天天举行抗议，

参与者晚上睡在郊外以免被逮捕。

1988 年夏天，抗暴行动遇到了危机，当时民事管理当局开始下令大批驱逐

被怀疑为抗暴行动领袖和煽动分子的人。以色列不顾美国的反对驱逐了穆巴拉克

•阿瓦德，称他威胁国家安全。以色列国防军把橡皮子弹换成塑料子弹，还开始

大规模逮捕民众委员会成员。

许多抗暴行动领袖入狱，而那些仍在街头的巴勒斯坦人没有把运动坚持下去

的策略。于是老一代巴勒斯坦领导人重新获得领导权，而且虽然有一个时期似乎

可以通过协商来巩固已经获得的收获，但巴勒斯坦激进分子——他们没有充分认

识到自己的筹码来自制度建设和非暴力制裁行动的威胁——却认为谈判等于投

降。于是，造成不同结果的时机来了又去了，四年之后，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加仔

细地评估过巴勒斯坦人的决心的伊扎克•拉宾在奥斯陆与巴解组织举行了秘密会

谈。

哈南•阿卢莉回顾自己的家乡所发生的动乱时，把 1987 年十二月之后那几个

月的热血沸腾的时光称作“一种独特的革命”。巴勒斯坦抵抗者没有实现实质性

的胜利，多数人都知道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是相互依赖的，这就意味着

~ 71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只有双方都认识到武力无法带来胜利，自治才能实现——正是这种认识引导南非

走出了种族隔离制度。但阿卢莉是对的，抗暴行动是一个分水岭。现在世界上再

也没有人会怀疑巴勒斯坦人不争取到自己的家园誓不罢休。50

1989 年三月，穆巴拉克•阿瓦德带领一个西方非暴力行动倡导者代表团——

其中包括吉恩•夏普——在突尼斯会见流亡的巴解组织领袖。他回忆说：

“那个星

期成果极为丰硕。

”巴解组织军事领导人比政治领袖更能理解非暴力行动——他

们看到了这样做管用。阿瓦德说，不久之后巴解组织的语言有了改变，

“武装斗

争”不再是争取自治的斗争的唯一主题。巴勒斯坦人已经发现，通向解放的大道

不一定要用愤怒扔出的石头来铺成。51

==========================

与二十世纪其他争取权利的运动一样，抗暴行动是一场关于管理的斗争：巴

勒斯坦人比以往更加积极和有组织地停止服从以色列人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

管理，同时努力加强自我管理的能力。试图压制抗暴行动的以色列当局面临的选

择与同一时期南非白人当局在黑人镇区中所面临的相同：一直压制不再害怕威胁

的人民的要求，或者找到一种方法让人民对自己的命运有更大的发言权。

与印度人通过在不缴税的情况下自己制盐和自己织布停止与英国统治合作

一样，巴勒斯坦人通过停止缴纳税费和出示身份证，减少与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

的统治合作。与追随甘地的印度人一样，巴勒斯坦人用多种方式停止对国家的服

从，他们在各处向政权施压，使政权无法在所有的地方维持控制。各行各业的巴

勒斯坦人都乐意抗议、罢工和从事家庭经济，如果这样做意味着加深自己的社会

基础的话。

不过由于街头的狂热气氛，暴力和非暴力手段的混杂很难避免，但这样做却

削弱了巴勒斯坦人的力量。以色列士兵遭到攻击之后会认为还击是正当的，正如

六十多年前德国民族主义者用破坏行动来对付鲁尔地区的法国军队时，法国人的

反应是加强镇压。用吉恩•夏普的话来说，用暴力攻击以色列国防军的巴勒斯坦

人掉进了“用对手所选的武器作战的陷阱”

。巴勒斯坦人不可能赢得这场战斗。

而且如果双方都使用暴力的话，西方国家对巴勒斯坦被压迫者的同情——这本来

可以变成对以色列的压力——也会减少。52

抗暴行动没有把以色列驱逐出被占领土，但却打破了一代人以来使中东地区

停滞不前的僵局。它把巴勒斯坦建国事业背后的推动力量从激进分子和游击队员

变成了巴勒斯坦人民，而这给巴勒斯坦建国事业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和紧迫

性。抗暴行动也说服了多数以色列人，只有让巴勒斯坦人加入政治解决方案，而

不是对他们施加军事约束，才能真正给这块两族人民共同享有的神圣土地带来稳

定的希望。

~ 72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第十二章

中国、东欧、蒙古：民主潮流

中国-被扼杀的民主

焦点事件

1989 年的春天，在巴勒斯坦人不再默认以色列的占领并发动“圣战”之后不到

四个月，北京的学生们走出自我感觉良好的漫长冬季，突然走向全世界注意力的

中心，并要求中国实行民主。

这开始于 4 月 17 日，当时，来自北京市各大学的学生们涌向天安门-它是位于这

座首都城市中心地带的一片宽阔的空地，并将花圈放置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旁，以

纪念胡耀邦。胡耀邦是共产党的前总书记，曾经容忍学生们的不同意见，刚刚死

去。在胡耀邦葬礼之前的五天一直都有呼吁民主和终止政府腐败行为的示威和大

字报。在那段短短的间隙期，哀思的表达变成对国家权力的挑战。

天安门广场对于喜欢抗议的学生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因为人民大会堂、中国历

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和毛泽东纪念堂都在那里。一个月后，当春满大地之

际，几万名学生与其他民众游行回到广场，越过警察和路障，聚集在富有魅力的

二十一岁学生领袖吾尔开希的周围。他们听他要求加快政治改革、保障民众权利、

新闻自由、终止腐败和实行真正的民主。1

在接下来的七周时间里，作为东欧和临近的蒙古在一年的时间内从共产党统治下

解放出来的先声，中国辽阔国土上的几百万名民众加入到学生们的游行和示威浪

潮之中，其高潮是人们占领了天安门广场。接着，这一出人意料的新生运动被军

事镇压淹没，而吹响集结号的广场成了监狱牢房之地。当其他国家效法时，中国

却没能引领它们。

学生与统治者

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对民主渴求的种子是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之后播

下的，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最为歇斯底里的破坏性行动之一，摧毁了

从大学到集体农庄在内的中国各种建制。当它最终于 1976 年结束时，政府不得

不重建经济，这导致对世界的更大的开放。至少从表面上看，这在将中国人与自

由分割开来的墙上打开了一道狭小的缝隙。

此后不久，就在天安门广场西边的墙上，年轻的异议分子们开始贴大字报和标语，

要求更多的自由。魏京生于 1979 年在“民主墙”上张贴了几篇文章，批评共产

党和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这对当局来说太过分了，魏京生被逮捕并被判刑十五年。

不过，地下的异议活动依然在活跃，要求变革的文章被广泛传阅。然而，当作者

做得太过头时，他们就会被迫保持沉默。杰出的物理学家方励之和著名记者刘宾

雁因为就中国的未来发展问题发表“资产阶级观点”而被逐出共产党。2

~ 73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不奇怪的是，知识分子和学生成为首先站出来反抗当局的人。中国学生从事政治

活动有着很长的历史：在九世纪，学生们就引发了对唐朝的反叛活动，并且在十

九世纪还掀起了太平叛乱。过去在中国一直受到尊重的学生们在文化大革命之后

遇到了困境。大学的经费减少，教室和实验室的条件恶化，而且宿舍人满为患。

由于学生们注意到官员们的暴富和裙带行为，对所有这一切的憎恶就加剧了。一

首针对官僚们的大为流行的诗一针见血地写道：

“日本豪车耗资大，吸干人民的

血汗，载着肥胖的龟孙子。

”3【译注：译者没有找到此诗的中文原文，此处为译

者的翻译，可能与原诗不完全一样。

】

不过，学生们对当局限制基本权利的怒气更甚。不仅异议受到限制，政府还经常

决定学生们可以在哪里工作和生活--这让个人的怨气中充满了政治含义。学生们

知道波兰的工人们通过团结工会做了什么以迫使政府做出变革，并非常清楚米哈

伊尔·戈尔巴乔夫是如何正在放松苏联的控制的。于是，当胡耀邦去世时-他也

许是近年来最有改革精神的官员，学生们不满的火药桶就要被点燃了。

当在天安门广场献花圈之后为期五天的示威活动结束时，政府面临着这样的可

能：北京市的高校在 4 月 24 日开始罢课，而且党的领导人担心会出现更广泛的

骚乱。许多批评政府的小册子出现在大街上，要求与李鹏总理对话，当局开始感

到受到围攻，担心会出现 1960 年代末席卷中国的那种混乱局面。由于不愿承认

除共产党之外的任何社会群体有采取政治行动的特权，他们在官方报纸《人民日

报》4 月 26 日的一篇社论中将示威定性为“动乱”和“有计划的阴谋”

。4

对学生来说，这是火上浇油。他们的回答是在第二天举行了到那时为止最大的示

威活动。100,000 多名学生连同 400,000 名其他民众游行到天安门广场，以示抗

议。受到这种支持力度感染的许多学生认为他们可能会成功地促进变革。他们知

道当局内部在如何做出回应这一问题上有分歧，而且他们真诚地相信，反对腐败

和促进自由会增强政府内部想要改革人士的力量。事实上，共产党的总书记赵紫

阳就是一位改革者，他很快就向学生们表示同情。

四位学生成为运动的领袖：吾尔开希-一位过分自信的青年才俊，常常以傲慢的

态度对待官员；柴玲-一位情绪激动的二十三岁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王丹-一位

二十四岁的历史专业学生；以及李录-一位来自外省市的学生，有些人认为他是

机会主义者。他们在背后相互中伤似乎是一个问题。在占领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关

键时刻，柴玲在一次录音采访中说道，她“一直都对吾尔开希感到恼火；他经常

利用自己的影响和职位，结果造成很大的伤害。

”

【译注：译者没有找到中文原话，

此处为译者的翻译，可能与原话不完全一样。】他们之间凝聚力的缺乏显然是他

们向当局提出的要求经常变动的一个原因。5

不过，学生们的演讲很富有煽动性。身为维吾尔人的吾尔开希很容易就脱颖而出，

在天安门广场的首次演讲中，他宣读了一份“新五四宣言”-很明智地利用了中

国的民族主义，将他的抗议与 1919 年 5 月抨击日本侵占中国部分领土的著名示

威活动联系起来。当运动能够声称拥有某种更高的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优先于

其所反对的政权时-就像波兰的团结工会通过将自己与教皇联系起来以及丹麦人

~ 74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通过在德国人入侵期间重新确认他们对国王的爱戴所做的那样，它就能够获得民

众源源不断的支持，而这种支持是其对手所无法获得的。

受到自己言辞鼓舞的学生领袖们发起了一系列的抗议浪潮。5 月 10 日，他们将

10,000 名骑自行车者带到天安门广场，要求与总理对话，并发表致最高官员的

宣言，好像他们是接受指令的秘书似的。由于知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以及许

多外国记者预定于 5 月 15 日访问北京，

他们就提高了价码。5 月 13 日，

大约 3,000

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抗议，再次要求与李鹏对话，并提交一份民主改革

的清单。很快，上海、哈尔滨、天津和其他城市的学生加入到行动中来，并且北

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威胁要举行总罢工。5 月 17 日和 18 日，一百万名民众到广场

上支持绝食抗议者。

从外表上看，当局似乎在上述过程的大部分时候都是镇定的。既然天安门广场被

占领，领导人就不得不在机场正式迎接戈尔巴乔夫；这让人难堪，但被忍了下来。

5 月 18 日，政治局常委会去医院看望那些因出现疾病症状而被抬出来的绝食抗

议者【译注：原文如此】

。第二天，李鹏与学生们对话，对话通过电视向全国直

播。在当局看来，它正向学生们妥协。

在学生看来，当局还有很多的事要做。在直播的对话中，吾尔开希打断总理的讲

话，并讥讽他是来教训学生而不是来与他们对话的，这激怒了总理。这犯下了严

重的错误。第二天，李鹏宣布实行戒严。学生领袖们表示反对，争辩说他们没有

使用暴力，并要求撤回《人民日报》的 4.26 社论。激进的学生要求李鹏下台。

这对当局来说太过分了，它显然放弃了谈判的立场。在幕后，赵紫阳因他对学生

们的和解态度而受到抨击，并在不久之后被共产党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取代。强

硬派们势必要终结这一切。

运动对此的回应是模棱两可的。5 月 27 日，已经担心会有镇压的吾尔开希和王

丹呼吁学生们停止占领天安门广场。自封为“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的柴玲

先是同意了，可是，在听到激进分子的抱怨之后，她与其他人决裂，并支持留在

广场。后来，在一次情绪喜怒无常的采访中-这一采访可能在她未知情的情况下

被录像了，她承认，他们等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

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

真 正 擦 亮 眼 睛 。” 6 【 译 注 ： 本 段 翻 译 引 自 维 基 百 科 中 的 ‘ 柴 玲 ’ 一 条

http://zh.wikipedia.org/zh/%E6%9F%B4%E7%8E%B2，与英文原文略有出入，但

意思基本相同】

。

由于已经没了转圜的余地，双方都准备要最后摊牌。当局借口流氓打伤士兵并打

死一名士兵，在 6 月 3 日将 30,000 名没有携带武器的士兵派往天安门广场，可

是，民众组成人墙阻止他们前进。在 6 月 4 号的清晨，一支更为庞大的部队发动

进攻，以坦克和用真枪实弹射击的士兵突破进来。

（大部分士兵都是来自边远省

份部队的农民子弟，因此较不倾向于同情城市里的抗议者。

）他们抵达广场，命

令学生们撤出。大部分学生顺从了，坦克开了进来，碾碎了搭建起来的帐篷和其

他藏身之所。7

~ 75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因为很多学生都自行离开了，政府就能够声称只有一人死在了天安门广场，可是，

许多人在试图阻止军队进入时牺牲了。政府后来报告说，总的死亡人数是 300，

其中许多是士兵。中立的信息来源估计死亡人数是 2,600；其他人认为该数值高

达 10,000。他们的鲜血流入了北京的下水道，连同鲜血一同流走的是改革与民

主的希望。8

====================================

共产党政府针对 1989 年民主运动滥用武力的做法很可能就证实了政府在天安门

广场所看到的那种潜力力量：如果运动被允许有任何活动的空间，当局就不敢保

证它不会恢复元气。统治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政治老人经历了中日战争、国民

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内战、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他们的父亲给他们讲述辛亥革

命和军阀时代的故事。由于过去的一个世纪是这个样子，他们渴望稳定。没有任

何威胁小到值得冒险去采取和解的立场。9

不过，被用来将其赶入地下或者流亡之中的暴力不能充分解释学生运动失败的原

因，因为二十世纪的许多其他非暴力运动规避了镇压并持续下来，在以后的日子

里接着战斗。领导人的反复无常和分裂至少是同样严重的一个问题，而且他们更

为看重当下的力量，而不是在合适的时机动用力量。这种过分的自信让学生领袖

不去承担必要的组织和战略工作。如果他们认识到获得其他社会群体-交通通讯

部门的工人、公务员以及最重要的警察和军队-的支持的价值的话，他们就可能

会巩固其成果并选择发动一场更广泛的抗争，不再局限于天安门广场这一便于镇

压的场所。

没能预见到镇压的可能或者没能为此做准备本身就是失误，不过，这也让学生们

能够自由地采取那些看似富有吸引力的任何挑衅性行动。煽动性的举动-比如在

毛泽东纪念堂的对面树立“民主女神”像（美国自由女神像的仿制品）-无疑惹

得当局生气，同时却没有让现实情况发生任何变化。简言之，尽管学生们熟悉最

为招摇的非暴力行动方式-占领公共场所、绝食抗议以及迎合国际媒体，他们采

用这些破坏性举动的决定却没有反映出“有任何实质性的战略思维...”10

危机时刻战略上的失败在后续效应中一直有反应。政府实行镇压的做法让许多人

在应当如何追求权利和民主的问题上得到错误的教训。1999 年，一位前抗议者

称他自己为“六四受难者”

，因为他被解雇并在找另外的工作时受到阻挠；他已

经认定，“中国唯一的道路就是...谨慎、渐进的自由化。

”甚至性格激烈的吾尔

开希也降低了预期-他逃出中国，后来不得不在加州当加油站工人和餐馆服务员。

在解释他为何希望不要迫使北京承认其在天安门广场的野蛮行径时，他说道，这

样做只会阻挠渐进的改革。而且他希望回家。“我认为，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

我就能够在五年内回家。如果出了什么事，如果有示威和另一次的镇压，就需要

更长的时间。

”11

然而，上述观点等于是认同了当局对历史的说法：采取非暴力行动会有发生暴力

动乱的危险，民众争取人权和民主的行动是语焉不详的渐进变革的敌人。印度的

甘地的想法与此不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的追随者就永无可能学会如何削弱

~ 76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英国统治的基础。恰恰就是在非暴力力量的革命性潜力看似无望之时，总是有一

些意志坚定的人，他们不会因镇压而放弃努力--而且从长远来看，只需要少数几

个人就能重新燃起变革的愿望并重启变革的手段。

在二十世纪末的时候，丁子霖这位北京的教授发起了一场一个女人的运动，要求

中国政府的检察官调查李鹏在天安门屠杀中所起到的作用。在 1989 年 6 月份，

她请求她的儿子不要参与示威活动。他在 6 月 4 日被政府军队开枪打死。

“政府

在天安门事件中的立场是不人道的，

”丁子霖在 1999 年如此说。

“他们侵犯了这

些人的生命权，并且直到今天还在羞辱他们。”向五月广场上的妈妈那样，她拒

绝沉默。对于那些试图强迫人们沉默的人来说，二十世纪非暴力抗争的历史显示

他们的结局可能不妙。12

东欧--抓住实行民主的机会

过红海

在中国的共产党人拒绝民主呼求之后一个月，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

巴乔夫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告诉欧洲理事会，

“限制国家-不管是友好国家和盟国

还是任何其他国家-主权的企图是不可接受的，

”并举例说明为何莫斯科在波兰共

产党人通过谈判放弃对权力的垄断时没有进行干涉。勃列日涅夫主义-也即莫斯

科不允许共产党人对东欧的控制出现任何的反复-寿终正寝了。在此之前仅仅七

个月，人们在纽约的大街上高喊着“戈比！

”向他致意，因为借着宣布几万名苏

联士兵要撤出华沙条约国家，这位苏联总统在联合国让听众们大吃一惊。在欧洲

-如果不是在亚洲的话，共产主义控制的基础正在发生转变。13

几十年来，苏联侵略的威胁-在 1956 年的匈牙利和 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这

一威胁变成了现实-阻挠了该地区对民主的向往。在存在着反对力量的地方，反

对意见通常是透过工人罢工、地下文学、摇滚音乐会、艺术展览或者环保抗议来

发泄的；政治上的异议很稀少。即便波兰团结工会在一开始的时候也避免要求政

治上的权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旦克里姆林宫开始弹奏新的调子，对莫斯科

的顺从-这是上述小心翼翼做法的原因-最终却削弱了共产党人对东欧的控制。当

戈尔巴乔夫对苏联进行改革时-在 1980 年代末让新闻媒体刊登批评性意见，扩大

私人企业的范围，并将竞争带入政治生活，他的开放性与新思维政策在华沙条约

地区的其他地方立即找到了跟从者。

在波兰和匈牙利，变革的基础已经打下了。团结工会是一支富有活力的有潜力替

代共产党人统治的力量，而且当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邀请它帮助稳定该国的局面

时，他没有听到莫斯科的反对声音。远在戈尔巴乔夫对异议人士显示出宽容精神

之前很久，匈牙利政府就转向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所以，当反对力量在 1987

年和 1988 年公开将成千上万名抗议者领上街头时，它的应对很从容。后来，掌

握了党的领导权的改革者们试图笼络这一进程，而不是压制它。当局在 1989 年

初让反对党合法化，共产党领导人在 6 月份与它们达成关于自由选举的协议。匈

牙利在无需跨越冲突之海的情况下，就通过民众的压力、对话与和解抵达民主的

西奈山。

【译注：这里的冲突之海和西奈山对应的是标题“过红海”

，意指已经达

~ 77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到目的地，有了比较好的结局。

】

在东欧的其他地区，人们了解到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党人已经屈从于自由选举的

要求。显然，阻挠变革的唯一因素是当地的政权，而它们现在就基本上要依靠自

己了。而且阻力和过去的情况一样。

东德的埃里克·昂纳克自 1971 年起就是党的总书记，公开否定戈尔巴乔夫式的

政策并禁止苏联有关新思维的书籍。保加利亚的托多尔·日夫科夫掌权的时间比

昂纳克还长。他喋喋不休地谈论改革，却没有做什么具有实质性的事情。统治捷

克斯洛伐克的依旧是那些曾在 1968 年华沙条约国入侵之后执行残酷的“正常化”

政策的领导团体。罗马尼亚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其秘密部门的政治警察的帮

助下，顽固地坚持个人独裁。这些都是冥顽不化、缺乏远见的人，它们认为，即

便没有苏联的支持，他们也能够以惯常的镇压之坝抵挡住洪水。

这种不妥协立场的表现之一是，他们严密控制城市里的公共场所，阻挠任何想要

向人们展示变革可能会到来的政治运动。当局无法阻止人们在公寓或者教会中聚

会分享与官方不一致的看法，而且他们不能阻止这样的集会演变成人权或者其他

反对团体（罗马尼亚也许是个例外）

。可是，如果异议人士冒险走上城市的街头

和公共场所，他们立刻就会被镇压。连同对大众媒体的控制，对武力的控制是共

产党统治者确保反对活动局限于知识分子和活动人士并将他们与更大范围的公

众切割开的主要手段。

莱比锡：“我们就是人民”

自 1980 年代初以来，几十名活动分子就于星期一晚上在东德城市莱比锡的圣尼

古拉斯教堂聚会，参加“和平祷告”活动。东柏林的共产党官员几乎没有注意到

此事，因为聚会在教堂建筑内部，很安全，并且有小心谨慎的教会领袖的庇护。

可是到了 1988 年，要求离开这个国家之权利的抗议者开始加入祷告活动，接着

就出去默默地游行，穿过他们的这座衰败并受到污染的城市里的街道。1989 年

春季，他们打破了沉默。他们一边游行一边高呼：

“我们想要离开。

”14

不久，这些“退出型”抗议者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匈牙利在 9 月 11 日宣布它将

开放与奥地利的边界，为以前封闭的共产主义国家集团打开了一条逃跑的通道。

很快，成千上万名东德人蜂拥进入西德。另有几千人挤在西德在布拉格和其他东

欧城市的使馆中。不过，并非所有东德人都认为他们的唯一选项就是屈服或者逃

跑，而圣尼古拉斯教堂的抗议现在被反对派团体接了过来，并直接转向针对当局。

当 9 月 4 号星期一那天的 1,500 名抗议者中的某些人高呼“我们想要离开”时，

另外的人则反击道“我们要留下来”

。尽管两个星期后有 100 多人在抗议时被逮

捕，异议者的队伍却扩大了。参加 9 月 25 日抗议的也许达到了 8,000 人，他们

要求自由旅行和自由表达的权利。15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两周后将会到东德，参加东德建国四十周年纪念会，官

员们决心不让有任何令人尴尬的破坏活动。就在纪念活动之前几天，莱比锡有多

达 25,000 名民众手拿燃烧着的蜡烛，唱着歌游行。警察让狗咬他们，并击打他

~ 78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们。10 月 7 日，莱比锡、东柏林、德累斯顿和波茨坦有更多的袭击和逮捕行动。

如果当局无法阻止人们移民迁出的话，它们至少可以确保让那些留下来的人明白

谁是街头的主人。当莱比锡下个星期一的抗议活动在酝酿时，有传言说坦克将该

市封锁了。如果示威继续进行，暴力似乎有可能发生；人们担心“中国式的解决

方法，

”这里指的是几个月前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16

担心的人中有一位是科特·马苏尔（Kurt Masur）

，他是莱比锡著名的交响乐团

的指挥。他及他的音乐家们正在录制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从音乐大厅看下

去，他们能够在每个星期一看到抗议者穿过卡尔·马克思广场。10 月 7 日，他

们看到高压水枪已排列整齐，恭候游行者。两天后，在游行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开

始时，Masur 安排该市的几位共产党领导人和一位夜总会的流行歌手以及一位教

士在他的公寓里开会。他们在那里起草了一份要求和平行动和对话的呼吁书。该

份呼吁书于当天下午在广播中以及圣尼古拉斯教堂的讲坛上宣读。当抗议者抵达

教堂时，联合呼吁书已经传给了柏林，而当示威刚刚开始时，某位人士-不清楚

他是谁-命令军队撤出。当天晚上，大约 50,000 名民众毫无阻拦地游行穿过城市，

并高呼：

“我们是人民”

。17

在 10 月份的第一周，当局一直都以惯常的镇压手段做出回应，可是，这次人们

没有被吓倒。他们已从西德的电视中得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得知匈牙利和波兰

的变革，得知他们的同胞逃往西方。他们知道政府处于前所未有的孤立和脆弱状

态，于是，他们有更多的人出来参加星期一的抗议。现在，这成了一个基础广泛

的运动，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武力才能压制得住。官方在最后时刻放弃了镇压，让

10 月 9 日的游行者自行其是。18

这是一个转折点。莱比锡的抗议者在 10 月 16 日激增到 100,000 多人，并在一周

后增加到 300,000 人。在其他城市，几万名民众站了出来。由于党的领导人不愿

或者不能镇压，他们害怕了。昂纳克在 10 月中旬辞职，政治局中的其他强硬派

成员在几个星期后被迫离职。党的新领导人承诺进行改革，但是依然赶不上民众

日益提高的要求。11 月 4 日举行了截至当时为止规模最大的集会：东柏林有五

十多万人参加，而且国家电视台一度提供现场直播。后来，街头示威规模更加庞

大，而且人事变动也更多。

最后，11 月 9 日晚上，政府的一位新闻官宣布，东德人在到国外旅行时不再需

要特别的许可。几个小时之内，几十万人聚集在柏林墙边上，一个接一个地越过

茫然的边境保安人员，进入西柏林。更多的人移民出去，更多的抗议涌现，共产

党内有了新的震动，接下来是新的改革措施，就这样一直持续到 1990 年 3 月-

那时，选民们在自由的选举中抛弃了共产党人。接着，每个人都在谈论与西德的

统一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所创建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走入列奥·托洛茨基所谓的

历史的垃圾堆中。

索菲亚：放弃权位

即使是在托多尔·日夫科夫的铁腕统治之下，保加利亚在 1980 年代也变得不平

静起来。一个世纪前将保加利亚人从所谓的“土耳其压迫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

~ 79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俄罗斯人无法继续支撑这一卫星国，而且保加利亚的经济正陷入困境。也许是为

了分散注意力，日夫科夫推行了一项疯狂的计划，试图同化居住于保加利亚的土

耳其族人。清真寺被关闭，土耳其人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要么取保加利亚人的名

字，要么被关在集中营，要么回土耳其去。大约 300,000 名土耳其族人选择向南

迁移，带走了该国的劳动力-而当局则成为国际社会遗弃的对象，外国的投资也

枯竭了。

异议活动还只是在地表之下酝酿，局限于首都索菲亚的知识分子之间。接着在

1986 年 4 月 26 日，一位对环保有兴趣的年轻哲学家克拉森·斯坦切夫从英国广

播公司和美国之音得知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发生了核事故。让他震惊的是，苏联

集团试图对此保密。保加利亚在多瑙河岸边的科茨洛杜伊有类似的反应堆。不过，

斯坦切夫意识到，只有在人们能够自由地讨论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的开放社会

中，环境才能得到保护。他与其他具有类似想法的保加利亚人成立的生态公开组

织，并开始在鲁斯市示威-鲁斯的空气因河对岸罗马尼亚的工厂所排放的氯气而

受到污染。19

当时，一场国际环境会议预定于 1989 年 10 月在索菲亚召开，生态公开组织的组

织者们看到一个接触更广泛的民众的机会。示威者们每天都到索菲亚中心区的同

一个地点，举着标语牌（上面有谴责政府环保作为的语句）

，并收集签名支持一

份要求对一个河流改道计划进行公开讨论的呼吁书。日夫科夫让他们有一周的时

间这么做，然后在 10 月 26 日派出警察，在外国外交官和记者的眼皮子底下殴打

抗议者；四十人被捕。20

尽管上述做法过去曾压制住异议活动，生态公开组织却没有被吓倒。活动人士一

直在看苏联的电视，知道莫斯科的做法已经远远超过日夫科夫像挤牙膏式地空谈

改革，而且他们知道抗议正在让东德发生剧烈的变动。虽然很少人认为保加利亚

的掌权者没有能力自己压制住反对势力，但像这样对当局发起挑战的机会是前所

未有的。生态公开组织充满活力地重新行动起来，于 11 月 3 日将 5,000 名民众

带到索菲亚的大街上。21

就在民众反对力量似乎会被发动起来之际，共产党领导集体中的一个派别抓住了

主动权。由于政策失误和对裙带人士的任命，以及针对土耳其族人的灾难性行动

（这一点也许造成了最大的伤害）

，日夫科夫让他的许多同僚成为他的对手。对

公开示威者的肆无忌惮的攻击让当局再次蒙羞。对于政治局中的不满者来说，这

就足够了，他们决定在民众可能采取针对他们的行动之前先对日夫科夫下手。22

日夫科夫于 11 月 10 日在压力下下台，其党魁的职务被外交部长彼得·拉德诺夫

取代。四天之后，反对派团体携手组成民主力量联盟，并很快带动大量的民众要

求改革。共产党人将他们的名称改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党，与反对派谈判，解散

党的控制体系，并于 1990 年 6 月举行了自由选举。在赢得多数选票的情况下，

他们组建了政府，掌权超过一年时间，借着成为民主潮流的弄潮儿，他们生存了

下来。在可能被推翻之前，保加利亚的共产党人放弃了他们的威权宝座。

布拉格：愤怒的空间

~ 80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在 1989 年的夏季和秋季，布拉格的人民能够感受到震动捷克斯洛伐克边界之外

大地的力量。许多人去过波兰，并领会到东欧第一个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狂喜气氛。

在布拉格，他们看到东德人挤满西德的大使馆，极其渴望自由。尽管他们的报纸

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进行审查并很少报道该地区的变化或者对此进行负面的报

道，他们还是成功地从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以及其他外国渠道获知了消息。

不过，在该国内部，当局似乎一如既往地无动于衷。23

在 1968 年华沙条约国入侵之后，反对派被压缩成知识分子的精英团体，他们斥

责侵犯人权的行为，并试图通过地下出版、不同的教育、戏剧和音乐来构建独立

的公民社会。1988 年，很多学生加入他们的队伍，于是反对派有了更为年轻的

面孔。新加入的人没有受到对 1968 年之后镇压的记忆的困扰，并且在来自东欧

其他国家的消息的鼓舞下，他们大胆地走上布拉格的街头。从 1988 年 8 月份开

始，成千上万名学生与异议人士至少有七次在城市里游行，这是几十年来最为大

胆的抗议行动，不过，除一次之外，所有游行都被高压水枪、催泪弹和警察方阵

挡了回去。24

上述斗争中的难能可贵之处是有一个温塞斯拉斯广场。它是一条宏伟的古老要

道，穿过布拉格市中心的几个街区。该地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让活动分子

们能够占据视觉上的制高点，直接向几万名甚至几十万名民众讲话，而且它是该

国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之一。广场的一端矗立着圣温塞斯拉斯纪念碑-圣温塞

斯拉斯是十世纪波希米亚的一位国王和殉道者，他坚信信仰应该付诸行动。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处是反对纳粹占领者的抗议的首选之地，而且就是在那里，

一位学生在 1969 年 1 月将自己烧死，以抗议布拉格之春的逆转。让抗议者占领

这个广场会让他们利用这些有关民族抗争的强有力的记忆。25

11 月 17 日，也即柏林墙倒塌之后一个星期，学生们再次试图占领广场。大约

15,000 名民众在傍晚时分在一所大学里集合，参加一场官方批准的集会，以纪

念被纳粹杀害的一位学生。等到天色转黑，仪式结束时，学生们点燃蜡烛，张开

呼吁新政府和自由选举的旗帜与横幅，然后向维色拉德山进发，那里埋葬着中世

纪的国王和文化英雄，比如伟大的作曲家安东尼·德沃夏克。在唱完捷克与斯洛

伐克的国歌之后，游行者从那里沿着维拉塔瓦河的河堤步行而来，向围观者高呼，

让他们加入进来，然后他们向几个街区之远的广场走去。

当他们前进的道路被穿着防暴服的警察的封锁线拦住时，有人高喊着让所有人都

坐下。当一位摄像人员攀上一个铝制的架子并开始摄像时，前面的学生将该国的

国旗摊在将他们与警察区隔开来的几米远的地上，并在旗帜的周围放上蜡烛。随

后，所有人都高呼请警察离开，并允许他们到广场去。大约两个小时之后，扬声

器上有个声音警告说，他们必须立即返回去。不过，对于前面的几千名民众来说，

退路被从后面赶上来的警察组成的第二道封锁线挡住了。当前面和后面的警察强

力推进，进而用棒子打他们或者踩踏他们-包括儿童和老人-时，被夹在中间的他

们无路可逃。

“头戴红色贝雷帽的士兵强迫我们靠着房屋的墙壁站立，以便腾出地方，让他们

~ 81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殴打毫无防备的学生，”蓝卡·斯瓦门霍特洛娃回忆道。由于警察往前进逼，抗

议者被挤成一团。

“我从未这么害怕过，因为一旦有人摔倒，人群就会将他踩死。

”

最后，她找到一条逃生路线：那是一条窄窄的通道，沿线有牵着德国牧羊犬的警

察，并通向另一条大街。在她与另外的人穿过那个通道的时候，警察将他们推来

搡去，特种部队士兵还在另一端等着他们。当所有这一切都终结时，有 200 多人

受伤。26

那天晚上，学生们没有进入温塞斯拉斯广场，不过，尽管他们鲜血淋漓，伤痕累

累，他们却没有被打败。残酷的攻击成了激起民众反抗当局的一种方法。不过，

官方媒体依旧被严格控制着，因此，将消息发布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整个周末，

学生们在家庭、学校会议和剧院之间来回穿梭，将他们的经历告诉布拉格的人们。

他们展示了示威和警察暴力的录像，还将传单黏贴在墙上，谴责残暴行为并呼吁

罢工。西方的广播电台也播报了所发生的事情。27

动员更多的人加入下一次的抗议让当局维持对公众的控制的任务变得复杂起来。

11 月 20 日星期一，温塞斯拉斯广场挤满了 100,000 多人。他们摇晃钥匙链，发

出丁零当啷的响声，高呼丧钟正在为当局敲响，并舞动要求政治自由的横幅-警

察没有采取行动阻止他们。第二天聚集了更多的人，集会也有了更好的组织。扩

音系统被仓促搭建起来，现在，一个新的反对派团体-公民论坛-的领导人们（比

如资深异议人士瓦茨拉夫·哈维尔）能够对很多听众发表讲话了。每一天，抗议

的规模都在增大，并扩散到新的城市，而且要求变革的呼声也越来越响亮。这就

像公众自己在举行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露天会议，而且没有受到处罚。对报复的

恐惧-这一直是主要的妨碍因素-在减弱，而当报复来临时，共产党统治原有的可

靠的支持力量开始出问题了。28

报纸和随后的电视开始报道抗议的情况。当局对公共空间和大众传播的垄断地位

被打破，而共产党自己内部很快就出现了裂缝。改革派人士赶走强硬派人士，提

议进行改革，并开始与反对派“对话”，不过，就像东德的情形那样，这一切也

都太微不足道，太晚了。11 月 27 日的全国性两小时抗议罢工证明反对活动不仅

仅是布拉格学生与知识分子的运动。由非共产党人士领导的联盟政府于 12 月 10

日的成立才满足了对变革的渴求。容忍占领温塞斯拉斯广场的统治者们最终交出

了对国家的控制权。29

蒂米什瓦拉和布加勒斯特：流血和失败

到 1989 年最后一个月时，自下而上的运动或者自上而下的改革已让苏联以前在

东欧的所有伙伴都发生了转型，只有一个例外：罗马尼亚。在这些共产党下三滥

国家中，罗马尼亚是最疯狂的，因为它的统治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为了自己的

虚荣而不顾任何的文明规则。他将布加勒斯特的很多历史古迹都拆毁掉，建立了

一个以他自己命名的巨型广场，还为其亲属建了宫殿，给民众建的则是丑陋的水

泥公寓大楼。他的秘密警察保存有罗马尼亚所有打字机的样本页，这样一来，所

有离经叛道的作品都能被追溯到根源上。他让妇女们接受随机的妇科检查，以便

政府能够强迫所有的怀孕都坚持到生产为止，以增加人口。而他对重工业以及偿

还外债的痴迷所产生的副作用是：

“电力短缺、食品短缺...可怕的污染、高企的

~ 82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婴儿和母亲死亡率、以及全面的衰败。

”有人称其为“欧洲的埃塞俄比亚。

”30

由于熟练地利用了苏联-美国之间的对立关系，齐奥塞斯库的新斯大林主义没有

受到外国制裁的影响。他讨好并安抚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抵制莫斯科，并严厉

打击国内的抗议行为。当波兰 1970 年爆发罢工时，他通过鼓励工人们就官方工

会展开讨论来预先阻止劳工的抗争。可是，当一位化工厂的工人写信建议成立独

立工会时，他被强制性地关进了一家精神病医院。1977 年，当煤矿工人们举行

罢工，并要求见齐奥塞斯库本人时，他接见了他们，然后承诺满足他们的所有请

求。一个月之后，罢工领袖们失踪，而且后来让步被取消了。在接下来的九年时

间里，劳工骚乱又发生了八次。1986 年特兰斯维尼亚的一场抗议削减面包配额

的罢工最后赢得让步，接着是二十五人失踪，让步被取消。1987 年，20,000 多

名工人在布拉索沃示威，并捣毁了当地的党支部；为了恢复秩序，军队就必需被

动用。31

齐奥塞斯库将他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贫民窟，将其劳工变成一股反叛但受到压制的

不满力量，不过，在 1989 年之时，罗马尼亚还没有任何具有凝聚力的反对力量-

所有组织化的空间都被封死了。不过，尽管这位独裁者觉得没有必要因邻国的戈

尔巴乔夫改革而感到恐惧，他的任性而为和自我放纵却疏远了军官们，并让当局

中的其他人确信：没有了他，他们可能会更好。他们所需要的就是一个机会。

12 月份，这个机会临到了蒂米什瓦拉-它是位于该国西部边陲的一个城市，其人

口中混合了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日耳曼人、吉普赛人和塞尔维亚人。核心人

物是拉斯洛·托克斯-他是改革宗教会的一位牧师，而该教会服侍的对象是人数

众多的匈牙利少数族裔。托克斯冒着被惩罚的危险公开反对官员的滥权行为-他

甚至出现在匈牙利的电视上，抨击政府摧毁老式乡村房屋并以“分配的”住房取

而代之的计划。结果，他被命令在 12 月 15 日星期五之前离开蒂米什瓦拉。他拒

绝从命，并继续服侍教会。

“亲爱的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们，我收到了一份驱逐令，”他在上述最后期限之前

的那个主日对他教区的信众说道。

“我不会屈服，所以，我会被以武力从你们身

边带走...求你们了，下个星期五要来，并为那时会发生的事做见证。来吧，要

和平，但是要做证人。”他没有想到许多人会来，可是，到星期五下午时，约一

千名民众到场了；有些是匈牙利人，另有些是罗马尼亚人-对他们来说，保卫牧

师是一种抗议的形式。那天晚上以及第二天，他们围着教会组成一个人墙，防止

警察和士兵的袭击。32

随着人数的增多，他们的诉求变得具有政治性了，而且场面变得混乱起来。

“打

倒齐奥塞斯库”的呼声响了起来，而打斗也突然爆发，据说是因试图挑起暴力行

动的当局特务挑衅而起的。一群人闯入共产党的总部所在地；其他人则向士兵扔

石头，而士兵则以高压水枪、催泪弹和棍棒回应。星期天时，士兵们占领了整个

城市，抓捕了托克斯，并且根据齐奥塞斯库的命令向示威者开枪，杀死将近一百

人。33

与索菲亚、布拉格和东柏林的领导人们不一样的是，齐奥塞斯库对大屠杀毫不迟

~ 83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疑。然而，蒂米什瓦拉的大屠杀弄巧成拙。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该市的民众继续

抗议，也开始进行总罢工。到大屠杀之后的第三天，有些变化发生了：军队士兵

们公开与抗议者们称兄道弟。到周末时，军队全部撤出了，一个革命委员会接管

了该市。全国各地的人们从外国的广播报道中得知蒂米什瓦拉的消息-这些报道

的特点是夸大了死亡的人数，骚乱蔓延到了新的城市。

抗议者们所不知道的是，就在几个月前，一群党的高级干部秘密地组建了一个反

对派团体-民族拯救理事会。当示威者包围布加勒斯特时，齐奥塞斯库命令其国

防部长向他们开枪。部长拒绝服从，反而开枪自杀了。自杀有助于促使军队背叛

齐奥塞斯库，敌对势力之间的战斗在首都爆发了。12 月 22 日，一群人攻入了中

央委员会总部所在地，并将齐奥塞斯库赶了出来。在圣诞节那一天，这位独裁者

连同他的妻子被快速审判和处死，他们的尸体后来在电视上展示。一个新的团体

-民族拯救阵线-掌握了政权，不过，其领导人是一位资深的共产党人。34

与菲律宾的情况一样，在街头自发行动起来的罗马尼亚人是推动变革的力量，而

事实证明，军队不愿保卫这位独裁者。不过，由于缺乏给事态指引方向的民众运

动，新的威权人物发挥了临时替代的作用，并在当时盛行的暴力的掩护下，攫取

了国家的权柄。蒂米什瓦拉的抗议者引爆了一场危机，而危机让一位独裁统治者

烟消云散了。可是，在 1989 年，罗马尼亚是东欧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在共产

主义崩溃之后，它没有很快就接着建立起稳固的民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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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欧大部分国家，当非暴力示威者试图占领城市街道和广场时，他们与安全部

队人员发生了冲突，这就成了 1989 年反对共产党人的革命的关键转折点。这些

地方具有战略性的价值，因为人们能够在这些地方被动员和发动起来，而且运动

在这些地方能够迅速扩散-这就是为什么当局总是让异议分子远离这些地方。不

过，通过说服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加入他们，反对派团体挫败了压制他们的企图。

民众们非但没有被残酷做法吓倒，反而变得很愤怒，并接着鼓起勇气冒险犯难。

政府的暴力激起了它试图压制的那种抵抗。

当抗议队伍变得足够大时，它们就引发了公开的危机。当局不得不在大规模镇压

和妥协之间做出选择。在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当对民众的控制显然不再起作用

时，当局选择进行交易。强硬派知道苏联人不会庇护他们，而且他们也对其军队

的可靠性表示怀疑。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共产党内部的派系利用动乱局面反

对其对手，并在反对力量能够建立起势能之前攫取了权力。在所有这些国家，对

非暴力制裁手段的公开运用都增强了那些私下里想要某种形式变革的人的力量。

几十年来，东欧的所有“被奴役国家”都被认为是受到了独裁者们或者执政党的

绑架，但在几周的时间内，它们就摆脱了辖制它们的人。虽然苏联军队不会再前

往其西面的邻国，强制它们成为苏联的共产主义盟友，所有政权却都有其自己的

镇压力量。按照基恩·夏普的说法，

“所有居主导地位的精英和统治者都要依靠

于民众的合作以及他们所统治的社会建制的合作，才能获得力量”35 如果东欧

的共产党统治者们认为他们真正的权力是来自于他们的警察和军队，那么，他们

~ 84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就已经会运用那种力量来继续保持其权力。他们的认识水平比这要高。当民众运

动剥下了他们合法性的外衣并占据公共权力领域时，大多数人会和平地离去，就

像他们的挑战者已和平地到来那样。

蒙古-恩赐的民主

公开性与钟声

12 月份，外面正下着一场小雪，海西巴特·呼兰（Hashbat Hulan）正在东方研

究所她的办公室里工作。这时，她听说不远处正在举行一场公开的示威。之前，

类似的事从未发生过，她与她的姊妹敏金跑了过去，很激动地看到大约有 200

人和一群热情的带领人正宣告开展新的民主运动。那天是 1989 年的国际人权日，

已经统治蒙古达 68 年的威权政府计划举行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庆祝活动。可是，

非但没有阅兵活动、党的官员们枯燥啰嗦的讲话以及传统的歌舞，当局的注意力

却转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抗议活动。

与建设于共产主义时期的大多数首都城市一样，乌兰巴托在设计时已考虑到公开

仪式的需要了。市中心有一个巨型的广场，以苏赫巴托尔（Damdiny Sukhbaatar）

-蒙古的列宁-命名（苏赫巴托尔在 1921 年将白俄罗斯人赶了出去，并宣布该国

独立）

。这位伟大人物的巨型骑马雕像占据了空荡荡的广场的一角，其侧面是政

府大楼和文化宫-前者是一个大型建筑，也即议会的所在地，后者里面有现代艺

术馆、国家歌剧院以及芭蕾舞剧院。蒙古的国土面积差不多是法国的三倍，人口

却比巴拿马还少，其所有的能量都集中在乌兰巴托，而广场则是乌兰巴托的枢纽。

那天，党的官员们从政府大楼的窗户中看到抗议者拿着横幅和标牌，呼吁终止“官

僚压迫”并承诺采取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开放性类似的蒙古政策。他们没有

扰乱秩序，安全保卫人员让他们自行其是。可是，党的领导人们却能听到他们的

高呼声以及一个名叫钟声的摇滚乐队所演奏的音乐。眼下在他们的鼻子底下高喊

出的要求变革的口号让他们回想起当年已经席卷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抗议浪潮。

当示威者在天黑时分安静地陆续撤出广场时，留在政府大厦中的那股冰冷的感觉

并不是因为蒙古处在冬天的缘故。36

喜鹊和外交官的女儿

如果政府领导人得知那天早上的有些示威者是他们自己的儿女的话，他们可能会

有一种仅仅聊胜于无的慰藉。这些男女的年龄在二十多岁或三十出头，出身于上

层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到过蒙古之外的很多地方。有几位曾在苏联上学，

他们在那里呼吸到改革的空气。所有人都讲流利的俄语，少数人会讲英语和德语，

这让他们能够更多地接触西方的媒体和出版物。

后来以民主的金喜鹊著称的赵日格（Sanjaasuregiin Zorig）是这个团队的代表

人物。他出生于乌兰巴托一个高官家庭，有一点与众不同：他的妈妈是半俄罗斯

血统，半蒙古人血统，而他的爷爷-一位布里亚特族的牧民-曾经被“清洗”，而

这很可能就是出自苏联人的命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莫斯科国立大学，

~ 85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赵日格才经受了变革的微风并从令人窒息的共产主义正统观念中获得一些喘息

的机会。37

由于发现国内对莫斯科的政治多元化很少表现出相应的兴趣，他自己开始与蒙古

国立大学的学生与教师们谈论这些想法-他于 1986 年在蒙古国立大学获得一个

讲师的职位。他成了厌倦于国家压制性官僚体系的其他年轻人的朋友，他加入了

一个团体，而这个团体偷偷摸摸地在全市各处张贴海报，呼吁变革与民主。赵日

格这位戴着眼镜、态度温和的男人的学术地位提高了，他的公寓成为该团体活动

的中心。他还是非暴力变革的坚定提倡者。他在 1998 年告诉蒙古广播电台说：

“如果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讨论或者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解决某一问题，我会感到

沮丧。

”

“匆忙的决定太常见了。

”他从来都不会煽动民众，在 12 月 10 日的抗议

中，他曾帮助安抚激动的民众。

作为那些激动的旁观者的一分子，海西巴特·呼兰也来自一个上层家庭。她是一

位职业外交官的女儿，英语和俄语都很流利，曾在苏联生活过，并在那里接受了

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当她回国时，她“惊讶于【其】祖国的无知和封闭状态。

”

她在蒙古科学院任职，后来转到东方研究所，遇到了曾在国外留学并对改革感兴

趣的其他人。到 1989 年 9 月时，呼兰已参与到试图推动蒙古变革进程的秘密会

议中了（尽管她没有参与策划 12 月 10 日的抗议）

。38

呼兰和赵日格代表了当局的年轻反对者的一种普遍模式。在后来以改革创始人著

称的十三位蒙古人中，有十一位曾在苏联留学，并在那里了解到新思维和开放性。

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因为苏联为许多蒙古知识分子所鄙视。改革派领袖人物中

有非常多的人不是喀尔喀族蒙古人，这令人感到吃惊，因为喀尔喀族蒙古人是该

国的主流族群，而运动初期所存在的许多“混血族群”领导人可能有利于改革者

采取一种更为激进的立场。

他们中很少人会天真到相信乌兰巴托的一小群知识分子凭自己就能发起一场民

主革命。来自工人、牧民以及小城镇和农村的其他人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不过，

他们能够召集一群足够勇敢的人到苏赫巴托尔广场游行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重

要的意义-而且该广场布满了共产党统治的遗产。在这个相对紧凑的首都城市，

以武力控制住这一广场可能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在首都取得优势地位可能就是胜

利的预兆，因为首都的人口占到蒙古分布广泛的人口的四分之一。

然而，政府大厦中没有人发出命令来驱散对一党统治的上述挑战，原因也许是人

们不清楚那里有多少异议分子，以及镇压是否会让他们变得比他们当得的更加臭

名昭著。当局也可能认为不团结的传统会帮助他们，而这种不团结一直困扰着蒙

古人并且曾在 300 年前一度将伟大的帝国扩展到中国人和满洲人地区-这后一点

是众所周知的。12 月 10 日的示威者必须克服这种想法，并展示出一种不同寻常

的团结精神，以挑战看似和往常一样的那个庞然大物式的政权。39

“改变人们旧式的思维方式”

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建立所依据的是苏联模式。从它掌权的那一刻起，苏联的影响

~ 86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就已经笼罩了该国，而且政府的政策常常需要莫斯科的批准。在 1930 年代，政

府试图将其集体化的牧民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抵抗，就像喀尔喀族人抵抗斯大林

一样，并且也受到了几乎同样严酷的对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人们毫无犹豫

地对以前的党的领导人、军队以及特别是之前控制着该国大量财富的佛教和尚进

行清洗。在前共产主义时代的 100,000 名和尚中，到 1950 年代初只剩下了几百

名；至少五分之一的和尚被杀害。40

接替苏赫巴托尔的是一位斯大林式的领导人-乔巴山（Choibalsan）

；后者于 1952

年的去世弱化了体制，但没有改变它。一党专断保存了下来，人权被忽视，而且

清洗继续进行--尽管监狱或流放现在变成处置的手段。直到 1980 年代初为止，

政权才开始变得不稳。党的领导人尤睦佳·泽登巴尔(Yumjaagiin Tsedenbal) 故意无视当时克里姆林宫所推行的更为灵活的路线，也无视苏联人与北京的和

解，而且他对经济的管理也脱离了现实。管理不善和恶劣的冬天降低了家畜的产

量，而且能源、食品和消费品的短缺造成了不满情绪。党的干部们也厌倦了定期

的清洗。41

当这位独裁者被苏联人告知他需要治疗并被带到俄罗斯治疗时，他的对手们以姜

巴·巴特蒙赫（Jambyn Batmunkh）取代了他。尽管巴特蒙赫也是旧体制的一部

分，他也别无选择，只好尝试一些新做法。他和他的团队通过降低中央计划的重

要性来处理经济难题，而蒙古的主要报纸刊登了戈尔巴乔夫对 1986 年苏联共产

党大会讲话的文字稿-它呼吁给地方企业更多的自由。1987 年，巴特蒙赫说道，

“为了改变人们旧式的思维方式，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并且他呼吁要有更大

的“透明度。

”报纸刊登读者的来信，对政府公职人员的霸道行为提出批评。尽

管这位蒙古领导人在更换旧的政治体制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作为，他自己的言论却

会让批评合法化，并打开公共对话的空间--而异议人士会很快利用这一空间。42

除了受其领导人言辞的困扰之外，当局也感受到了外部的压力。苏联的经济没有

因戈尔巴乔夫的重整计划而恢复元气--商品短缺，而且政府偶尔会欠发工资。这

在蒙古产生了反响，因为蒙古对外贸易的 90%是与苏联集团进行的，并且其国内

生产总值的 30%来自苏联的援助，与此同时，几千名俄罗斯和东欧的经理人员、

工程师和顾问在蒙古经济体中占据着关键职位。另外，一支大约有 60,000 名士

兵的苏联军队-这是中苏冲突的遗留物-还驻扎在蒙古，尽管现在莫斯科试图改善

与中国的关系。

1987 年 4 月，戈尔巴乔夫命令一支摩托化步枪师撤出，这相当于苏联在蒙古驻

军的四分之一。在觉察到对北京的新的友好姿态后，蒙古也跟着如法炮制。6 月

份，它与中国签署有关技术合作与边界纠纷的协议。由于戈尔巴乔夫也减缓了与

美国的矛盾，蒙古首次与华盛顿建立起正式的关系。眼下，当局与世界展开全面

的交往，这就让人得以接触长期以来被视为禁忌的观念。43

1988 年，有影响力的人士开始提出之前从未在蒙古谈及的观点。一位政治局成

员称赞民主是与邪恶的官僚行为做斗争的唯一手段，几位学者和官员谴责了保密

做法，因为它妨碍了对经济问题的诚实的评估。一位学者甚至冒失地提出，蒙古

人民革命党应该允许一位以上的候选人竞争所有的政府职位。1989 年，在 12 月

~ 87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10 日示威之前的几个月，政府和执政党一个接一个地发出令人震惊的公告。一

个委员会对 1930 和 1940 年代的恐怖和清洗行为首次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并得出

结论说，至少 20,000 名被处决人士的名誉应该被恢复。巴特蒙赫指责泽登巴尔

搞个人崇拜并关押无辜的民众。44

同时，苏联人从蒙古撤走另外的 8,000 名士兵，并计划在 1990 年之前撤走剩余

部队的 75%。蒙古的外交部长主张该国应该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而西方的广播

和电视节目-包括有线新闻网（CNN）和音乐电视（MTV）-已向蒙古播放。45

到 1989 年底时，有些官员显然是认同政治改革的，不过，具体的事还一事无成。

唯一合法的政党是蒙古人民革命党，政府不保护基本的人权，而且命令经济还原

封未动。作为威权体制忠实支持者的秘密警察、安全部门以及军队也都还在压制

异议活动。

（举着要求改革经济体系和一党制的标语牌的人士经常被捕。

）简言之，

当局对变革的态度是游移不定的。这在年轻的改革者中间激起了迫切期待的心

情，而且还让他们拥有了一个优势：如果当局内部的分歧让它无法做出决策，那

么他们就能获得将运动往前推动的时间和空间。46

建造，拆毁

12 月 10 日之后，新的改革运动的首要障碍就是反驳这样的观念：很难实现团结。

如果政府处于分裂状态，团结本身就是一件武器。第一步就是就改革者所提议的

变革提出一份被广泛接受的声明，而他们在 12 月 10 日所挥舞的横幅就表达了他

们的总目标：

“多党制是必不可少的，

”

“尊重人权高于一切，

”以及“新闻自由。

”

在示威之后的一周之内，新成立的蒙古民主联盟提出一份纲领，而且在一场吸引

了 2,000 名民众的集会之后，它向党的高级官员们提交了一份请愿书，描述了它

的要求-这是公民们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宣言。47

改革者们的首要政治目标是在 1990 年上半年以新的选举规则重新选举大呼拉

尔：除蒙古人民革命党之外的政党应该被允许提名候选人，选民们将自由选择候

选人，不会受到威吓，而且新当选的机构应该不受政治局的支配。它的运作应该

透明，而其决定应该成为该国的法律。他们还要求经济上的变革-自由市场体制、

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及保护私人财产权，而且他们希望保障人权，包括新闻、

言论和旅行自由，并终结给有影响力的人物的特权。最后，政府不得不承认并公

布在乔巴山恐怖统治期间对民众与和尚所犯下的罪行。改革者坚持将所有这些权

利都写入新修订的宪法。

12 月 11 日和 12 日，在预先安排好的党的代表大会上，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官员

重申了开放性与新思维的原则，并且至少从理论上欢迎改革的呼声。他们知道苏

联人将不会支持以暴力镇压改革者--戈尔巴乔夫对六个月之前中国政府在天安

门广场的镇压行动感到不悦。另外，北京的强硬立场让蒙古人感到担心，因为他

们在历史上就害怕给中国任何介入蒙古事务的借口-中国在过去曾统治和利用过

这个国家）

。为了避免不稳定的局面，他们决定妥协，而不是与改革者发生冲突。

48

~ 88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政府接着口头上表示认可有关多党制、自由选举以及保护公民自由的提议，但没

有显示出任何的紧迫感--总理建议在五年时间内分阶段逐渐推行变革。尽管令年

轻的改革者们印象深刻的是，政府中反对改革的人在 12 月 10 日的示威之后被罢

黜，而且尽管让他们感到满意的是，他们成功地制订出一份他们所有人都认可的

纲领，他们却没有兴趣为实质性的结果等上几年。49

为了争取这样的结果，他们首先必须要将他们的支持基础扩展到他们自己的知识

分子圈子之外。他们的活动范围超出了乌兰巴托，将目标指向额尔敦特（Erdenet）

铜矿的工人和工程师。铜矿是苏联-蒙古的合资企业，雇佣了许多工资较高的俄

罗斯工程师和工人。对这种不平等感到不满的额尔敦特雇员们在 12 月初已经举

行了一场抗议性集会。现在，改革者们帮着将工人们的敌意转向政府。12 月 22

日，蒙古民主联盟派科学家鄂尔丹尼·巴特乌尔（Erdenii Bat-Uul）与他们谈

判。他指出，工人们的利益只有通过一场为重大变革而战的群众运动才能得到满

足，并且新的运动需要乌兰巴托之外的支持才能让政府留意。巴特乌尔取得了成

功，在他返回首都之后，他鼓励蒙古民主联盟派人到该国的其他地区争取更多的

支持。50

到年底时，改革者们有了清晰的纲领和多个盟友。他们还需要一个统一的战略以

及比能够发起临时示威更加有力的组织。由于蒙古民主联盟规模太大，以至于做

不了决策，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开始拿捏运动的措施，以获

取最大的果效。为了提供一个能取代大呼拉尔的象征性机制-大呼拉尔一般只是

党的高级领导人的决策的橡皮图章，蒙古民主联盟在 1 月份召集 1,000 人到离苏

赫巴托尔广场不到两公里远的列宁博物馆召开全体大会。51

为了加快事情的进度，协调委员会呼吁 1 月 21 日在广场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

尽管 12 月 10 日的抗议基本上是自发性的，并且带动的是一小群有活力的民众，

新的活动却计划周密，并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天气极度寒冷。（气温维持

在零下 30 度左右。

）不仅知识分子来了，额尔敦特和乡下的民众也来了，而且他

们的新诉求比 12 月 10 日的口号要具体得多。

新示威的日子不是随机挑选出来的；

它是列宁的周年忌日。一位著名的演员帮着带领民众唱传统的民歌，其中有些民

歌赞扬古代的蒙古征服者成吉思汗，这是一个激进的举动，因为屈服于俄罗斯（成

吉思汗曾入侵此地）的政府之前曾辱骂他为野蛮的掠夺者。52

为了保持对政府的压力，整个 1 月份和 2 月份的每个周末都在举行示威活动。当

街头运动升温时，政府动摇了。自首次抗议以来，大呼拉尔的成员就定期举行会

议，与此同时，他们对事态越来越感到不安，不过，议会和执政党无法就采取什

么行动达成一致。由于强硬派和妥协派都无法占上风，他们就拖延了下去，一方

面发布支持渐进变革的空洞宣言，另一方面也试图散布有关改革派领袖的谣言，

说他们是自谋私利的、腐败的或者是酗酒分子。没有人听信这种中伤的话语，因

为它不符合人们对运动主要人物的印象。53

在面临流言蜚语而非枪炮的情况下，改革派团体开始有了真正反对派的面貌。2

月 16 日，在经济学家达瓦多金·甘布尔德（Davaadorjiin Ganbold）的指导下，

民族进步党成立了，它提倡民主、产业的私有化以及银行体系的改组。2 月 18

~ 89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日，巴特乌尔召集 611 名代表开会，成立了蒙古民主党。这时，该国只允许有一

个政党的宪法已被违反了两次。也许对当局来说具有同样震撼效果的是，一群记

者在没有得到批准的情况下发行了一份名为《新镜子》的报纸，这是几十年来第

一份非官方的出版物。由于拥有了对当局的控制提出质疑的新手段，改革者们接

下来就既求助于心灵，也求助于大脑了。54

他们中的有些人决定将目标锁定在旧秩序的某一可见的标志上。蒙古的城市中凌

乱地布满了共产党英雄人物的雕像和半身像，不过，他们机灵地抵御住了拆毁蒙

古族人物（比如苏赫巴托尔）偶像的冲动，反而去找国家图书馆前面的巨大的约

瑟夫·斯大林雕像。改革者震惊于这样的事实：这位残酷的苏联独裁者在把守着

蒙古文化的宝库，于是他们争取到民众的支持，将他拆毁。在 2 月 22 日的晚上，

一伙无名氏将这一让人生气的雕像拿走，拿到无人知道的地方。

（它再也没有被

发现，而且偷盗它的人也没有被逮捕。

）55

两天后，运动的注意力从偶像转回到观念上。尽管有安全部的特务在场，在国立

大学开会的官方的蒙古青年联盟热情地支持蒙古民主联盟的纲领，包括多党制政

治体制、人权、企业的独立自主以及工厂、银行和零售商店的私有化。有了意志

坚定的领导人，工人和学生的支持，以及引起轰动的对公共领域的介入，民主运

动就为蒙古独立政治力量开拓出一片空间。

为胜利而抗争

改革者们已经在催逼政府了，不过，当局没有修改宪法，以让新的政党合法化，

而且它没有认可言论、出版或者宗教自由。运动因提交请愿书、举行示威以及挑

战执政党遗产所收获的只不过是容忍而已。改革者们需要新的制裁手段来取得更

大的进展。

他们选择的制裁手段是绝食抗议，而这种手段是蒙古以前从未见识过的。改革者

们也许知道甘地在印度的绝食抗议以及爱尔兰共和军囚犯在英国的绝食抗议，而

且他们知晓天安门广场所发生的绝食抗议。

“在那段时期，我阅读我所能得到的

一切有关中国事态的信息，

”一位改革者回忆道，

“而且我知道中国学生正在做什

么。

”这也意味着他了解到绝食抗议并不是总能奏效。56

3 月 7 日星期三下午两点，在零下 15 度的气温下，十个人-包括无所不在的巴特

乌尔-在苏赫巴托尔广场就位，开始绝食。他们以穿传统长袍的方式暗示他们与

当局价值观的决裂，因为当局贬低过去封建时代的遗留物。抗议者的要求超出了

民主改革和市场经济的范围，直接挑战政府的合法性。他们向正在同时召开的政

治局会议发出一份声明，指出因为政治局是任命而非选举产生的，所以它是非法

的。他们还质疑大呼拉尔的合法性，因为其代表在竞选时没有对手，实际上是任

命产生的。政治局厚颜无耻地坚持说大呼拉尔是选举产生的，有充分的主权。这

种回应坚定了抗议者的决心，而蒙古民主联盟采取了具有决定性的一招：要求政

治局辞职，并选举一个新的、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大呼拉尔。事实上，这是要求当

局考虑是否要自杀。57

~ 90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在绝食抗议开始时，它吸引了好奇的围观者，不过，许多来者意识到，这是一个

大胆的反抗行动，有些人围着广场游行，以示支持。到夜幕降临时，成千上万人

聚集在那里，另有少数人加入抗议队伍。蒙古学生联盟呼吁其成员以任何可能的

方式支持绝食抗争。来自甘丹寺-这是该国唯一还正常活动的寺院-的和尚过来表

示支持。尽管甘丹寺的主持后来说，

“和尚不应参与政治”并且给抗争者的赐福

只是一种人道的表示，他们还是让人感觉到他们的存在。58

为了回应绝食抗议前由协调委员会向全国发出的呼求，额尔敦特的 500 名工人发

起一个小时的停工行动，以示支持。

“我们让矿山完全瘫痪了一个小时，

”他们的

领袖报告说。

“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他坚持说，这只是开头，工人们已准备好

无限期罢工，以支持蒙古民主联盟。同时，达可汗（Darkhan）

、孟罗（Moron）

以及其他城镇的工人们也紧跟额尔敦特的脚步，开始停工。蒙古之前从未发生过

类似的事。59

政治局继续开会，委员们能够从政府大厦的座位上看到和听到扰攘的民众。他们

的特工人员在外面盯着抗议者以及他们逐渐扩大的同情者队伍，同时，有关全国

各地事件的报告大量涌入。由于他们知道所面临的是历来最为严重的挑战，有些

在四十年的清洗活动中存活下来的政治局委员对镇压会相对认可。诸如德牧奇

金·莫罗姆亚姆刺（Demchigiin Molomjamts）-他曾担任各种高级职务-之类的

残酷之辈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

（晚至 1998 年，他还拒绝贬低泽登巴尔，说这

位前领袖被人低估了。）政治局中还有非常多像他那样的人在任职，足以阻止其

向改革者们迅速屈服。60

尽管强硬派希望派军队到广场清场，其他人则没有这么坚定，也许是因为他们在

考虑天安门广场的后果并担心让该国蒙受耻辱。因此，在绝食抗议的第一天，政

治局出现了僵局。两位委员下来请求抗议者停止行动，并宣称对他们的健康感到

担心，不过，他们被礼貌地回绝了；最初的那十位抗议者以及晚上之前加入他们

的至少另外三人决心打垮被他们视为不合法的政府。61

僵局在第二天持续，直到政府采取暂时的和解步骤。部长理事会的首席副主席达

辛·便巴素仁(Dashiin Byambasuren)回忆道，

“政治局中某些年迈的委员反对在

那些年轻人继续其公民不服从做法时与他们协商。

”他以及其他温和派人士战胜

了反对意见，与巴特乌尔和另一位改革派领袖有联系的便巴素仁在下午四点左右

离开政府大厦，与改革派人士会谈。双方都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通过广播

和电视传播出去，可是，对话没有任何结果，而绝食抗议则继续进行 62。

3 月 8 日是国际妇女日，这在社会主义的蒙古是一项重要的活动，而且这一节日

让更多的好奇者来到广场，包括捣乱分子。有几个人喝得酩酊大醉，他们劫持了

出租车和市区公交车，先是驶向苏联大使馆，接着开往巴特蒙赫的官邸。他们按

响汽车喇叭，发出尖锐的吵闹声，并高呼反对苏联和反对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口号。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广场四周以及乌兰巴托的其他地区爆发了冲突。大约 70 人

受伤，1 人被刺身亡。事态正失去控制，认真坚持非暴力行动的蒙古民主联盟的

领袖们似乎正失去控制。他们希望打击当局，但没有预见到流氓无赖可能会想要

加入进来-而且没有采取安全防范措施，避免可能的暴力。63

~ 91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事实是，混乱以及示威的规模可能让政治局踌躇不定。对民众数量的估计各有不

同，从“几万人”到“九万人”

，不过，不管总数是多少，当局都感到惊慌不安。

有证据显示，公安部部长排除了用军队镇压骚乱的选项--其含义是，军队可能不

会听命。与此同时，苏联人建议蒙古领导人阻止危机的升级，并达成和解。强硬

派知道东欧的共产党政府已经在激动人心的对抗中被推翻，他们肯定在寻找出

路，以保护他们的位子。64

由于来自抗议者、政府内部的温和派以及克里姆林宫的压力的升级，强硬派在 3

月 9 日下午终于松口了。党的领导人们知道，他们在自由选举中依旧占有优势-

因为他们的组织体系延伸到该国的每一个省和每一个县，而改革者们则是政治上

的新手。通过让步退一步的最终结果可能就是因赢得毫无争议的权力而进了两

步。由于很可能有了上述或者类似的想法，巴特蒙赫起草了一份声明，在 3 月 9

日星期五晚上发表，宣布他辞去政治局书记的职务，并且所有其他委员都辞去职

务。绝食抗议终止了，蒙古民主联盟的领袖们告诉示威者他们可以走了。65

来自蒙古各地的 370 名代表于星期一召开了大呼拉尔会议，会议地点离五天前绝

食抗议者所坐的地方只有几米远。在一场激烈的辩论之后，他们取消了宪法中的

第 82 条，该条确保蒙古人民革命党享有垄断地位。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从

各个团体收到的请愿书的数量令人震惊，而这些团体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蒙古

绿党、蒙古信徒联盟、蒙古自由工人委员会，它们都对如何管理经济提出了意见。

与此同时，执政党开始对自己进行改革，将更加认同变革的年纪较轻的新领导人

推向前台。最后，大呼拉尔批准了新的选举程序：只列共产党候选人的旧式名单

被废除，每个已登记的政党都能够将他们的提名人列示在选票上。66

尽管有这些让步，改革者们仍旧不放心。他们知道蒙古人民革命党拥有更多的钱

财，并且还控制着大众媒体。为抗议这些垄断行径，他们发起了新的示威，到 4

月底时，新示威将几万名民众吸引到苏赫巴托尔广场和其他地方。尽管示威者被

要求一直采取非暴力行动，抗议却常常失去控制。在一个被广泛传扬的插曲中，

身材矮小的“金喜鹊”赵日格爬到一位同情者的肩膀上，对一群愤怒的民众讲话，

强调避免暴力的重要性。

（令人悲伤的是，这位非暴力行动的提倡者八年后被人

谋杀，而这一罪行还没有得到清理。

）67

示威者与安全部队之间持续的冲突促使政府出动军队，而改革者们则回归公民不

服从的做法。在没有向地方当局申请批准的情况下，他们于四月初在霍苏古尔省

召集了一次会议。地方当局逮捕了四个人，并在监狱中虐待他们-这导致十三名

改革派人士进行绝食抗议。4 月 30 日，双方-避免流血对于它们各方都是有利的

-开会讨论宪政和选举改革，以便让所有各方都有公平的竞争舞台。5 月 7 日，

他们同意，会议无需政府的批准就能够合法地举行，而绝食抗议也就结束了。随

后，当大呼拉尔于 5 月 10 日批准在 7 月份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时，所有的示威

都停止了。现在，运动所集中关注的是争夺选票的斗争。68

不叫胜利的胜利

~ 92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蒙古的民主运动就让已存续半个多世纪的政权摇摇晃晃

了，而且它是以非暴力行动做到这一点的。不过，与二十世纪其他非暴力抗争比

较起来，这一过程本身对领导运动的人的要求不高，因此，运动就没有时间去深

化它的民众基础。另外，由于当局在没有施加暴力报复之前就放弃了控制，所以

它没有激起更普遍的敌意。事实上，共产党人迅速采取行动，争取获得特定人群

的好感：降低国有房屋供热的成本、增加工资、并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福利。投票

时的考验不会像菲律宾或波兰那样自动有利于反对派。69

改革者们的联盟本来就不甚理想，他们还没有熟练地利用这一联盟。在从政府那

里争取到有关自由选举和保障基本权利的关键让步后，运动解体了。巴特乌尔已

经建立了蒙古民主党，甘布尔德也组建了民族进步党。一直担任蒙古民主联盟主

席职务的赵日格最初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加选举，尽管他在第二年成立了另一个

政党-共和党。第四个政党-蒙古社会民主党-也提倡民主，不过，与其他改革者

不同的是，它没有提议抛弃社会福利国家体制。70

上述所有政党都没有积极到占人口 35-40%的牧民中招募成员；在蒙古民主党的

第一次大会上，53%的与会者是知识分子，40%是工人，只有 7%是牧民。作为城

市里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僚，改革者们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吸引农村的民众。另外，

每个省的省长都是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党员，那些习惯于顺服官员的牧民们很可能

会把选票投给省长们支持的候选人。71

主要的改革派人士都不是政客，他们发现自己无法提出足够多的候选人。蒙古人

民革命党对大呼拉尔的每个议席都提出一名候选人，可是，那三个主要的改革派

政党总共才为 430 个议席提出 346 位候选人。尽管知道它们有共同的弱点，改革

派政党却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而且它们的竞选活动乏善可陈，因为它们只

是简单地假定大部分蒙古人和它们一样厌恶蒙古人民革命党-这一点与智利的反

皮诺切特的竞选活动不一样，尽管后者也面对着坚定的对手。72

7 月份的选举是它们的滑铁卢。蒙古人民革命党赢得 357 个席位，而蒙古民主党

赢得 16 个席位，民族进步党赢得 6 个席位，蒙古社会民主党赢得 4 个席位。事

实上，民众的投票没有这样一边倒-60:40。虽然民主运动迫使蒙古进入一个新的

政治时代，该国历史上的首次自由选举却确认了共产党人的掌权地位。然而，在

执政党内部，具有改革意识的领导人取代了许多强硬派人士。一位温和派人士成

了总统，而在绝食抗议期间与改革者们谈判的达辛·便巴素仁成了总理。在一个

月之内，便巴素仁向改革者们伸出橄榄枝：任命改革者的领袖之一甘布尔德为第

一副总理，而该职位是内阁中第二重要的职位。然后，这两个人开始推动历时两

年的经济改革，同时也进行民主变革。即便改革派人士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改革

却包含有一种获胜的情绪和表现。

改革派政党最终合并成民主联盟，并在 1996 年的选举中击败蒙古人民革命党。

由于在苏联崩溃后失去俄罗斯的援助，它们就转向西方寻求帮助，不过，在随后

的经济“休克疗法”期间，工业产值大幅下降，城市失业率超过 20%，而且将近

十分之四的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到贫困线以下。与俄罗斯的情形一样，腐败变得很

猖獗，有些最初的改革者们陷入肮脏的交易和牟利行为之中。在二十世纪结束时，

~ 93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对于蒙古以及其他新生民主国家来说，建立富有活力的自由经济和稳定的政治秩

序依然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

=========================

蒙古威权体制的消亡是非暴力反抗的结果。上层人家的持异议的年轻儿女们在几

周的时间内建立了一个群众性组织，占领并利用公共空间以创造新的政治机会，

而且就在旧政权的眼皮子底下反对它。之前，萨尔瓦多、菲律宾和其他地方曾发

生过一些与之非常相似的事件，不过，这次的问题不仅是一位孤立的独裁者必须

要下台的问题，而是牵涉到整个体制的问题，而在这个国家中，人们除共产主义

体制外对别的一无所知。

蒙古的改革派人士所发起的运动以及他们所遵从的战略具有成功的非暴力抗争

的几个特征：它们吸引了工人、年轻人、宗教领袖以及知识分子和专业阶层之外

的其他人；它们制订出能够以几句话说明的简单目标；以及它们采取了一系列让

自信满满的当局吃了一惊的不同的制裁手段。由于无法让其苏联主子支持镇压，

政府中的强硬派人士也受到他们的温和派同僚的压力，而且如果不稳定局面继续

的话，两者都担心中国的意图。接着，改革者们利用政府的游移不定，将运动推

向胜利。

如果非暴力运动决定要将对抗升级并迫使当局让步，它就至少有两种方法可以采

用：它可以利用新的制裁手段-在冲突过程中，这些手段会压缩当局腾挪的空间；

或者它可以提高其政治诉求，要么承受在初期就被镇压的风险，要么就促使当局

内部出现分裂。由于察觉到不可能会有镇压，在它选择于 1990 年 3 月进行绝食

抗议时，蒙古民主运动同时采取了这两种方法。就像一年前中国的学生们在天安

门广场所做的那样，蒙古的运动以同样的反抗手法让冲突激化。不过，运动没有

出现中国所发生的那种潜在的势头被耗尽的情况，反而保持了能量。与同样攻占

了它们国家的公共场所的东欧人民运动一样，这一运动夺取了一个过时且可疑的

政权的最重要的地方。

不过，在危机过后，取胜的速度本身就瓦解了蒙古的运动。与波兰人不同-他们

花费了多年的时间培育他们社会中的民间替代力量，为可能的变革时刻做准备，

蒙古的改革者们是在业余时间发动了一场革命，不过却几乎没有什么社会性或者

建制性的手段，用以改变这个国家。与南非人也不同-他们是从人们所憎恶的统

治者那里夺取控制权，蒙古人推翻了曾避免使用武力的政权，并因而帮助它保存

了其政治能量。民主无需暴力就来到了蒙古。由于缺乏艰苦斗争的教训和经验，

运动不知道该如何保持住它所唤起用以打开社会空间的民众的忠诚。

在莫斯科对改革的态度从敌对变为鼓励之后，苏联原有势力范围之内的共产党政

权很快就转向民主体制。不过，迫使发生上述转变的事件完全是国内的事件，而

且所有的政权都受到为推动变革而出现的新的力量的挑战。如果没有了采用非暴

力抵抗手段的政治改革者们的主动精神，旧有的秩序会继续存在，并在二十世纪

的暮色中悄悄地腐烂下去。如果没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的支持，历史之锤就不会

将铁幕击穿。

~ 94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第十三章

暴力的神话

只有知道自己无法从公众获得足够支持的小团体才会诉诸暴力手段，但却愚蠢地

幻想这样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在圣彼得堡的工人向东宫示威游行--这是本世纪首次上演的非暴力抵抗--过后

20 年，布尔什维克分子在他们的流血革命过程中控制了这座充满传奇色彩的建

筑。但他们无法控制由其派去掌管酒窖的武装卫队，也无法控制自己跑到伊甘酒

庄（Chateau d'Yquem，沙皇最喜欢的酒品产地）并将伏特加低价卖给外界民众

的人--这些人喝醉后大肆破坏周围的邻里。最后，酒被倒在了大街上，人们纷纷

从路边排水沟取而饮之。

俄罗斯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ii）对“庸民无政府状态下的暴力和

仇恨之风”深感遗憾。在他看来，列宁和他的政党非但没有为俄罗斯带来社会革

命，反而使暴力出现了“动物式”的爆发。在写给妻子的信中，高尔基称，

“这

里（圣彼得堡）不再是首都，而是污水坑”

。就连正义都惨遭亵渎：暴民们在大

街上撒野——当一个小偷的面部被敲碎、眼球迸出时，一群孩子却发出了欢呼声。

“他们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未来的建造者”

，高尔基写道。一场导致如此暴力的

革命“只会带来痛苦和罪恶，它不会改变我们的生活”

。1

高尔基亲眼目睹了被生活在那个世纪的许多人拒绝承认的事件。在高尔基所处的

时代，欧洲从旧制度解放出来的模板是法国大革命——以及法国国歌中那句广为

人知的“举起我们血染的旗帜”。布尔什维克分子有效地对这一模式进行了国际

化，他们用火刑般的暴力作为激进的社会清洁剂，以扫除一切旧秩序。即使苏维

埃制度没有带来真正的权利和民主，它的确实现了政治变迁。一种可怕但迷惑人

的信念形成了：狂风暴雨般的暴力是消灭对手的基本手段！

当毛泽东领导共产党的非正规军于 1949 年战胜中国的执政党国民党时，这一模

式受到了更多的礼赞。如果暴力革命能够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一个“人

们共和国，

”哪有什么地方不适合它呢？在 1950 和 1960 年代，随着欧洲在亚洲

和非洲的殖民地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加之苏联集团为叛乱者输出的革命理念

和武器，游击战一代出现了。暴力——已被视为振奋人心的解放标记——现在成

了实现解放优先考虑的手段。

宣传这一范式的是诸如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之类的激进思想家。他是

一位出生在马提尼克岛的心理学家和作家。在《不幸的地球》（The Wretched Earth）一书中，他指出，

“去殖民化显而易见的真理对我们而言意味着出膛的子

弹和带血的刺刀”

，

“经过血腥且坚决的斗争”，解放就会成为现实。这样的斗争

方式无异于犯罪——“匪徒将指引人们前进”，法农宣称。法国哲学家萨特

（Jean-Paul Startre）也深深沉醉于其中，在为法农的书所做的序言中，他热

情洋溢地宣称，受压迫的人只有通过“无法抑制之暴力”的“疯狂的暴怒”才能

成为“真正的人”

。这既是获得政治权力的手段，也是普罗米修斯般的壮举。2

~ 95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夺取权力的人可能是来自丛林或山中的疲惫叛军。在距离美国仅仅 90 英里的古

巴，菲德尔•卡斯特罗在 1959 年的古巴刚好做到了这一点，这使得对游击队的膜

拜进一步增加了可信度。北越以及南越的丛林部队（即民族解放阵线——译者注）

将美国围困了十年，并在 1975 年推翻了美国支持的西贡政权。即使面对世界上

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带有暴力色彩的胜利似乎仍不可避免。至于暴力获胜者取胜

的原因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使用了暴力，这一点可以无需考虑。现代传媒半个世

纪以来对革命的宣传和对暴力反叛的既有描述对许多后来的民族主义运动来说

是难以抵御的诱惑。爱尔兰共和军、巴勒斯坦解放军、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

织、巴斯克埃塔以及其他准军事组织纷纷拥抱暴力，似乎暴力既是一种召唤也是

斗争的手段。

但是，对武力的召唤几乎没有为思想留有余地。与甘地和后来的非暴力运动领袖

不同，20 世纪暴力的领军人物从未对以下问题得出系统性的认识：它们所精选

的制裁手段——火拼、爆炸、巷战或恐怖手段——怎样才会以新的自由取代旧式

的权威。相反，它们为暴力想象中的力量编织出了一套含糊但具有吸引力的神秘

说法：当暴力因在一些突出案例中获得成功而声名远扬后，它理应被推广为推翻

任何压制性统治者的必要手段。一旦暴力被视为必不可少的手段，它的毁灭性代

价可能就会被人忽视。

由于暴力被当作解决不公正和暴政问题的解决方法而受到普遍的认可，人们也就

没有动机去考虑破坏性更小也更少轰动性的夺取权力的替代性手段，不论这些手

段过去曾是多么的有效。印度独立，美国和南非黑人获得平等的权利，波兰的民

主化，菲律宾、智利等一系列国家摆脱独裁统治，这都是 20 世纪非暴力运动的

功劳。在这些冲突中，斗争的手段和政治结果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但是在战后

的岁月中，军事反叛或暴力政变却从未将自由带给的人民--而夺取权力的名义就

是为了他们。

很多暴力运动最后并没有获取权力，而尽管暴力的神话经常在全世界的媒体上掩

盖那些失败的案例，它们却没有被那些转而采用非暴力手段的大众运动所忽视。

较早时候暴力叛乱的失败说服波兰团结工会彻底放弃了极端手段。南非小镇中街

头战争的无效性使联合民主阵线和其他团体采用抵制和游行之类的手段抗议种

族隔离。对白人政权的武装攻击也许能产生更多的新闻，但黑人平民的非暴力活

动却创造了历史。

对那些坚持用少数人的暴力取代全体参与的人而言，历史是位严厉的法官。布尔

什维克模式通常强调革命先锋队的重要性：人民作为事业的象征来说是必不可少

的，一旦胜利在握，他们就可能会掠夺旧政权的老巢。但人民不是变迁的原动力，

他们的掌权也不是变迁的结果。

暴力能够改变事态，这并非神话；真正的神话是，暴力能够让人民拥有权力。

斯里兰卡：武装冲突的磨难

~ 96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只说僧伽罗语

1948 年，在离开印度一年之后，英国殖民者从锡兰（此后被称为斯里兰卡）撤

出。斯里兰卡是一个美丽的绿色岛国，面积和西弗吉尼亚州大抵相当，与印度西

南部的海岸线隔海相望。这两个南亚国家都已独立，但也同时面对着严峻的政治

问题：在本国充满竞争、多种族的社会中，如何在维持多数人统治的情况下保护

少数人的权利；如何践行向全体人民做出的民主承诺？

斯里兰卡的主体民族是僧伽罗人，多数僧伽罗人信仰佛教。不过该国五分之一的

人口是泰米尔族，他们的多数人信仰印度教（且主要集中在北部和东部沿海，尤

其是在雅夫纳（Jaffna）半岛）。在殖民地时代的早期，英国统治者把僧伽罗人

和泰米尔人融入一个单一的国家，并从两个民族中吸纳有英国教育背景的精英分

子。为了在殖民地的治理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僧伽罗族和泰米尔族的精英分子

在 1919 年联合成立了锡兰国民议会以表达自己的诉求。但其领导人的雄心很快

便分道扬镳。斯里兰卡独立之时，泰米尔人已处于弱势：英国人制定的宪法拒绝

了泰米尔人提出的确保少数族群享有议会半数席位的要求。相反，代表权将根据

地域划分，这几乎确保僧伽罗人会获得优势地位。3

独立后，议会通过的法律实际上剥夺了 19 世纪泰米尔族劳工后代的选举权。这

些劳工来自印度，在茶叶和橡胶种植园工作（也称印度裔泰米尔人）。此举加剧

了局势的紧张，而将僧伽罗人迁往泰米尔人声言属于自己的人口稀少的地区也产

生了这样的效果。象征性的问题——如国旗的设计（明显突出了狮子的形象，这

是殖民时代以前僧伽罗王国的象征）——让受到良好教育的泰米尔族人加剧了这

一感受：泰米尔人在新国家中将处于从属地位。

然而，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是语言。很显然，英语作为管理和教育的语言将会被取

代，因为大部分斯里兰卡民众——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都不懂英语。泰米尔

领导人强调，两大本地语言应得到公平对待。但强大的“只说僧伽罗语”运动形

成了一股势力，该运动由乡村教师、商人、佛教僧侣等僧伽罗人团体推动，他们

认为斯里兰卡应该是一个属于僧伽罗“族”

、僧伽罗语和佛教的国家。1956 年，

斯里兰卡自由党借助这种民族主义和通过一项“只说僧伽罗语”法案走上了权力

前台。这对泰米尔人不仅仅是当头一棒，因为他们已经把流利的英语和白领工作

看作进步的工具。该族有抱负的年轻人不得不放弃管理性工作，要么就要学习新

的语言。4

泰米尔人没有选择默默地承受。1950 年代，泰米尔的主流呼声促成了联邦党的

成立，契尔瓦那亚甘姆（Chelvanayakam）成为该党领袖。契尔瓦那亚甘姆主张

通过宪法变革来解决问题，他认为斯里兰卡应成为联邦制国家，在泰米尔人占多

数的地区实行广泛的自治。为了实现泰米尔自治并保护泰米尔人的权利，联邦党

求诸议会政治，并在失败后迅速转向非暴力运动。

意志的武器

~ 97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联邦党首次采用非暴力手段是在 1956 年，当时正值议会讨论“只说僧伽罗语”

法案，议会中的泰米尔族议员和志愿者在首都科伦坡的一座公园中举行静坐。随

后出现了更多的抗议活动：以亭克马里（Trincomalee）——联邦党指定它为未

来自治省的首府——为目的地的“朝圣之旅”、以及在泰米尔语地区涂黑公交车

上的僧伽罗语字母的运动。类似的行动招致了政府大规模的镇压，并在泰米尔人

占少数的地区引发了反对泰米尔族人的流血叛乱。从 1961 年开始，联邦党发起

了最大规模的动员，志愿者堵塞了通往政府办公楼的路口，泰米尔族的管理人员

也拒绝用僧伽罗语处理公务。联邦党还组建了自己的邮政系统，并计划成立泰米

尔警察部队。在橡胶和茶叶种植园，

“印度裔”泰米尔人以罢工的方式加入到抗

议活动中。5

与议会游说活动相比，联邦党非暴力活动策略达到的效果相差无几。联邦党的确

与执政党就保护泰米尔利益通过协商达成过一致，但政府内外的僧伽罗沙文主义

者每次总是依靠强力扼杀谈判成果。事实上，1960 和 1970 年代的新法律和宪法

改革使泰米尔人的处境更加不利。例如，1970 年代早期的教育改革在大学录取

中强制推行对僧伽罗主体民族有利的平权措施。

从一开始，被泰米尔人称为“穿裤子的甘地”的契尔瓦那亚甘姆就坚称，通过依

赖意志之力量和目标之纯正的武器，泰米尔人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告诉泰米

尔人，

“印度就是通过这样的正义手段获得自由的”

。但是如果不将甘地的手段根

据不同的现实情况作出调整，仅仅将自己的事业称作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不够

的。泰米尔人面对的是不同的对手：斯里兰卡的统治者不是尽力延长对一个躁动

的国家统治的外国势力的代理人。相反，他们是由僧伽罗主体民族选举产生的，

而且会积极回应后者的要求。困扰泰米尔人的不是威权主义的压制，而是种族沙

文主义。如果泰米尔的非暴力行为更具想象力，它应该在懂得如何向压制性主体

民族施加可见的代价和普遍性耻辱的美国民权运动中寻找灵感。6

到 1970 年代初时，契尔瓦那亚甘姆和他的政党逐渐失去了影响力。受到失业和

政府教育政策沉重打压的泰米尔年轻人开始对非暴力运动失去了耐心。他们得知

1971 年东巴基斯坦的叛乱赢得了印度军队的支持并导致独立国家孟加拉国的创

立。一些泰米尔活动人士也被判入狱，同被斯里兰卡政府打压的主要由僧伽罗族

参加的左翼叛乱活动的领导人关在一起。在一个游击战仍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时

代，年轻的泰米尔族好战分子愿意追随这一先例，武装部队被集结起来，为独立

的泰米尔国家而战斗。7

泰米尔人的叛乱从此缓慢展开。有几年时间，联邦党的继承党派曾通过议会渠道

推进他们的事业。但后来，小规模的武装团体开始进行炸弹爆炸、银行抢劫、暗

杀等活动，这开启了暴力—反暴力的恶性循环。反泰米尔暴乱先后在 1977、1981

以及 1983 年发生。在 1983 年的暴乱中，至少 1,000 人丧生，超过 10 万人沦为

难民。同一时期，政府更加具有威权色彩，并以泰米尔叛乱作为限制公民权利和

推迟大选的借口。由于宪法性解决手段的破产和反泰米尔人暴力的上升，北部和

东部的泰米尔人开始团结在极端主义者的周围。1983 年大屠杀后不久，斯里兰

卡爆发了全面内战。8

~ 98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一个名为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LTTE）的武装派别——该组织的领导人在

谋杀了一位市长后成名——赢得了很多支持者，并被外界视为世界上最坚忍的游

击队组织之一。该组织拥有 10,000 名士兵，有时甚至控制了泰米尔的核心地带。

1987 年以后，猛虎组织遭遇了 10 万名印度清剿军，这批军队是为镇压叛乱和在

该地区强制贯彻和平协定而来的——根据该协定，政府就地区自治问题做出让

步。猛虎组织不达到独立的目的就不罢休，继续留在丛林中，全力抵抗清剿军。

印度军队于 1990 年撤离后，战争没有停止，在 20 世纪临近尾声之时仍在继续。

9

在总人口为 1,800 万的斯里兰卡，截至 1999 年，估计共有 5 万名泰米尔人和僧

伽罗人死于战争，另有约 3 万人失踪。斯里兰卡三分之一的预算用在了军事支出

上，专业人才纷纷逃离该国，北部很多地方饱受战火蹂躏。暴力也带来了深重的

人道主义灾难。例如，北部战乱地区的 1.5 万名儿童无法与父母团聚，他们被运

往科伦坡和南部沿海地区，在那里被迫向外国游客卖淫。该国的社会平衡和政治

稳定也很脆弱，泰米尔和僧伽罗极端主义者成了唯一的受益者，因战争而固化的

仇恨成为他们存在的基础。10

斯里兰卡的冲突迟早有一天会停止，结果很可能是包括泰米尔地区自治的某种形

式的妥协。如果猛虎组织是协议的一方，它毫无疑问会宣称这是长期坚持武装抵

抗取得的某种胜利。不管一个全新的非暴力策略是否会为泰米尔人的目标开创一

条不同的道路，持续暴力的累积代价——就单纯的死亡人数和国内的混乱来说—

—也将是巨大的。作为实现泰米尔独立之理想的手段，游击战模式是血腥狂热的。

巴斯克：无效的恐怖行动

“既不愿做奴隶也不愿做暴君”

公元 5 世纪，残暴的日耳曼蛮族部落西哥特人扫平了比利牛斯山脉，并征服了罗

马帝国的伊比利亚省。公元 710 年，该部落的国王罗德里克（Roderick）错误地

蹂躏了休达（Ceuta）公爵的女儿，当时的休达是拜占庭帝国与伊比利亚半岛南

部相望的前哨。第二年，公爵听闻罗德里克一直在北部镇压巴斯克人的起义，就

决定派遣 1.8 万名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的军队入侵，这些人对取代西哥特人

统治西班牙很感兴趣。数周后，罗德里克战死于加的斯（Cadiz）以东的一场战

斗，那里的西哥特政权也被摩尔人攻击得摇摇欲坠。后来，摩尔人在西班牙居留

长达八个世纪。11

摩尔人败走西班牙后，巴斯克人仍然存在，因为他们比西班牙的所有征服者存在

的时间都长。巴斯克人居住在一片丛林茂密的土地上，该地夹在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西南部的边缘地带，西班牙和法国在那里接壤。四个面积最大、巴斯克

人最多的地区——比斯卡亚（Vizcaya）

、阿拉瓦（Alava）

、吉斯考斯（Guipuz-coa）

和纳瓦拉（Navarra）——位于西班牙境内，总有 250 万人。有关巴斯克人渊源

的难以泯灭的标志之一是他们的语言，巴斯克语（Euskara）与周围的语言完全

不同，是罗马帝国灭亡后唯一一直在使用的语言。如果说巴斯克人是欧洲最早要

~ 99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求自治的民族，这种要求很少得到完全的满足——尽管西班牙王国通常允许巴斯

克人采纳他们的中世纪法律，并拥有民选领袖和地方自主权。但是对那些按照巴

斯克谚语的说法“既不愿做奴隶也不愿做暴君”的人来说，他们从未完全心甘情

愿地接受马德里君主的统治。12

一个世纪以前，随着包括比斯卡亚在内的西班牙部分地区开始了迅速的工业化进

程，来自南方的贫穷劳力向北部城市移居。这一进程似乎重新带来了让西班牙同

化巴斯克人的危险。部分地是为了使巴斯克人的国家免于外部移民的入侵，巴斯

克民族党成立了。1936 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时，巴斯克人建立了独立的共和国。

然而当弗朗哥确立了在西班牙的统治地位后，这个共和国便消失了。作为强烈反

对弗朗哥主义的族群，巴斯克人受到国家政权的严厉对待：巴斯克的语言和文化

表现形式都遭到禁止，而且政治上的集权化也试图让该地区接受马德里的领导。

13

然而，弗朗哥的长期执政却强化了巴斯克人的决心。1950 年代，分裂主义运动

开始萌发，激进分子开始寻求完全的独立。1959 年，他们成立了一个名为“巴

斯克祖国与自由”的组织（即埃塔）

，该组织的明确目标是反抗弗朗哥的压迫。

当时并没有提及暴力问题。但到了 1963 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位居住在巴斯

克 地 区并支持巴斯克人事业的 德国实业家出版了一本名为 《瓦斯科尼亚》

（Vasconia）的书。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巴斯克民族主义的圣经，它号召通

过直接手段获取自由。受阿尔及利亚和古巴革命（以及法农和格瓦拉的言论）的

鼓舞，该书坚称游击战是获得解放的途径。14

1968 年 6 月，一位埃塔成员被西班牙国民卫队成员从车中拖出后杀掉。两个月

后，作为报复，埃塔谋杀了一名遭人恨恶的警官。这使得恐怖活动开始升级，在

此过程中，被谋杀的埃塔成员成为殉道者，与此同时，西班牙当局的镇压行动给

巴斯克分离主义活动火上浇油。埃塔的成员数量迅速增加，在很多巴斯克人看来，

埃塔是保卫他们古老权利的无畏英雄。埃塔希望引发一场会导致西班牙内战的全

面叛乱，但他们对暴力的痴迷模糊了这样一个现实：政府的武装力量更加强大，

而且只有一小部分巴斯克人真正对武装斗争感兴趣。多数巴斯克人相信，弗朗哥

不久后将会垮台，被一个更为友善的政府所取代。15

“我们需要和平”

这一愿望在 1975 年弗朗哥去世后实现了。胡安·卡洛斯国王和新首相同意在新

宪法中扩大巴斯克的自治权：巴斯克人无需缴纳联邦税，它将拥有自己的议会，

并由该议会选举自己的主席；学校、警察和法院将由地方管理。尽管宪法禁止任

何形式的分裂国家的投票，西班牙新的分权体制仍为未来争取更大的自治权留下

了希望。在巴斯克地区，民族党控制了政局，并愿意在宪法框架下活动。

但就在西班牙告别法西斯历史的关键时刻，埃塔却拒绝放弃武装斗争，该组织声

称巴斯克独立而非在西班牙内部拥有更多的民主才是唯一正确的目标。埃塔不愿

意单方面解除武装，无法提出任何依靠不让人有生命危险的手段的战略，并且升

级了暴力行为。1980 年代，埃塔和西班牙议会军之间爆发了一成“肮脏之战”

，

~ 100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致使约 30 名民族主义分子被杀。最后，埃塔非但没有仅仅打击西班牙的官员和

地方的警察，而是向富有的巴斯克商人勒索所谓的“革命税”。后来，埃塔在商

店和文化旅游点实施炸弹爆炸，试图通过破坏西班牙的旅游业使政府就范。所有

这些都破坏了很多西班牙人对巴斯克人目标的立场，埃塔最终也被大部分巴斯克

人所疏远。16

到了 1992 年，受到压抑的对另一种策略的向往促成了“艾尔卡里”

（Elkarri）

的成立，这是一场“社会性的、多元的和独立的运动”

，拒绝武装冲突：

“我们反

对一切暴力宣言，因为它们让我们处于对抗的僵局之中，而这正是艾尔卡里希望

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的障碍。”几乎所有巴斯克乡镇都举行了会议和研讨会，

并有超过 25 万人签名支持这一计划。17

对对话的诉求并没有终止暴力，不过公众对 20 年零星恐怖活动的容忍终于在

1997 年 7 月走到了尽头——当时，执政党人民党受人欢迎的地方议员米格尔·安

赫尔·布兰科遭到绑架并被杀害。50 余万巴斯克人走上毕尔巴鄂（Bilbao）街

头抗议这一行径，600 万人在西班牙各地参加抗议，他们高举的拳头被涂成白色，

高呼“够了！够了！

”

。10 月，30 万人打着印有“我们需要和平”的旗帜重返街

头。之前，埃塔在国王参观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Guggenheim）现代艺术馆时发

起手榴弹攻击，而一名巴斯克警察在挫败这一攻击的过程中殉职。西班牙人和巴

斯克人在自治权的范围上确有争议，但都认为必须终止暴力。18

在 埃 塔 宣 布单 方 面 停火 一 年 后 ， 作 为 埃 塔政 治 分 支 的人 民 团 结党 （ Herri Batasuna）的一群更年轻的领导人开始与该党过去的暴力活动划清界限。在下一

个月，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分支、新芬党领导人格里·亚当斯出现在了毕尔巴鄂

机场的停机坪，并向在场的众多挥舞着爱尔兰和巴斯克旗帜的巴斯克民族主义分

子发表讲话。在爱尔兰共和军同意就北爱尔兰和平问题展开对话几个月后，亚当

斯就成了非暴力道路的跟从者。他说：

“这与枪支、爆炸物或其他战争装备无关。

”

他还向巴斯克人“抓住机会放弃对抗，走向正义与和平”表示了敬意。19

尽管 20 世纪的非暴力运动在取得进展时往往会挑起冲突而不是寻求和平，但将

暴力列为运动的制裁手段会败坏掉任何事业的名声。作为叛乱武器的恐怖行为让

民众感到恐惧，并最终与民众走上对立的道路，而在获取合法性和吸引外部支援

时必须要有民众的支持；它可能将冲突中的问题从所追求的实质性目标变为用来

实现目标的手段。在巴斯克地区，作为独立手段的暴力最终葬送了独立的前景。

巴斯克独立问题在本世纪最后 20 年还面临着另一个障碍。当西班牙由独裁制转

为民主制，并且新宪法恢复了巴斯克的传统自治地位后，独立运动的一致性便一

去不复返了：只有更好战的民族主义分子拒绝与西班牙政府有任何妥协。他们不

再是一项光荣事业的推动者，而是成了人民对常态社会的希望的敌人。寻求暴力

的人最终的下场是玩火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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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和巴斯克的埃塔组织来说，选择暴力作为斗争手段

~ 101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对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来说是致命的，其中的原因只是在于：他们永远都无法和政

府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对抗。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指出，

“在以暴力对抗暴力

的过程中，政府拥有绝对的优势”

。很少仅靠武力本身就能实现改变的。当卡斯

特罗的武装力量突破了巴蒂斯塔政权的外围防线后，古巴人民已经开始对旧政权

感到厌倦。但在爱尔兰，爱尔兰共和军从未能让很多爱尔兰民众（不论是南方还

是北方）支持其目标。任何极端形式的暴力都无法取代民众的支持。20

即使暴力看上去确实能够改变局势，非暴力行为可能同样或者更加有效。而且，

通过衡量在避免生命、财产和人力可能的损失的情况下夺取权力和实现正义所具

有的潜在收益，非暴力手段在 20 世纪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至少应该为自己赢得与

暴力平起平坐的地位。非暴力抵抗的失败会带来被镇压的风险，与暴力抗争失败

会带来的结果一样。但事实表明，它并没有对几代人最宝贵的年华和维系自由、

人权与民主的运动的命运产生严重的威胁。

在 20 世纪，暴力手段的缺点不是在冲突过程中，而是在事后才能更清楚地体现

出来，但对暴力非常投入的领导人会有动力为自己当初的选择辩护。他们的眼光

被舆论和当代史对暴力的夸大倾向所左右：我们记得获得成功的叛乱——我们记

得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和卡斯特罗，可是许多人却记不起泰米尔猛虎组织、巴斯

克埃塔组织或者车臣的自由战士。车臣人已同俄罗斯人对抗了将近两个世纪；一

位俄罗斯作家曾这样评论车臣人说：“车臣人认可的原则就是战争”。1999 年，

车臣用这一“原则”作为从俄罗斯获取自治的手段，这使他们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他们的社会被摧毁。习惯性的选择并不会使这种选择变得明智，很多选择通过暴

力获取权力的人并不了解，他们选择的每一种制裁手段不仅会有可能带来好处，

也会付出代价。不对不同的策略加以相互比较就进行取舍是盲目的。21

选择暴力手段的人不善于进行理性评估。作为众多后人模仿的对象，布尔什维克

对工具层面的暴力赋予了某种宗教的色彩：革命仪式必须是暴力的，否则它不会

有净化作用。当列宁新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司法委员斯坦伯格（I.N. Steinberg）

反对政府当场击毙所有“投机商、恶棍和反革命分子”的命令时，他向列宁挖苦

道：

“既然这样，还要人民司法委员会做什么？我们不如干脆叫它‘社会灭绝委

员会’就好了！

”列宁高兴地回答道：

“说得好！它就该这样；不过我们不能那样

说”——列宁这种一贯的风格恰如其分地表明，恐怖行径不仅是他的手段，也是

他的动机。22

如果屠杀是自我出于玩乐或者夺取权力的目的而对其他人施加的终极压迫，那么

从心理上讲，让许多心狠手辣的屠夫共同感受到的兴奋就是克服失败的恐惧感—

—也就是对死亡的恐惧——的荒谬之策。当阿伦特听到法农把暴力赞美为一种让

人们联系起来的“伟大机制”时，她将这看做一种昏迷状态。在这种昏迷状态中，

死亡不会让人感到恐惧，而是被当作了一种巅峰体验。但阿伦特指出，死亡“可

能是最沉重的反政治体验”

，它意味着“极端的孤独和无能”。因此，“权力的任

何缩减都可能会导致暴力”

。23

当契尔瓦那亚甘姆在 1949 年自信地向他的泰米尔同胞许下诺言，承诺以印度洋

对岸甘地式的非暴力行动实现独立时，他激起了人们最高的期望。20 多年后，

~ 102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当他无法取得任何成就时，斯里兰卡的暴力之门就被打开了。对于非暴力策略和

民主力量来说，不做没有把握兑现的承诺都是必须恪守公理。接下来的 20 年，

故意的暴力行为不仅未能解决问题，还带来更大的破坏。

即使暴力手段在解决上层权力移转上看似有效，暴力的文化可能会破坏建立稳定

的政治秩序的机会。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重要领袖斯通·司赞妮（Stone Sizani）指出，

“南部非洲有很多国家通过枪杆子实现了自由”

，消灭了殖民者后，

它们发现，它们不得不与自己的兄弟姐妹作斗争，因为后者不喜欢取代殖民体系

的新体制。24

暴力也许能够赶走殖民统治者，不过，获取控制权的军事行动与培养治理能力的

民众行动不一样。印度、波兰等地的非暴力运动都是民主制度的孵化器。它们教

会了个人如何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以及就他们目标的内容和实现目标的过程

达成共识。暴力不能提供学习的机会，而武力本质上也是负面的：它可以阻止或

者消灭敌人，却无法强迫人们认同其目标。用武力夺取权力也许能够破坏旧秩序，

但你无法让你的民众获得自由，除非他们认可你。

~ 103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第十四章

新的力量态势

缅甸-全球性运动

纽约和泰国

康奈尔大学坐落在纽约州北部绿野茫茫的山丘之中。1997 年夏季，在他位于康

奈尔大学庄重优雅的大厅附近的公寓里，胡安乔（Htun Aung Gyaw）的很多时间

都被用来从事反对活动，也即反对 1988 年接管缅甸的军人政权。该政权曾因他

在全缅甸学生联合会的角色而缺席判他死刑。尽管他离那一政权有半个世界之

遥，胡安乔却是一场国际运动的主要参与者，而该运动的目标是推翻缅甸的军人

政府，其参与者有学生抗议者、异议人士、政治组织、甚至美国州议员。

胡安乔所选择的武器是一台联网的个人电脑。每天早晨，他先是浏览发自曼谷、

洛杉矶、澳大利亚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几十封邮件，接着就登陆他所建立的一个组

织-缅甸公民社会-的网址。

“我们在互联网上召开大会，

”胡安乔说。“我们有一

个聊天室，我们在那里开会讨论战略问题。

”在聊天和团体大会无所不谈的氛围

中，流亡的孤立感就被一种持续的即时社区的感觉取代了。在晚上上了几个小时

的网之后，胡安乔有时在早上醒来时会吃惊地发现，他竟然是在纽约的伊萨卡。

1

尽管利用互联网与不民主的政府做斗争是 1990 年代晚期的一个创新，胡安乔已

与缅甸的将军们战斗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在首都仰光，胡安乔曾几次被捕，

并遭到严刑拷打，后来，在入狱五年之后，他获得了特赦。不过，即便在美国大

学安静修养的日子里，胡安乔依旧将自己视为一名自由战士。“我从未想过会放

弃政治，

”他说。

“我最好的朋友被判处死刑并在监狱中被绞死。我欠他的。

”2

泰国边境附近的满是蚊虫的丛林中有一个茅草屋。当缅甸的另一位异议人士坐在

那里，用力地在一台沾满污垢的、由发电机驱动的电脑上打字时，同样的执着也

在激励着他，温明（Win Min）是全缅甸学生民主阵线的高级领导人，经常在网

上与胡安乔在一起，参加全球性的网上战略会议，而与会者还有全世界各地的缅

甸领袖人物以及并非缅甸人但正与仰光政权做斗争的活动人士。

“以前，海外的

缅甸人一直是相互孤立的，

”缅甸的一位主要活动人士说道。

“互联网不仅让我们

能够分享信息，互相提意见并协调行动，而且还是心理上的一种鼓励。任何感受

都不比知道你在为正义奋斗时并不孤单这样有力量。

”3

“这是我们的使命！”

1947 年 4 月，为争取缅甸独立而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战斗英雄昂山（Aung San）

将军带领他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在选举中取得胜利，在新的全国大会中赢得

~ 104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大部分席位。当他以及他的六名部长被一位政治对手暗杀时，将军正准备要上台

掌权。他的一位同僚-吴努（U Nu）-接管了政府，接着，缅甸安稳地经历了几轮

选举周期，只有一次出现军人政府的局面。

宣称指挥着 100,000 名士兵的奈温（Ne Win）将军于 1962 年发动反对吴努的政

变，并废除缅甸的宪法，消灭掉所有民主的痕迹。26 年来，他作为事实上的独

裁者进行统治，以他的《工人日报》取代独立的媒体，并以“缅甸的社会主义路

线”取代自由市场。可是，种族反叛、农民的迁移以及食品骚乱定期损害着军队

试图让人们相信的该国安稳平静的表象。1974 年，在作为缅甸人的联合国前秘

书长吴丹(U Thant)的葬礼上，仰光大学的学生抗议者被机枪扫射。然而，即便

没有面临着镇压，反对活动也不是件容易事。缅甸至少有二十个不同的种族群体

和一百种或者更多的语言，而且奈温善于让各个群体互相争斗。

在 1980 年代，当局为了吸引外国的投资不得不让该国对外开放，到 1987 年时，

反政府的抗议者走上了街头，在平静的外表之下，由和尚、学生和工人组成的“人

民委员会”在活动。奈温将军在 1988 年时让缅甸人大吃一惊：他宣布自己退休

并就是否举行多党选举进行全民公决。以前被政府控制着的报纸刊登了回到了大

街上的异议分子们的诉求。八月初，几千名示威者被逮捕，不过，逮捕行动却激

起了更多的骚乱。执政党几乎要瘫痪，而抢劫、骚乱和警察暴力行为也出现了。

4

突然之间，在这种混乱局面之中崛起了一名领袖人物，她让总体上组织凌乱的民

众抗争有了聚焦点。昂山素姬于 1988 年 8 月 26 日出现在仰光大金塔附近的一个

民主集会上。缅甸独立运动中受人尊敬的英雄昂山将军的这个女儿在瓢泼大雨中

向站在齐膝深的泥水中的五十万名缅甸人发表了她的首次公开演讲。昂山素姬在

牛津大学读过书，并嫁给了一位英国人，她回缅甸是为了照顾其生病的妈妈。她

对团结和非暴力行动的充满激情的呼求吸引住了学生、和尚以及作为反政府行动

之后备军的其他人。

几天之内，几十万名抗议者就游行在仰光的街道上，高呼“这是我们的使命！这

是我们的使命！

”

。示威者戴着写有口号的束发带，以印花大手帕罩住他们的脸，

以木棍举着倒悬着的缅甸旗帜。有一次，5,000 名抗议者在美国大使馆外举行示

威活动；又有一次，演员们表演起短剧。曼德勒的和尚和教师们在大街上一直不

停地敲着锅碗瓢盆，由于和尚们将他们的钵翻转过来，不让士兵们捐输，他们激

怒了士兵。

（拒绝捐输是和尚表达不满的终极形式，因为根据传统，这种捐输有

助于在捐输者死后拯救他的灵魂。

）

9 月 10 日，缅甸议会在一次紧急会议中宣布结束二十六年的一党制统治，并承

诺举行公开的选举。新的文官总统发表了一个谦卑的演讲，承认该党犯下严重的

失误。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他引用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

爵的话这样说。在缅甸议会大楼的街对面，佛教和尚们和儿童们露出他们的胸膛，

看士兵敢不敢向他们射击。在仰光的其他地区，摩托车部队的军官们结队慢慢地

骑行着，军乐团演奏着一首僵硬、时断时续的进行曲，他们引领着一千名身穿制

服的警官和几百名叛逃并加入异议人士行列的士兵。所有政府部门都关门了，因

~ 105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为公务员都放弃工作加入进来了。

激动的情绪淹没了缅甸，不过这种情绪不会持久。经过几十年的严格控制之后，

有些将军认为所有抗议都是危险的。9 月 18 日的下午，收音机里传来震耳的军

乐声。播音员宣告，

“由于国家的形势恶化，武装部队已接管所有的权力。

”很快，

议会被解散，所有的政府委员会和部长们都被解职，宵禁被强制执行。新的军人

政府剥夺了总统的职责，而且政府的所有民事功能都被废止。国防部长宣布自己

为总统，并成立了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SLORC）

，这是取得了控制权的军

人政权的正式名称。

在接下来的几天，士兵们追捕被当成嫌疑犯的异议分子，并在大街上将他们处死。

独立的报纸被关闭，学校被关闭，超过五人的聚会被禁止，示威被禁止。大约

10,000 名学生逃到泰国与缅甸之间的边境地区，选择从事武装抵抗活动，在接

下来的两年里，因镇压而死亡的人数达到 10,000 人。5

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昂山素姬做出不同的应对，她到过缅甸的几乎每一个角落，

坚持甘地式的非暴力抵抗，并以她自己为表率。比如，在接下来的四月份，她和

几个支持者所乘坐的小汽车被士兵命令驶离道路。她从车里出来，向他们走去。

士兵接到命令，要举枪射击，而她则继续走着。在最后一刻，一位少校跑上前去

制止了开枪，也许他意识到，杀害一位作为反对力量之代表的女士会带来很多麻

烦。

尽管同时面临着采用非暴力手段和暴力手段的反对力量，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

员会还是对其控制力有足够的信心，将该国更名为 Myanmar【译注：这是缅甸语

中的缅甸】

，并要求在 1990 年 5 月举行选举。很快就出现了 93 个政党，它们为

民选职位展开竞争，其中最有势力者是由一位前将军和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

联盟。在她于一场由 10,000 名民众参加的非法集会发表演讲之后两个星期，士

兵包围了她的住所，将她软禁--她竞争公职的候选人资格被取消。

5 月 27 日，几十万名没有因此而受到威吓的民众出来投票。由于全国民主联盟

的反对派候选人赢得 80%的席位和 60%的票数，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极度

震惊。民主派的支持者们在仰光的大街小巷里奔跑，挥舞着反对派的旗帜，以示

庆祝。不过，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还没有寿终正寝。在新一轮的逮捕之后，

它命令要在当选的人就职之前起草一部新宪法。即使在昂山素姬于 1991 年获得

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当局仍拒绝承认选举，反而逮捕了几乎全部的全国民主联盟

领导人。当宪法会议终于在 1993 年召开时，军队在政府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尽

管昂山素姬名义上于 1995 年解除了软禁，她的住处却被警察的障碍物围住，而

且她很少获得许可与她的支持者见面，发表演讲或者接受记者采访。民主还是胎

死腹中了。

丛林学校和全球性制裁

1996 年 2 月，暴雨将提卡法拉（Htee Ka Phalal）周围的大地变成了一片沼泽。

提卡法拉是刚好位于泰国与缅甸接壤之处的一个偏远村庄。2 月 21 日早晨，在

~ 106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睡 了 一 个 懒觉 之 后 ，一 群 美 国 学者 和 教 师 - 包 括 爱 因斯 坦 研 究所 （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的基恩·夏普（Gene Sharp）和罗伯特·赫尔维（Robert Helvey）-艰难地穿行在提卡法拉附近的泥泞和茂密丛林中。他们是要去给一群

不同寻常的学生讲授十天的课程，学生们来自缅甸好几个不同的组织和被禁的政

党，这些组织和政党都承诺要用政治性反抗手段-他们的相当于非暴力行动的用

语-作为推翻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的方法。尽管天气恶劣并且附近的武装

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中，三十多名学生还是到了“学校。

”

夏普和赫尔维的课程表是根据学生们的需要和以前的经验设计的；前面的课程讨

论研究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学者-比如马基雅维利和冯·克劳塞维茨，然后转向讨

论非暴力行动的动能以及实际的组织任务。这一特殊研讨会提前四天结束了，因

为当时泰国的情报官员发现了这个营地；学生们被解散，溜回到丛林中，因为或

迟或早，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就会得知这些聚会的消息。1996 年 2 月份

的那次实地课程是夏普和爱因斯坦研究所那个团队在 1992 到 1998 年间至少八次

培训活动中的一次。赫尔维这位已退役的美国陆军上校说，

“我所做的唯一一件

事就是让他们了解非暴力破坏行动的潜在能量，并向他们说明，对非暴力破坏行

动的规划和执行可以做得像任何其他类型的战争一样。

”当缅甸军人政权于 1996

年对十九位政治犯进行审判时，他们所采用的证据之一就是，抗议者们拥有基

恩·夏普的著作。6

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当昂山素姬和缅甸国内的其他非暴力抵抗人士继续被骚

扰、被逮捕或者被强制沉默时，像胡安乔这样的缅甸流亡人士更多地利用互联网

的功能，以在彼此之间互通声气，争取新的支持，并推动国际制裁。不过，推动

这项事业的不只是个人。在 1999 年的大部分日子里，在曼哈顿的一间凌乱地挤

满小隔间、复印机和文件柜的办公室里，项目助理和缅甸专家们都在忙碌地回电

话，答复很多来信，并参加缅甸工程的会议-缅甸工程是开放社会研究所的下属

项目，该研究所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其目的在于争取对缅甸民主的支持。来自聊

天室的电子邮件和来自邮件系统的最新新闻从各处源源不断地涌来，每天都有几

十封邮件。由于该项目的网站管理员将与缅甸有关的网页的链接都公布在该组织

自己的网址上，世界上任何联网的计算机都能够在十分钟之内进入这些网页。7

世界各地的几千名缅甸观察家们-包括许多其他国家的人-利用诸如 Burma.net 和自由缅甸联盟之类的团体所建立的互联网网址获得信息。Burma.net 的成员

1994 年时不得不决定是否让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的代表加入他们的网上

社区。由于认定政府明目张胆的宣传可能会有反效果，他们最后决定允许来自仰

光的“官方”帖子。民主派的互联网用户也明白，就像有益的信息可能会快速传

播一样，错误的信息也会如此，而且信息的提供者可能会被监控。国家恢复法律

和秩序委员会最后决定建立自己的网站，鼓吹缅甸的“金土地”并最低限度地提

到它过去的镇压行为。到 1997 年时，它还提供自己的邮件系统，不过，发帖受

到严格的控制，而且只有当局同意的那些观点才被展示出来。

非政府组织所开创并在互联网上推广的针对缅甸军人政权的一种非暴力破坏方

法是“有选择的购买。”美国的市、州和联邦议员们被游说去支持禁止与缅甸当

局进行任何商业往来的立法。有选择的购买的另一种说法叫抵制，曾于 1980 年

~ 107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代在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中被采用。马萨诸塞州和洛杉矶市率先采取了

这一制裁行动，而且纽约市、波特兰、伯克利和美国的另外二十一个城市也通过

了立法。

在有些地方，针对与缅甸做生意的公司的全部行动主要都是通过一个接一个的电

子邮件实现的。1995 年，哈佛大学的一群本科生聚集在一起，以网上的缅甸对

话为起点，发起了一场运动，反对哈佛大学计划与百事可乐公司签订一份餐饮服

务合同，因为百事可乐公司经 SLORC 的批准在缅甸从事商业活动。网上的草根运

动迅速蔓延，并最终成功地说服学校拒绝百事可乐公司的投标。其中的一位学生

领袖说，

“如果没有互联网，这事不会发生。

”8

1997 年 1 月，百事可乐公司宣布撤出其在缅甸的剩余的业务活动，这成了几百

名通过互联网联系的活动人士为期两年的抗争的最高潮。三个月之后，克林顿总

统签署联邦法案，禁止美国公司在缅甸有新的投资。这没有迫使所有美国的资金

都撤出，然而，抵制以及有选择购买法案的威胁，再加上一系列负面的公共形象，

促使其他公司-比如迪斯尼公司、艾迪鲍尔（Eddie Bauer）公司以及丽诗加邦(Liz Claiborne)公司-退出了缅甸。一份有关上述运动的研究报告宣称：

“互联网的特

性本身就让它成为采取直接非暴力行动的活动人士的有力武器。

”9

在缅甸国内，没有许可就使用互联网或者传真机是非法的，而除了一小撮获得批

准的军人和商人之外，获得许可是不可能的。对违反技术方面的法律的行为的惩

罚很严厉。1996 年，一位昂山素姬的支持者死在了监狱，当时，他正因没有许

可就使用传真机而服刑三年。

“在这个国家，唯有 SLORC 才有通讯的权利，

”全国

民主联盟的一位领导人说。

“我们无法用我们的打印机，我们没有传真机，我们

没有移动电话，我们的电话一直以来都被切断...”少数“代人服务的掮客”能

上网，他们在仰光和曼德勒之类的较大城市里提供收费上网服务，不过，大部分

使用互联网的民众要么在国外，要么在泰国-缅甸边界的沿线地区。10

缅甸军政府知道，它无法一方面隔绝于迅速普及的国际通讯网络，另一方面又能

维持经济的活力，于是，它于 1997 年从泰国的一家公司那里租用了一条电缆。

不过，鉴于全球性网络无所不在的门户开放文化，对网络准入的严格管制是好笑

的，而且不能让新的投资者信服的是，该国会合理地利用新技术。缅甸政府的经

济前途取决于其反对者能够加以阻挠或施加影响的关系渠道。1999 年 5 月，胡

安乔说，所有的威权政府都认为，引入市场经济能够帮助它们维系政治权力。

“可

是，它们中的多数政府都没有取得成功。看看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吧。

”

至于非暴力破坏行动对削弱其权力的重要作用，胡安乔总结道：

“如果没有破坏

行动，我们的抗争不会取得胜利。

”11

在缅甸国内，这看起来似乎越来越明显了。多年来，全缅甸学生民主阵线的学生

们在肮脏且危险的丛林环境中生活，与反叛的士兵们一起受训，并学习使用机关

枪-在非暴力培训之后还是如此。后来，他们在 1997 年中决定放弃武装抗争，与

昂山素姬一起坚持采取直接的非暴力行动。在缅甸国内，民主运动开始尝试新的

策略：在士兵到达之前的几分钟之内，在街头进行闪电般的快速抗议，静坐，和

散发反对派的小册子。1995 年，自由亚洲电台向缅甸广播了一系列的访谈节目，

~ 108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访谈主角是波兰共产党前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以及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列

赫·瓦文萨和亚当·米奇尼克。缅甸的听众能够听到的他们的共识是，军人统治

者最终会不得不与反对派谈判。12

不过，与反对派谈判通常是一个政权最后才会采取的行动。当危机带来威胁时，

应对措施通常是防守性的。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缅甸的外国投资减少了一

半。到 1999 年时，缅甸元的通货膨胀率达到 70%，而且住户和企业每天有一半

的时间缺电。与此同时，人权组织在谴责当局新的恶劣做法：敢死队被用来对付

特定民族的村民，而强奸被特种部队士兵当作一种恐怖手段。经济上的无能和政

治上的名誉扫地正困扰着军政府。13

上述压力无疑是当局开始新一轮镇压的原因，它将全国民主联盟的 150 位高级成

员（包括昂山素姬）关进了羁押中心。在 1999 年 4 月提交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的一份录像信息中，她说缅甸的压迫情况“大大地恶化了。

”两个月后，有报道

说，军政府正密谋暗杀海外的异议分子。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缅甸政府受到

全球性的注意，到处都能看到它的作为。技术让争取权利和民主的斗争国际化了，

而且在此过程中，它开创了反对暴力政权的非暴力行动的新手段。每个独裁者都

梦想着要永久统治下去。不过，正如胡安乔 1999 年在谈到缅甸的军政府时所说

的那样，

“他们的梦想正在飞灰湮灭。

”14

1996-2000 年的塞尔维亚-话语里面有力量

“我们没有枪，但有口哨”

1996 年 11 月 17 日，几十万名塞尔维亚人、黑山人、波斯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

人到南斯拉夫的投票站选举就任地方公职的候选人。这些选举向其他党派开放，

之前，在共产党人统治的四十年时间里，投票的对象仅限于共产党精心挑选的提

名人。当天晚上，当投票结果出来时，属于一个名为团结起来（Zajedno）的政

治联盟的非共产党员候选人赢得了一场又一场的选举，包括首都贝尔格莱德和其

它十三个城市的选举。

“团结起来”的获胜是对南斯拉夫最大的共和国塞尔维亚的领导人斯洛博丹·米

洛舍维奇总统的否定。作为一名共产党官员，米洛舍维奇于 1989 年就任总统职

务，由于在南斯拉夫流血解体的过程中狡猾地脱去共产党独裁者的形象，并穿上

塞尔维亚爱国者的外衣，他得以保住权位。因为他现在不想允许地方选举挑战其

权力，他的政府干脆就以“不合规”的理由宣布投票无效，拒绝承认选举结果。

接下来发生的事在南斯拉夫是史无前例的。在选举过后两天，游行者挤满了贝尔

格莱德和塞尔维亚其他城市的街道，举行抗议，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这种局面

一直在持续。与领导了 1944 年民众抗争的萨尔瓦多的医学院和专门界别的学生

一样，贝尔格莱德大学工程、计算机科学和数学专业的学生们组织了最初的游行，

教授们和工作人员则加入其中--所有人都唱着《圣萨瓦赞美诗》

（它是一首颂扬

保护教育的圣人的赞歌）

。当其它地方的学生听到游行的消息时，他们也走上了

~ 109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街头，出现这种情况的有三十座城镇。15

与学生游行分开进行的是由“团结起来”的领导人瓦克·德拉斯科维奇、威斯纳·佩

希奇和佐兰·迪金第希领导的呼吁要有更多民主的集会。学生们吹着口号，显示

他们对当局的憎恶，民众们也在这样做；一位有着十几岁的儿子的妈妈说：

“我

们没有枪，但有口哨。”有一天，游行者们向卫生纸的纸卷一样围住选举委员会

大楼。当当局以蚊虫侵扰为借口推迟议会开会时间时，示威者们就给大楼喷杀虫

剂。在这种事连续出现六周之后，其中的一位游行者米罗斯拉夫·派夫洛维奇注

意到，对当局的恐惧正在减弱。

“人们第一次开始独立思考了，

”他说道。16

尽管警察在挑动，学生和“团结起来”的游行活动依旧基本上是非暴力的。组织

者对游行录像，记录下所有的暴力攻击行为，以证明他们的人无需对此责任。早

先的扔石头行为让位给更带有感情色彩的举动；比如，许多部委的墙壁和窗户都

被扔了鸡蛋。一个名为“黑衣妇女”的女性主义团体向游行者派发传单，传单中

有基恩·夏普关于非暴力行动的建议。她们的信息简单明了：

“...我们确信，只

有公民社会网络和非暴力抵抗才能改变战争的逻辑，并让战争机器停下来。这是

一个需要耐心的长期战略。

”17

“那个互联网在哪里？”

如果上述这些事发生在十年之前，反对派的行动空间就会因政府对通讯手段的控

制而受到限制。米洛舍维奇通过逮捕、威胁和毁坏财产的方式破坏了反对派媒体。

可是，到 1996 年时，通讯的硬件设备变得更加便宜和容易得到。传真机成为至

关重要的东西，移动电话被用来指挥游行。塞尔维亚的这位独裁者也被 3,000

名使用赛热姆专业公司（Sezam Pro）互联网服务的用户挫败了。就在选举被宣

布无效之后的几个小时，对应对战略的讨论就通过电子邮件展开了。在赛热姆公

司的政治论坛上出现了一些要求游行的呼吁。也许算是世界上的首创之举，对当

局滥用权力的反应是创建一个支持民主的互联网网址。18

与互联网接入困难重重的缅甸不同，南斯拉夫有一个相当开放的电脑文化，能够

利用计算机系之资源的使用互联网的学生们很可能在网络知识方面优越于政府。

“大部分官员甚至不知道电子邮件为何物，

”学生领袖瓦克·米科维奇说。

“在学

生抗议期间，我们的网页很受人欢迎，当时警察闯了进来，问道：

‘那个互联网

在哪里？’好像他们能够将它没收似的。

”19

尽管他们已经封闭了独立的媒体，官员们却没有注意到新技术已提高了信息传播

的速度。

“他们把电脑理解成计算工具了，而不是通讯工具，

”附属于“团结起来”

的一个政党的党员米兰·博兹奇说道。“大街上的民众知道他们必须得到西方媒

体的关注...让媒体到我们这里来是我们最大的成就之一。互联网有助于将他们

带到我们这里来，并且让我们获得更多的关注。

”20

互联网还发布外国媒体对反对派观点的报道，而这些观点是不能进入印刷和播放

媒体的。当米洛舍维奇的手下于 12 月 3 日突袭独立的 B92 广播电台时，编辑们

能够将他们的节目从波段中转到互联网上，通过互联网，这些节目被播送给全世

~ 110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界所有拥有真实音频（Real Audio）软件的人。当局几乎没有能力阻止美国之音

和英国广播公司利用互联网的传播平台，通过短波广播将节目播送回塞尔维亚。

21

公众对当局暴力的反感也因对互联网的利用而加深了。米洛舍维奇在 12 月份用

公共汽车将 20,000 名收费的“支持者”运来，试图破坏游行活动。当他们中有

人开枪并打伤一名抗议者时，打斗就爆发了。使用互联网的学生们将有关受伤的

信息传送给其他国家的朋友和家人。一位美国记者将一封讲述殴打行为的邮件大

量发向他的总量为 3,700 人的个人联系名录，并敦促他们传播这一信息。在三十

六个小时之内，这一信息传给了 15,000 人。22

为了加大国外的愤怒情绪，反对派将目标盯住米洛舍维奇的薄弱环节：在让西方

解除因波斯尼亚战争而对南斯拉夫施加的制裁之后，他需要对外贸易来帮助经济

复苏。反对派团体知道，只要他们一直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米洛舍维奇就不愿

进行严厉的镇压，并因此冒被西方重新制裁的风险。另外，抗议活动成功地获得

了警察、军人、政府工作人员和法官们的一些同情。

在其公开行动中，反对派团体选择不去拔高他们的诉求，而是集中于一个单一的

目标：承认选举结果。到冬天快结束时，米洛舍维奇开始看似越来越孤立了，在

占领了大街和便道的愤怒民众每日的攻击下，他选择让步了。2 月底，他准许选

举获胜者就职。88 天之后，行动获得了成功。

不过，从那时起，运动没能通过与新目标相连的新组织获得后续的胜利。分别游

行的学生和“团结起来”这一组织没能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学生们想要更多的

民主，而“团结起来”的有些领导人像米洛舍维奇一样无非是一些投机的民族主

义分子。事实证明，许多新当选的地方官员几乎与他们的前任一样腐败。当米洛

舍维奇的塞尔维亚总统任期结束时，他就任南斯拉夫总统一职（该职位直到那时

为止还是一个象征性职位）

，并保有同样的权力。23

“杀死更多无辜者的口实”

约瑟普·铁托（Josip Tito）是一位社会主义强人，在从南斯拉夫成立的 1945

年到 1980 年间一直统治着南斯拉夫。在他去世之后的混乱时期，斯洛博丹·米

洛舍维奇攫取了权力。米洛舍维奇是一位雄心勃勃但并非特别有天分的党的官

员，他跟随共产党的一位同僚伊凡·史丹姆波利克（Ivan Stambolic）

，担任着

被国有化的天然气和银行行业的一系列董事职务。1986 年，他成为塞尔维亚中

央委员会的主席，比当时是塞尔维亚总统的史丹姆波利克还差一截。仅仅在三年

之后，他就担当起他的导师的职务，他的画像就取代了公共场所中铁托的画像。

24

科索沃的危机为米洛舍维奇从党派政客转变为塞尔维亚的领导人提供了契机。米

洛舍维奇于 1987 年访问了科索沃省，当时，多数民族阿尔巴尼亚人和少数民族

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冲突急剧升级。科索沃·波尔耶（Kosovo Polje）的意思是“乌

鸫”的产地，塞尔维亚人曾于 1389 年在此地杀死一位奥托曼帝国的统治者。米

~ 111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洛舍维奇在此地的附近向曾与科索沃警察打斗的愤怒的塞尔维亚人发表了一个

充满激情的演讲，说没有人应该敢于打他们。他们的欢呼声让他确信，诉求于塞

尔维亚民族主义会有政治上的好处。

长期以来，科索沃的地位问题就是贝尔格莱德的政客们的一个难题。作为圆滑的

操控者，铁托曾在半个世纪中让该国保持原样未变。他曾同意给科索沃人更多的

自主权，并允许他们在南斯拉夫三色旗的掩盖下挂阿尔巴尼亚的黑鹰旗。米洛舍

维奇于 1989 年撤销了这一自主权，阿尔巴尼亚族人不能再以他们自己的语言教

授他们的学童。第二年，米洛舍维奇解散了他们的议会，而科索沃的领导人要么

自我流放，要么转入地下。25

在贝尔格莱德连续与分离的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作战时，米洛舍维奇让科索沃问

题退居次要地位，直到 1995 年。在波斯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三

方冲突中，二十五万名民众被杀害，其中大部分是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同等数量

的人受伤，而且约两百三十万人变得无家可归。欧洲震惊了。在国际干预终结了

战争，以及代顿协议在波斯尼亚内部设置了一个塞尔维亚人社区之后，米洛舍维

奇很快将注意力转向科索沃。

在如何重获自主权甚或实现独立的问题上，在科索沃人的内部出现了两种相互对

立的观点。一种观点的提出者是易卜拉欣·鲁戈瓦（Ibrahim Rugova）

，他在 1992

年 5 月的地下选举中当选为“共和国的总统。

”这位多少有点凌乱不整的文学教

授被甘地所吸引，希望其民众通过非暴力手段赢得自治。他和他的科索沃民主联

盟敦请科索沃人通过在内部建设自己的社会来实现事实上的自治，而且他们取得

的一些成就：据报道，18,000 名科索沃教师以阿尔巴尼亚方言教书，并且 92 家

诊所向民众提供基本的保健服务和免费的药品。26

尽管对自我依靠的强调确实有甘地以及 1970 年代波兰异议分子的影响，鲁戈瓦

却几乎没有什么行动去反抗塞尔维亚的霸权。他很少旅行，坚守在他在普里斯蒂

娜市的办公室，似乎与街道和村庄中的生活失去了联系。由于不愿以英语交流，

他也无法争取到很多外界的支持，而且鉴于科索沃在塞尔维亚人历史叙事中的地

位，他坚持让科索沃建国的立场对塞尔维亚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这种主张在西

方大国中叶没有支持者，因为它们担心这会给东欧以及中东的所有没有建国的种

族团体（从罗塞尼亚人到库尔德人）以错误的希望。有些科索沃的领导人愿意提

出更低的要求。亚当·德姆奇（Adem Demaci）的监狱生活让他赢得“阿尔巴尼

亚的曼德拉”的称号。他支持在南斯拉夫内部实现自治，并主张以抗议作为实现

自治的手段-与贝尔格莱德的游行差不多。27

鲁戈瓦的修道院式风格、他的不肯让步的目标以及他在面临塞尔维亚人镇压时的

被动姿态这一切让非暴力的路径在寻求出路的科索沃人中失去了信誉。当代顿协

议对科索沃问题不置一词时，构成阿尔巴尼亚族社会的家族群体就向科索沃民众

运动（这是以前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有联系的一个激进组织）以及科索沃解放

军靠拢了。由于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都为独立而战，许多科索沃

人认为他们也该如此。“对于科索沃人来说，这表明，只有那些在南斯拉夫从事

武装斗争的人才会有所成就，

”科索沃公民自主行动组织的执行主任耶波尔·海

~ 112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萨（Ylber Hysa）说。“我们给普里斯蒂娜的阿尔巴尼亚知识分子、记者和外交

官们说再见了，”一位叛军人士说。他们知道鲁戈瓦已经失败，不过，许多人不

知道二十世纪的其它几十场非暴力运动都成功了。28

自 1993 年以来，科索沃解放军就一直在农村招兵买马，当临近的阿尔巴尼亚在

1997 年蹒跚于崩溃的边缘之时，它的有些武器被劫掠，枪支被运到科索沃境内。

到 1998 年 3 月时，塞尔维亚的警察已经镇压了阿尔巴尼亚族的战士，杀死了八

十人，包括妇女和儿童。

“这些武装团体或者使用暴力的个人只会给塞尔维亚人

杀死更多无辜者提供口实，

”鲁戈瓦曾这样预测道。

“在任一冲突中，幸运之人将

被赶出边界，成为难民。

”29

不过，很少有人再听鲁戈瓦的了。当目的在于终止塞尔维亚-科索沃解放军之间

的战斗的和平会谈于 1999 年 2 月在法国的朗布依埃（Rambouillet）启动时，他

只是一位微不足道的人物，而且科索沃人之间的分裂很严重。外交官们拼凑起一

个“临时政府，”不过，科索沃的选择只剩下内部的暴力或者外部的干预。当米

洛舍维奇拒绝签署包括科索沃自主权方面的让步在内的协议时，北约威胁说，除

非他改变主意，否则要采取军事行动。他没有改变主意。30

“让那个畜生继续掌权”

由于米洛舍维奇的战争让南斯拉夫的范围缩小到只包括塞尔维亚、黑山、科索沃

和伏伊伏丁那省，他将大量的金钱用于军队和特警身上，这些军队和特警中的很

多军官后来被指认为战争罪犯。当局后来变成某位记者所谓的“盗贼政权，

”这

种政权中的高级官员利用其职位让自己变得富有起来，同时，失业率达到了 50%，

而且人均收入自 1989 年以来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所有这一切都激起了有力但

却分裂的反对运动，反对运动在 1996-1997 年间的抗议中首次展示了其力量。将

米洛舍维奇视为贪婪的独裁者的人数在贝尔格莱德像在布鲁塞尔一样多。31

如果说米洛舍维奇在二十世纪末是巴尔干半岛总的不稳定的源头以及特别是“种

族清洗”的源头，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让他就范。以暴力对付他就是玩一种

他所熟悉的游戏。远在北约的选项缩减为轰炸或者迁就于科索沃的屠杀之前，他

不会预料到会有这样一种系统的方案：支持塞尔维亚的民主反对派并让他忙于国

内的事务。不过，在白宫或者白厅【译注：指英国政府】可能的行动清单中，这

一方案从未占据突出的位置。

相反，通过外交手段稳定巴尔干半岛的局势的努力让所有其他选择-这种努力在

代顿首次达到其最高潮-都退居次要地位。一旦达成协议成了目标，那么，米洛

舍维奇的签字就是必须的了--而这意味着讨好而非打击这位巴尔干地区不幸的

制造者。美国的塞尔维亚团结大会的代斯克·尼吉托维奇（Desko Nikitovic）

声称，西方“将米洛舍维奇抬升到皇族的地位，

”因为在代顿会议之前的一段时

间，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拒绝与其他的塞族领导人打交道。耐博萨·科

维奇（Nebojsa Covic）是塞尔维亚的一位反对派领袖，他告诉赫尔辛基委员会，

在接下来的那段时间，米洛舍维奇的权力来源就是“国际社会事实上所赋予他的

合法性。

”32

~ 113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对于西方没能及时支持米洛舍维奇的反对者，即便参与了代顿协议谈判的理查

德·霍尔布鲁克最终也感到后悔，并在他的有关代顿会谈的回忆录中总结说：

“华

盛顿错失了一个影响事态的机会”-也即对 1996-1997 年的抗议表示支持。霍尔

布鲁克解释道，克林顿政府那时没有往贝尔格莱德派任何高级官员，因为人们担

心，米洛舍维奇会利用这些访问，假装他获得了克林顿政府的支持。克林顿政府

更关心的是米洛舍维奇会做什么，而不是他的对手可能会做什么-如果他们拥有

做事的手段的话。33

尽管“团结起来”因内斗而于 1997 年解散，一场反对米洛舍维奇的强有力的运

动的动因依旧存在：总统不受人欢迎，反对派还没有被迫沉默下来，国际人权团

体正在当地考察事态的情况，以及像《每日电讯》这样的斗志旺盛的独立媒体正

在找茬。另外，如果反对派曾设计出或者被告知通过非暴力行动夺取权力的战略

--如何让米洛舍维奇无法运用其强制手段，以及如何让他不能获得为实行统治所

需的民众的合作，这将会让反对派有更多的动力去保持团结。

然而，西方政府对塞尔维亚民主人士漠不关心已有一段时间了。维兰·马提奇是

B92 广播电台的编辑，他告诉赫尔辛基委员会说，

“1991 年、1992 年和 1993 年

有许多支持民主和反对战争的示威。所有这些运动以及媒体都在极少甚或没有西

方的支持的情况下延续了下来。

”34 人们永远无法知道的是，如果有了这样的支

持-甚至更早在米洛舍维奇推动波斯尼亚的杀戮行为时就有这样的支持，它们会

做些什么事来缩短米洛舍维奇掌权的时代。

当变革联盟于 1998 年中成立时，形成反对米洛舍维奇的更强有力的阵线的希望

就萌生了。在一位受人尊敬的前银行家的带领下，该联盟试图恢复运动的团结，

可是，时间却来不及了，因为许多人担心米洛舍维奇会利用科索沃的麻烦来转移

人们对塞尔维亚国内问题的关注。对于米洛舍维奇来说，这从来都与科索沃人无

关；这一直都与他自己有关。前总理米兰·帕尼奇于 1998 年 12 月敦促西方停止

与米洛舍维奇打交道，并施加制裁，直到民主改革和新闻自由实现了。可是，两

个月后，那些外交官又在朗布依埃与他会谈了。当他依据在那里谈判达成的协议

采取行动的最后期限过后，北约在 1999 年 3 月履行了其采取军事行动的承诺。

“如果塞尔维亚的民主派反对团体获得的帮助相当于美国几枚导弹的成本，今天

的情况可能就会不同，

”代斯克·尼吉托维奇在北约轰炸期间说道。

“我相信米洛

舍维奇可能已经完蛋了。

”一直能够为运动所用的是因有国际支持者而获得的信

誉，用以帮助民众在罢工时维持生计的资金，用于地下印刷的设备以及其他资源。

美国国务院指出，它在 1998 年给了塞尔维亚的独立媒体 1,500 万美元。美国国

防部在 1999 年春季以巡航导弹和军备物资的形式向塞尔维亚捐赠了 10 多亿美

元。35

与像军阀一样行事的统治者谈判通常都是徒劳无功的，而对他们施加更多的暴力

肯定会恶化总的混乱状况并且还会牺牲无辜的生命。不过，最想要推翻他们的是

他们所统治的民众，而如果在 1999 年初的危机之前早早就在 1997-1998 年间向

塞尔维亚的反对派提供大量及时的帮助，那么这可能就会有助于使米洛舍维奇无

~ 114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法犯下他在科索沃的罪行，并以此避免北约军事干预的生命损失和大量的成本。

在空中打击行动开始之后仅仅几天，警察又袭击了 B92 广播电台的办公室，其编

辑人员被逮捕。接着，当《每日电讯报》的编辑斯拉夫科·库鲁维查（Slavko Curuvija）在其贝尔格莱德的公寓外面与其妻子一起散步时，他被雇佣的塞尔维

亚枪手暗杀。当局还努力切断 30,000 到 40,000 名学生的互联网接口，以限制独

立信息的传播。

“这影响的不仅是阿尔巴尼亚人的人权，而且也是我的人权，

”记

者以及警察以前的打击对象威斯纳·考斯蒂奇（Vesna Kostic）解释道。

“米洛

舍维奇已经正在对独立媒体和反对派采取措施。这一轰炸将意味着让那个畜生继

续掌权一百年...”她的预言是夸大其词，不过，她对他的意图的理解是对的。

36

其他的塞尔维亚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会被带入到推翻米洛舍维奇的运动之中，

其中的许多人想过他们应该加入到那一联盟之中。对于他们来说，让他们的国家

因这同一联盟而遭受蹂躏是一种背叛。年轻人公开谈论的不是有一天去重建该

国，而是移民。

“他摧毁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生命中的最好年华。

”其中的一位这

样说道。

“我只是无法再容忍下去。

”37

“他完了”

事实很快就证明，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的暴力环境所催生的年轻人的绝望和背

弃对于这一独裁者的下场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1998 年 10 月 10 日，几个参加

过 1996-97 年抗议的资深学生活动分子成立了一个名为“抵抗”的团体，作为新

的反抗形式的载体。它将一个紧握着的黑乎乎的拳头作为他们的标志，这是有意

戏弄曾作为布尔什维克原有标志也是米洛舍维奇最钟爱的形象的血淋淋的拳头。

不过，与共产党人不同的是，他们没有构建中央集权型或者等级式的领导体系，

而是聚焦于草根层面的组织。他们藐视那位独裁者的权威，以此作为他们剥夺其

权力的斗争的第一步。38

北约的轰炸有助于当局压制反对派，在此之后，

“抵抗”的组织工作进入轨道，

带有一种静悄悄的报复效应。在有些地方，组织工作的中心是俱乐部-年轻人可

以到那里玩乐，做运动或者在周末搞聚会，或者更常见的是，组织工作是在活动

人士家里的餐厅和卧室中进行的。按照“抵抗”在诺维萨德（Novi Sad）的一位

活动人士斯坦科·拉兹地奇（Stanko Lazendic）的说法，有些“十八、九岁的

男孩与女孩，

”“与世界各地的其他十几岁的年轻人比起来，

”他们生活“在绝对

贫困的状态之中。

”

“

‘抵抗’为这些孩子提供聚会的场所，一种他们能够表达其

富有创意的观点的地方。

”简言之，它教他们如何让自己变得有力量。39

它还教授他们一种关于如何获取政治权力的哲学。该组织的领导人知道，他们“不

能对拥有三倍于其力量和武器的人使用武力，”-这是拉兹地奇的话。“我们知道

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那些事，那里的学生们被军队犁庭扫穴。

”因此，暴力不会起

作用，另外，暴力是米洛舍维奇的标志，

“抵抗”组织必须有不同的主张。塞尔

维亚“这个国家的日常政治生活中过多地采用了暴力，”斯拉加·波波维奇说道

-27 岁的他自称为“抵抗”组织的“意识形态政委。

”年轻的活动人士必须采用

~ 115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非暴力的方法，

“以显示他们是如何地卓越，如何地先进，如何地文明。

”40

这些有关如何培育非暴力力量的相对复杂的知识不是凭直觉就能得到的。米尔坚

科·得雷塔（Miljenko Dereta）是贝尔格莱德一家名为“公民倡议”的秘密团

体的领导人，他从美国的自由之家那里得到资助，印刷并分发了 5,000 册基恩·夏

普的书--《从独裁到民主：讨论解放问题的概念性框架》

。

“抵抗”组织找到夏普

的三卷本重要著作--《非暴力行动的政治》

，任意地将其中的某些部分改编成塞

尔维亚语的小册子，他们将此小册子戏称为“抵抗组织用户手册。

”在有意地采

纳这种“个人非暴力抵抗的意识形态”-这是波波维奇的话-的同时，活动人士们

还于 2000 年 3 月在布达佩斯的希尔顿酒店直接接受夏普的同事罗伯特·赫尔维

上校的培训。

赫尔维强调的是如何打破人们屈服于当局的惯性，以及如何策反当局的“支撑力

量，

”包括警察和武装部队。他提醒他们，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不要“玷污了非暴

力抗争，

”尤其不能采取暴力行动，因为暴力行动会阻碍普通人加入到运动中来，

并会疏远国际社会，而国际社会可能是物质和财政援助的来源。正如波波维奇所

言，

“坚守非暴力，这样你就会得到第三方的支持。

”41

以前塞尔维亚的反对派基本上无法争取到的这种支持现在开始浮现。“抵抗”组

织和其他异议人士团体从与美国政府有联系的国家民主基金会获得资助。

“抵抗”

组织的领导人与丹尼尔·瑟维尔（Daniel Serwer）紧密合作，后者是美国和平

研究所负责巴尔干地区的项目主任，其在反越战示威中遭遇催泪瓦斯的经历让他

在他们的眼中显得特别可信。同样由美国政府提供资金的国际共和学会将资金拨

给反对派并几次与“抵抗”组织的领导人见面。美国国际开发署是上述大部分资

金的来源，也是制作诸如 T 恤衫和粘贴标签之类物品所需资金的来源。

粘贴标签远非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它们代表着“抵抗”组织对米洛舍维奇的

毫不留情和无所不在的打击，这让人感到振奋。波波维奇将粘贴标签称为“关键

的媒介，

”这部分是因为张贴标签会让人更加能吸引警察的注意，不过，

“就粘贴

标签来说，

”

“你可以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在接近斗争的高潮时，“抵抗”组

织开始加倍努力，四处在平坦的表面上贴上 180 万张上面写着“他完了”的标签。

不过，重要的不仅是反对派标签的数量，也包括它的内容。在当局开始谎称“抵

抗”组织的成员是恐怖分子和毒贩子之后，许多人开始穿上面写着“抵抗组织，

瘾君子”的 T 恤衫，以此嘲讽政府的宣传手法。

“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充满着幽

默感，

”波波维奇回忆道，因为这让非暴力活动分子有了自信心。42

诸如此类的策略的大胆性似乎让当局感到不安。斯拉杰·米利沃杰维奇（Srdjan Milivojevic）是“抵抗”组织在克鲁塞维奇（Krusevac）的一位活动人士。他

记得曾在那里的警察总部涂鸦喷画出一个大大的拳头，还有一行字：

“邪恶的人，

你们背叛了科索沃，

”以及“抵抗”组织的名称。第二天早晨，安全人员过来给

那个拳头拍照。“他们停留了很长时间，

”米利沃杰维奇说。“我注意到他们害怕

它。

”因此而变得勇敢的他当天晚上爬上那幢建筑的顶部，用锤子将警察局的卫

星天线破坏掉。不过，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破坏行为，而且这似乎也没有产生影响。

他在谈到喷画行为时说道：

“我理解，通过这些小小的行动，我所能做到的远远

~ 116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超过任何暴力行动的效果。”此类行为正在塞尔维亚各地发生；在其顶峰时期，

“抵抗”组织有 70,000 名成员，130 个分支机构。43

正如科拉松·阿基诺的包着黄头巾的菲律宾支持者所发现的那样，如果人民力量

全面开花，其心理压力会带来两个战略上的好处：它将对下面要发生什么的焦虑

从挑战当局的人那里转给当局自己（当局随后的镇压常常会起反作用）

，而且它

在警察和军官的头脑中留下这样的疑惑：他们所效忠的统治者能够延续多久。米

洛舍维奇“只有在警察和军队的支持下才会顽抗，

”反对派领袖（后来的塞尔维

亚总理）佐兰·迪金迪季奇（Zoran Djindjic）说。“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能够

影响他周围的警察和军人，并让他们思考‘他们是否应该支持米洛舍维奇’...

那么，他就不可能维系下去了。

”44

“抵抗”组织和其他反对派人士认识到，要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必须要说服警察，

他们没有被视为运动的敌人，而是事实上的天然盟友。“我们的信息是：警察与

我们之间没有冲突，

”斯拉杰·波波维奇回忆道。

“我们的信息是：我们都是体制

的受害者，而且没有理由让受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发生冲突。一类受害者穿着蓝色

的制服，其他的受害者则穿着蓝色的牛仔裤。”塞尔维亚的国家足球队穿着蓝色

的队服，民众常常高呼“蓝色的男儿！蓝色的男儿！

”以示支持。所以，这是反

对米洛舍维奇的民众有时热情地向警察高呼的口号。45

这位独裁者在 2000 年 6 月强迫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允许他再次竞选总统职务。

这促发了各种事态，其综合效应就是将米洛舍维奇与警察和他的其他“支持力量”

区隔开来。7 月 27 日，他将选举日期定在了两个月之后，并且自信他能够赢得

选举或者至少能够操纵选票的计算。与在智利举行全民公决的皮诺切特一样，用

提奥菲尔·潘希奇（Teofil Pancic）-他是贝尔格莱德一家名为《时代（Vreme）

》

的杂志的记者-的话来说，米洛舍维奇“想要有合法性。

”46

在塞尔维亚的所有工作单位，官方要求投票给米洛舍维奇的压力都很大。不过，

反对他的运动的压力也很大。

“抵抗”组织施压要求反对派政党团结在佛季斯拉

夫·科斯塔尼卡（Vojislav Kostunica）这位单一的总统候选人的周围，以记者

佐兰·赛库里奇（Zoran Sekulic）的话说，科斯塔尼卡是“不会妥协的一位人

物”-他不是一个政客，而是一位学者。科斯塔尼卡从被操纵的媒体那里受到“攻

击...诽谤...诋毁，

”不过，他后来说，这让他得到“普遍的”支持，因此，对

国有媒体的憎恶情绪非常强烈。47

“抵抗”组织年轻人持续的榜样行为结出了果实。

“在选举之前，反对派最后的

一个信息是：我们不是要你将票投给我们，不过，在你投票之前，

”赛库里奇说，

“你应该问问你的孩子你应该投谁的票，然后就按照你孩子所告诉你的去做。

”

这其中所蕴含的是攸关塞尔维亚前途的一个更大的抉择；所有人都知道，塞尔维

亚的年轻人正以创纪录的人数移民出去。迪金迪季奇说，选项很简单：

“我们将

融入这世界”--塞尔维亚会拒绝因米洛舍维奇而引起的战争和孤立状态，或者“你

的孩子将融入这世界，而其中却没有你。

”48

在国外的支持下，大约 30,000 名选举观察员受到培训，被动员起来并被分散到

~ 117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10,000 个投票站，以帮助防止米洛舍维奇偷走 9 月 24 日的选举。在卡卡可

（Cacak）

，反对派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在计算选票的当天晚上，20,000 名塞

尔维亚人聚集在大楼的外面，威胁任何潜在的偷窃选票的人。49

在选举结果显示科斯塔尼卡明显赢得简单多数（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之后两天，

米洛舍维奇承认他名列第二，但坚持要进行复选。民众涌上贝尔格莱德的街头，

挥舞着婴儿摇铃，讥讽米洛舍维奇不肯认输。反对派声称在 9 月 24 日的选举中

取得完胜；科斯塔尼卡后来说，进行复选就是要“接受某种造假或者属于谎话的

东西，

”这回应了瓦茨拉夫·哈维尔的信念：解放需要终止“生活在谎言之中。

”

50

10 月 2 日举行了总罢工，民众封堵了桥梁和道路，高中学生罢课，7,500 名矿工

与纺织工人加入了罢工。反对派选择开展全国范围的公民不服从行动，以确保其

胜利果实并阻止复选。迪金迪季奇记得，接下来，50 个城市每天都有集会和封

锁交通的事件，而且“警察们感到非常非常迷惑。

”可是，这不仅仅是迷惑不解

的问题。佐兰·茨维克维奇（Zoran Zivkovic）是尼斯（Nis）市的市长，也是

“抵抗”组织的盟友。他说：

“我们与军队和警察进行了秘密的会谈。所达成的

协议是，他们不会不遵守【命令】

，不过他们也不会执行命令...因此，当米洛舍

维奇要求采取行动时，他们说好，但他们没有做任何事。

”51

“抵抗”组织稳步的进展，反对派总统竞选的充满希望的热情，以及警察被命令

要从事的让人精疲力尽且有害的工作（也即“与民众对抗、打人、维持警戒线”

）

都削弱了当局最后的支持力量。维里米尔·伊里奇（Velimir Ilic）回忆道，

“警

察局的一位高层人士告诉我...请击垮米洛舍维奇，连我都烦他了。

”伊里奇是卡

卡可的市长以及反对派的领袖，几个月来，他慢慢地搜集了军队和警察中关键人

物的名单，以推断谁可能在摊牌的时刻不会支持当局。52

10 月 4 日和 10 月 5 日就是摊牌的时刻：10 月 4 日，二十五万名塞尔维亚人集会

支持泰姆纳瓦（Tamnava）矿井中罢工的矿工；10 月 5 日警察从科卢巴拉

（Kolubara）的矿山综合体中撤出-那里有工人一直在罢工。当这样的时刻到来

时，维里米尔·伊里奇带领着一群推土机以及来自塞尔维亚各地的、载着 200,000

名民众的几千辆小汽车、卡车和公交车进入到贝尔格莱德，此时，警察和军队基

本上站在一边不闻不问。这是地方的反叛，而当抗议者抵达官方权力的所在地时，

人民在米洛舍维奇下台之前拒绝后退的立场显然已为世人所知。不过，没有人发

过一枪子弹。斯拉杰·波波维奇说：

“我们训令全国的人都不要攻击警察，不要

使用暴力，且要组织起来。正如甘地所说...你必须一直培训非暴力人士，直到

不再需要斗争之时为止。

”53

不幸的是，当议会与国家电视台大楼中的房间着火时从其中飘出的烟雾促使美国

有线新闻网（CNN）和其他电视网以看似暴力的形象作为它们报道的视觉标志，

尽管当天在塞尔维亚只有两个人在毫不相干的事故中被杀死。与往常一样，世界

媒体聚焦于最后的疯狂，而不是真正带来改变的有韧性的运动。

《纽约时报》的

罗杰·科恩（Roger Cohen）认为，革命“一直都带有‘抵抗’组织非暴力理想

的印记。

”当他之前在 1998 年 12 月被捕时，波波维奇记得约格·路易斯·博格

~ 118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斯（Jorge Luis Borges）所说的一句话：

“暴力是弱者的最后避难所。

”他知道，

镇压最终会失败，而一种不同的、更为强大的力量会占上风。54

在 10 月 5 日之后仅仅几天，科斯塔尼卡就任总统职务。2001 年 4 月 1 日，斯洛

博丹·米洛舍维奇因其任职期间的罪行被塞尔维亚警察逮捕。西方最初曾安抚过

米洛舍维奇，接着对其展开无情的轰炸，而这都没有阻止他的破坏行为或者将其

拉下权位。斯拉杰·波波维奇说，他以及他的政权是“死亡的渊薮。你知道，他

们的语言散发着死亡的气息。我们之所以赢，是因为我们更加热爱生活，

”并将

这种信念转变为力量-在投票站，在警戒线，以及在欧洲最后一个、现在已消失

的独裁国家的大街上。55

二十一世纪的非暴力力量

在本书所描述的所有重大冲突中，专制统治者都受到运动的挑战，而这些运动很

少或者没有掌握军事力量，而是采取非暴力的制裁手段。不管他们在其巅峰时期

如何痴迷于权力，这些只关心自己、不听从民意的领导人物几乎都受到民众的牵

制，而这些民众却没有正式的名分，也没有常备的武装。这些统治者被那些以不

同方式开展行动的民众所战胜，后者的行动方式不是基于恐惧或者取人性命，而

是基于重新拿回未经他们同意就被夺走的权力。

这些故事对新世纪有很大的适用性，因为我们还没有除尽抵制民主的统治者。不

过，他们试图存活下去的世界与沙皇尼古拉斯、欧文男爵、甚或沃依切赫·雅鲁

泽尔斯基掌权时的世界有很大的不同。商业、通讯和交通正演化为一个单一的、

用于交流观念、才干、金钱以及资源的世界体系，而这正是为何伦敦或者洛杉矶

的决策以及纽约或者新德里的市场能够制约别国政府的原因。为了跟上时代，管

控严格的社会被迫要开放，而这样做就会对僵硬的控制体系造成压力。在当局可

能被迫开放的公民空间的缝隙中，在政治流亡者的全球性网络中，并通过由非暴

力制裁行动方面的顾问和实践者所组成的新的跨国社区，更好的获取权力的战略

正在吸引着新的认同者。

如果你是一位企图让自己的统治寿命超过民众认可的限度的独裁者，那么，上述

的发展就是危险的了。政府的安全状态无法与其公民社会的活力分离，不过，有

着掌控心态的掌权者对于拥抱推动全球体系的自由交流观念的做法感到忧心忡

忡。将一个国家隔绝于世界联系的之外是自我剥夺的行为；正如朝鲜这一例证所

显示的那样，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其施加的控制越是严密，该国就可能变得越贫困。

没有任何体制可以在自我封闭的状态下长久存续，而且如果它打开信息的闸门，

即便是稍微打开一点，变革的力量就不远了。

参与新世纪抗争的将继续包括那些想要将被人离奇的统治者赶下台、实现自治或

者赢得权利的政治、种族或者民族团体。正是在这种类型的抗争中，非暴力制裁

行动通常被证明为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而上个世纪也为此类抗争提供了良好的

榜样。新的全球体系可能也让反对派运动享有两种优势。首先，由于信息和经济

影响力在一个社会中的分布变得更加广泛，维持威权控制结构就变得更加复杂和

~ 119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昂贵；非暴力破坏活动和不合作的机会因此就更加丰富。其次，因为非政府组织

和国际媒体在争取对人权的支持方面变得更加积极主动，而且因为政府承担不起

失去国际合法性以及与此相连的诸如贷款、信用和市场准入方面的优待的后果，

威权政府可能在使用压制性手段时更为谨慎--前提是国际舆论和民主大国做出

回应。

上述情况应该能够为公民运动在反对当权者时提供更多的空间，印度尼西亚

1998 年的危机就揭示了这一点。在该国的货币和股票市场崩溃之后，雅加达的

街道成为示威者的舞台，示威者不仅要求改革，而且要求苏哈托总统下台。腐败

让人们失去了耐心，而不稳定则让国际商界不再容忍下去。在更早的时候，民众

骚乱可能不足以迫使这样一位统治者下台，不过，印度尼西亚的崩溃是一个全球

性事件。在国外的震惊与国内的动荡面前，苏哈托自己的军队背叛了他，而这成

了致命的一击。

当民众运动迫使五个大洲上的独裁者退位之时，以及当警察国家让位于新生民主

国家时，使用非暴力力量的其他理由也出现了。追求权利的少数族群依旧常常发

现自己无法影响服务于既得利益团体的政府。政治腐败-购买选票、徇私舞弊、

受贿-以及受到限制或者缺乏活力的媒体都可能限制真正的民主所要求的公民活

力。针对那些“小的暴政”-它们常常在政治独裁的大暴政消失后继续存在，非

暴力制裁行动-比如抵制和罢工-可能会运用得更加频繁。在政治权力交接之时，

建设自由社会的任务尚未完成。

在新生民主国家评估他们如何在面对外来威胁时保护自己的过程中，使用非暴力

力量的新理由也可能会出现。在苏联崩溃之前不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向波

罗地海国家派出更多的苏联部队，显然是为了在那些共和国迈向独立时保护苏联

的利益。武装防卫在波罗地海国家有一个不好的先例：在 1950 年代，一个名为

森林兄弟会的游击运动没能抵抗住斯大林的强制驱逐出境命令。在 1991 年的危

机中，当它们规划如何应对苏联可能的威胁时，所有这三个共和国都慎重地思考

过如何将以民众为基础的抵抗纳入国家防御之中。

瑞典也研究过以民众为基础的防御，而且斯洛文尼亚人和马其顿人也表示有兴

趣。所有这些民族对殉难都没有兴趣；它们都想维护自由和独立。它们的政府愿

意考虑以非暴力力量捍卫其主权的事实可能就说明，基于威胁或者使用暴力的力

量的观念最终已经对那些想要在面临历史性风险的时刻获得成功的人士失去其

影响力。

不过，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国家-现在人们常常期待它们去解决致命性的冲突-基本

上没能看到的是：在那些无赖政权的政治或者人道罪行引发战争或者大规模暴力

之前，通过非暴力行动铲除掉这些政权具有预防性的好处。在 1998-1999 年间，

科索沃有一场正等着爆发的暴力冲突，而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是幕后的推动者

-不过，西方却很少关注那些后来推动事态向另一方向发展的塞尔维亚人。

随着非暴力行动变得更为普遍，它也得到更为全面的研究。回过头来看，政治学

家和历史学家发现在一个国家摆脱威权或者外部统治的方式与其维系公民社会

~ 120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和民主的能力之间存在着关联。当非暴力行动被用来获取权力时，人们必须培养

出能力，并做精神上的表率，这些能力和精神对将来的治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增强个人采取公开行动的能力，就共同的目标达成共识，以及坚持法律和领袖的

产生源自民众的认可。非暴力力量不仅成为实现变革的手段；它还成为捍卫一个

社会最神圣价值的第一道防线。56

在民主生活中，非暴力的制裁行动常常被派上用场，尽管这常常是用来对民选的

议会或者总统施加压力。美国的所有具有情感感召力的全国性议题似乎最后都会

激起一场主要指向媒体的“向华盛顿进军的游行。

”从反对世界贸易大会的示威

到抵制牛肉或能源生产商，抗议在成熟民主国家中已成为一种公众的典礼。

在起先应付 1960 和 1970 年代的民权与反战示威时，然后在应对其他有抗议举动

的事件时，美国的警察部门培养出在不失去控制或者不进行镇压的情况下包容非

暴力行动的专门技巧。通过“公共秩序管理系统”

（该系统已被广泛复制，比如

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的南非，甚至在中国）

，大部分机构现在与支持抗议的

团体密切合作。在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时，中国有一个抗议许可体制，该体制以

美国模式为范本，不过，与美国模式不同的是，它保留了在抗议提出的立场为政

府所不喜时禁止抗议的权利。57

不过，正如天安门广场事件所显示的那样，让一个运动获胜的不是某个单一事件

的力度或者强度。有形的抗议不会说服甚至不会迫使一个政府改变其政策，更不

会让其放弃权力。运动必须挑战法律或者当局本身的合法性，并削弱其控制手段

-通过扰乱公共生活和让经济不稳定以及通过在时间上安排行动的顺序和在空间

上分散行动，以让镇压变得不易进行。在占领丹麦的时期，德国人有时根本无法

应对一场接一场的罢工行动，而在六十年后，缅甸的军政府不可能将在世界某地

使用电脑的所有异议人士杀掉。

民众运动与政府的每一次对抗就是一场抗争。非暴力行动鲜有被动的；每一次的

交锋都可能使冲突升级。运动的根由不可能被试图终止冲突的外部干预者或者谈

判者消灭掉，不管其阻止暴力的目标是如何值得人们称赏。事实上，非暴力抗争

的目标不是要避免暴力，除非暴力会危及到运动的事业，而它常常确实会如此。

非暴力力量的目标是终止压迫，制约入侵者，保障权利，或者建立民主体制。其

居功甚伟，在整个二十世纪，这确实是它的业绩表现。在新世纪的抗争中，它会

再次有良好的表现--我们现在尚无法预知其表现方式。

~ 121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结论

没有暴力的胜利

暴力永远不可能摧毁被公众舆论认可的东西。反过来，公众舆论只需直言无讳地

反对暴力，就能毁掉所有的暴力行动。

--列夫·托尔斯泰

1989 年 11 月的一个下午，布拉克的许多捷克演员、作家和剧院人员到现实剧院

（Realistic Theater）开会。前一天晚上，政府安全部队袭击了试图进入温塞

斯拉斯广场的非暴力示威者。戏剧学院的学生决定罢课以示抗议。现在，他们想

要戏剧界的其他人加入他们。不过，许多紧张不安地坐在现实剧院座位上的人并

不确定他们是否应该罢工--当局可能会严厉地惩罚他们，而且公众可能不会支持

他们。

正当人们开始离开时，剧院主任阿诺斯特·格尔德弗兰（Arnost Goldflan）开

口说话了。

“坐在这里的我们没有权力去指挥任何人，”他说。

“我们不能替我们

的那些无法到达这里的剧院同事做决定...无可避免的事实是，我们所有人都必

须为自己做决定。冒一下风险，并相信所有事情都会好起来，如果不是这样，那

么就让你自己适应你肯定要招灾这一现实吧。”格尔德弗兰说他的剧院同仁将会

罢工，其他人接着照着做。在当天下午，全市的听众到剧院来看演出，不过他们

听到的是演员在宣读政治声明。1

十年以前，捷克剧作家、后来的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写了一篇具有独创性

的文章，该文章题目叫“无力者的力量，

”在地下广为流传。哈维尔指出，威权

政府与反对它的人之间的对抗首先发生在生存的层面上，而非物质的层面上-在

生存这个层面上，反对派的力量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其潜伏在整个社会之中。

”

这种潜在力量不依赖于“抗争者自身，”而是依赖于“生活于谎言之中但可能随

时被真相惊醒的所有人。

”2

在哈维尔写上述文章之前两年，在阿根廷军人统治下的混乱局面中被神秘力量绑

架的那些儿子的妈妈们决心寻找有关他们孩子的真相，他们开始每周在面对着总

统府的广场上游行。最终，他们促发了一场运动，颠覆掉那个让成千上万人“失

踪”的政权。在阿根廷的妈妈们开始游行之前的半个世纪，甘地解释说，在一场

基于非暴力的民众运动-也即揭露邪恶之真相的运动-中，

“没有人非要期待别人

做什么...所有的人都是领袖，而且所有的人也都是跟从者。

”3

一旦有关压迫的真相在民众的大脑中盘旋，它就无可逃避了，而且当反对行动-

先是个人性的，然后是集体性的，最后是战略性的-付诸实施并升级时，人们的

顺从就开始崩解了，与此同时，他们与压迫者的合作也就崩解了。在一百多年的

时间里，英国人通过地方当局并凭借着美国人的认同来统治他们在北美的殖民

地，这很像他们后来在印度的做法。一旦这种认同被收回，他们就只能凭借武力

~ 122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来维持控制了。

在二十世纪，那种力量多次被寻求自决、摆脱入侵者的解放、基本人权和民主的

民众运动所战胜。这些运动无一拥有相对于它们所反抗的政权的军事优势，而这

常常就是非暴力手段派上用场的原因所在。通常，它们的进展因其对手使用暴力

而被延缓或者变得复杂起来，不过，在上述所有抗争中，这都没有决定最终的结

果。不仅剧院中的一句话或者工厂大门口的个人有力量唤醒民众反抗不正义，而

且他们所采取的非暴力行动在克服暴力方面具有战略性的价值，而暴力常常是他

们所反对的政府的最后的手段。

不过，非暴力行动至少在两个方面与暴力斗争类似：它不会自动取得成功，而且

它并非神迹奇事-它发挥功效的途径是：找到对手的软肋并消弭其维持控制的能

力。如果当局想要无限期地维持权力，它就必须与它所统治的民众展开全面且长

期的互动-而这就造成了一种两难局面：当局的控制体系越是宽广，它就越容易

受到打击，因为它要依赖非常多的行动者，才能确保针对抵抗者的暴力总是能发

挥作用。一旦反对势力向其支持者证明存在着这种弱点，它就能够开始让当局所

必须的支撑力量-它的收入、它的外国投资者、甚或它的军队-松动下来。可是，

做到这一点需要行动的战略，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战略，运动就很少能够获胜。胜

利不是命运的产物；它是努力挣来的。

在二十世纪的很多非暴力冲突中，努力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东德人和蒙古人于

1989 年在没有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就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菲律宾人于 1989 年在没

有使用任何致命武力的情况下就将费迪南德·马科斯赶下台，而非裔美国人在没

有拿起一支枪的情况下就于 1950 和 1960 年代让南部各州公共和商业场所的种族

隔离做法废止了。另外的一些冲突取得了局部的胜利，而且当非暴力抵抗被混合

以暴力手段时，抵抗就受到了损害：当丹麦的团体利用破坏活动来放缓纳粹对他

们国家的剥削时，严酷的报复行动就落到许多民众的身上，而巴勒斯坦人在圣战

中对自主权的诉求因那些扔石头和燃烧瓶的人而受到削弱。

在有些抗争中，抵抗虐待性武力时的成就没能延续下来：那些在 1923 年勇敢地

抵抗法国入侵者的德国人因他们的战略的代价以及部分地由其自身的暴力所引

发的镇压而筋疲力竭了；那些在 1930-1931 年间以公民不服从动摇英国殖民统治

的印度人在谈判桌上让步并为独立又等待了十五年；塞尔维亚反对派的抗议迫使

米洛舍维奇承认 1997 年地方选举的结果，而这一反对派内部处于分裂状态，又

没有获得外部的支持，这使得米洛舍维奇总统能够延长该国的不幸局面。

还有另外的运动采取非暴力行动以为争取权利或自由的长期斗争增添能量：智利

1980 年代的罢工和示威为牵涉面很广的反对派奠定了基础，而这一反对派通过

选举改变了这个国家；而南非如果没有抵制、罢工和其他非暴力制裁行动，种族

隔离制度就不会在 1991 年崩溃。

没有哪个二十世纪的非暴力行动是获胜的理想模式。不过，尽管在时间、空间和

政治社会背景上存在着差异，它们都需要一系列有关做什么以及何时做方面的抉

择，而做出这些抉择的技巧将决定最终的结果。在整个二十世纪，不使用暴力就

~ 123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获取权力常常被说成是不可能的，除非它真的发生了，而这时它又被说成是不可

避免的了。不过，这两种说法都不对，在任何一场抗争中均非如此。它一直都是

明智的领袖人物代表团结和坚定不移的民众做出合理抉择的结果，而民众是日常

英雄行为的基石。

通往胜利的道路

影响运动

反对即成权威的民众运动与现代民族国家一样古老，在二十世纪，它们对非暴力

制裁手段的运用提供了一种用以推翻不公正秩序的、替代暴力反抗的方法。非暴

力行动的践行者是个人，不过，其影响在于一系列制裁行动的累积效果，因此，

它需要一种组织：运动能够提出清晰的目标，并向其支持者解释这些目标，而且

运动有着相当的统一性，并大体上能够代表它所代言的那些民众。4

1929 年 12 月，来自英属印度各地的民众到拉合尔（Lahore）参加印度国大党的

年度会议。一年之前，国大党呼吁印度在 1929 年底之前成为大英帝国的一个自

治领。在上述截止日期很快就要到来之际，国大党领袖宣布，只有完全的独立才

是可以接受的-这是民众的这一梦想首次被确定为运动的正式目标。带着这一新

的更大使命，国大党激起了那些被要求忍受公民不服从之困境的人士的想象力，

而公民不服从被宣布为斗争的方法。

1980 年 8 月，代表格但斯克地区的工人的波兰厂际罢工委员会在列宁造船厂的

一个房间里集会。他们讨论了他们将向政府谈判者提出的要求，所有人都同意，

独立工会应该是首要的目标。有些人希望得到更多：自由选举和禁止审查。不过，

多数人决定不去过度干涉政治，并坚守那些值得工人们牺牲且不太可能导致镇压

的目标。

设定了崇高目标-在 1995 年的俄罗斯建立民主共和国、在 1929 年的印度实现完

全的独立、以及将以色列在被占领地区的存在驱逐出去-的运动可能会得到加入

到斗争中的人们的热情支持。不过，执着于宏大计划的做法也可能预先排除了局

部胜利的可能并让对手强硬起来，使镇压的可能性提高。二十世纪的其他运动是

自我设限的--它们确立的目标满足不了它们最终的目的，以便利用现有的空间为

以后更进一步的成就做准备。1980 年的波兰就是这种情况。雄心勃勃的目标，

适度的目标：其间的选择一定要合符现实，因为一场运动在其能够创造历史之前

必须要取得进展。

在 1940 年 9 月的哥本哈根，大量民众涌入被德国人占领的城市的大街上，庆祝

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五世的生日。在整个夏季，几十万名民众参加了歌唱会和其

他节庆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丹麦人在八十年前反对德国的战争中的行为受到颂

扬。当一个国家屈服于军事入侵者的时候，民众就会不停地伸张他们的民族性，

而如果没有这种团结一致的感觉，对丹麦犹太人的救助或者丹麦人战时抵抗后来

的所有成就都更难以取得。

~ 124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由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的蒙古民主联盟于 1989 年试图动员人们支持其民主改革

计划。它的一位领袖去到额尔敦特（Erdenet）这个铜矿开采中心，与矿工和工

程师会面，让他们相信只有上层的政治改革才会为经济增长打开大门。在接下来

的那个月，首都抗议者的队伍因工人和农村居民的加入而扩大-这向当局表明，

运动正吸引除学生领袖之外的大众跟随者。

大多数民众运动都是以一个活动人士核心小组作为开始的-印度国大党、萨尔瓦

多的大学生、格但斯克的自由工会，他们争取其他领域人士的支持，并继而获得

大众对其目标的认同。这需要弄明白谁有可能提供支持，以及为了构建一个具有

凝聚力和广泛的变革力量，什么样的分歧必须弥合。对于一场运动来说，没有什

么事比这更难了。在其私人交往中发表过美妙言论的二十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律师

和教授们以及二十年后的领导印度国大党的作为印度教徒的政治人物们发现，并

非所有人都急于跟从他们：俄罗斯的工人们一直听命于像托洛茨基这样的好战分

子，而后者让他们径直受到沙皇的镇压，印度的穆斯林和锡克教徒们基本上对甘

地的运动漠不关心。不过，如果俄罗斯 1905 年的政治分歧能够克服的话，而且

如果整个南亚次大陆在 1930-1931 年间都被动员起来加入公民不服从运动的话，

俄罗斯民主以及印度独立的胜利可能就不会耗费几十年的时间。

控制抗争

一旦民众运动走上街头或者抵达工厂大门，一旦它开始让商业和公共生活停止运

转-不管与非正义之统治的对抗是以何种方式得到人们充分的参与的，人们所做

的有关施加力量和确定行动节奏的决策将决定运动的成效，因为这里面所牵涉到

的是一种基于技能的竞争，而且这种竞争的结果不确定。为了让对抗的势头朝向

其目标转移，非暴力运动就必须让其制裁行动的范围和类型多样化，以警示性的

攻击行动让当局处于失衡的状态，使其民众基础免受镇压，利用所有的让步，削

弱当局的合法性说辞，并打击其维系控制的手段。一场运动必须因其对手拒绝满

足其要求而对它施以惩罚，并最大限度地减弱它反过来所承受的惩罚。

当南非当局于 1984 年面临城镇的反叛时，它依旧错误地将种族隔离制度的反对

者看做游击战士，并将其自己的行动看做是反对革命的措施，因此，武力镇压就

是它的手段。不过，当城镇的活动人士组织起抵制缴纳租金、停工以及抵制消费

的活动时，当非洲裔的市镇委员会委员和警察因与政府合作而受到谴责时，以及

当街道委员会接管诸如卫生和刑事司法之类的公共职能时，这场运动正在太多的

地方做太多的事情，以至于比勒陀利亚的“消灭”关键好战分子的战略无法发挥

作用。5

1988 年，在西岸和加沙，当以色列国防军试图粉碎圣战时，许多巴勒斯坦人没

有选择武力对抗，而是中止了他们与以色列政府的合作：他们不再缴税，无视警

察的传票，停止了以色列境内的工作，拒绝出示身份证件，抵制以色列的消费品，

并劝说巴勒斯坦裔的警官辞职。这种分散的反对模式部分地抵消了以色列应对手

段的影响，而让各种各样的巴勒斯坦人都加入到不合作中来的做法也让圣战难以

被贬斥为头脑发热之人的反叛。

~ 125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1978 年，当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第一次作为教皇回到其家乡时，波兰人民自主

地组织起来，加入到他的访问活动中来，而共产党政府第一次被挤到一场重大活

动的边缘地带。突然之间，这里有了一个象征着波兰独特性的崭新但却传统的标

志--一种有关民族认同的替代性象征，而波兰反对派则下意识地聚集在他的旗

下。从那时起，团结工会的成员就经常在游行和罢工中拿着教皇的旗帜或者琴斯

托霍瓦黑圣母像，以此借用一种被认为是比共产主义的权威更加高级和古老的权

威来源。

1986 年 2 月，就在费迪南德·马科斯试图操纵另一场选举以让他自己继续执政

之前，200,000 名观察选举的志愿者们展开了他们自己的计票工作。那位独裁者

的有水分的选举结果被揭露出来，这摧毁了他作为政治领袖的最后的合法性。在

波兰和菲律宾，当局合法性的破灭是将已为民众所不喜的政府赶下台的斗争的转

折点。政府不再能够假装它获得了民众的授权；此后，它就必须依赖于展示或者

使用武力来遂行其意志。

在非暴力行动起到关键作用的二十世纪的所有重大抗争中，旧秩序以其愿意使用

压制性武力抑制对其权力的威胁而闻名。1905 年冬宫的屠杀、1919 年阿姆利则

（Amritsar）惨案、1944 年萨尔瓦多的行刑队、美国南部 1950 和 1960 年代黑

帮和警察对黑人的残暴行径、1960 年的夏普维尔（Sharpeville）屠杀、1970

年格但斯克工人的被枪击、1970 年代阿根廷和智利的失踪事件、以及 1983 年贝

尼尼诺·阿基诺的被暗杀：这些臭名昭著的事件典型地揭示出那些遭逢二十世纪

伟大的非暴力运动的统治者们的品性。在他们选择制裁行动以迫使变革发生之

前，每场运动的领袖都知道，他们很可能会遭遇到暴力，而且他们的应对方式对

于每场抗争的结局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 1944 年一个暖和的春季夜晚，萨尔瓦多的学生活动分子开会讨论如何迫使该

国的军人总统离职。不到一个月之前，马丁内斯将军挫败了一场武装反抗，并处

决了其带头人。医学专业学生法比奥·卡斯蒂洛（Fabio Castillo）认为，使用

暴力反对总统无异于自杀-他将做的就只是射杀他们。于是，他们决定呼吁举行

总罢工，在罢工中，民众能够呆在家里，

“因此，镇压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

”不

到一个月之后，马丁内斯就下台了。6

1905 年 10 月，总罢工瘫痪了铁路、公用事业部门和俄罗斯的经济，并且没有给

沙皇军队的步枪提供多少有用的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丹麦，工人们只

是通过离弃工作就延缓了为德国人生产物品的工厂的运转。在印度和南非，抵制

租金的行为将不正义的成本转给那些纵容不正义的人来承担。在美国南部和以色

列占领地区，商业被抵制，以让歧视性的法律或习惯做法付出经济代价。在上述

以及其他的抗争中，缴税停止了，合作者被迫辞去他们的工作，而且支持当局的

银行无法获得存款。

上述所有分布在不同时间或者不同国家的制裁行动都动员起民众的力量反对一

个政权，同时却无需让他们中的很多人面对暴力。在时间和空间上分散非暴力行

动可以衰竭一个政权控制事态的能力，限制其镇压的范围。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 126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反对独裁政权的瞬间或者局部的反抗-比如 1986 年反对马科斯的人民力量运动、

或者 1989 年反对中国、东欧和蒙古政权的运动-一般都会导致某一个对抗高潮的

出现。让民众直接面对潜在的军事行动的做法是一种高风险的战略：它可能会以

辉煌的胜利获得回报，就像菲律宾的情形那样，或者当当局不愿失去消灭集中在

一起的很多对手时，它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失败，就像天安门广场所发生的情形那

样。

在印度的达兰萨那（Dharasana）和鲁克诺（Lucknow）以及纳什维尔（Nashville）

的午餐柜台静坐活动中，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无需让运动面临当局全面镇压的挑战

当局的战略。通过培训一批经过挑选的志愿者队伍，让他们展开高调的抗议活动，

以此吸引警察或者武装部队的到来，并且通过有意地采取会引发动用武力的行

动，一场运动可以暴露出采取暴力行动-这是镇压的基础-的意愿，并让这种意愿

具有戏剧性的效果，借此割断当局所享有的剩余的民众支持。与此同时，此类运

动也可以采取风险更小的方法对抗当局，以便在行动中让更多的支持者加入进

来，并增强变革的压力。

当一个政权濒于失败之际，它可能会伸出胡萝卜，而非大棒--做出很多的让步，

意图在于熄灭运动的火焰，并让运动转向和解，而非革命，因为它可能借此重新

恢复控制。南非总理于 1982 年提议进行宪政改革，以赋予印度人和混色人种有

限的投票权，并允许非洲人在地方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不过，在第二年，当

几百名反对派活动人士开会发起成立联合民主阵线时，代表们宣称政府的措施是

欺诈行为，并高呼：

“我们想要得到我们的全部权利...并且我们现在就想得到它

们！

”运动的领袖们察觉到，人民反抗当局的心愿不会容忍只取得部分的胜利。

谈判的时机尚未到来。7

有时，统治者会启动一个法律程序，而该程序可能会导致他们自己的覆亡。在

1988 年的智利，就他是否应该成为下一年的选举中的唯一候选人的问题，皮诺

切特将军举行了一场全民公决。在逃过一场暗杀企图并战胜左翼的叛乱活动之

后，他看起来似乎是不可战胜的。不过，民主反对派煞费苦心地进行组织，宪法

法庭认真地进行选举观察活动，于是，将军输掉了公决。尽管运动处于分裂状态

并且无法预知结果，在其试图利用这一机会增强持续抗争的动能时，它承担起为

这位独裁者自己的程序背书的风险。让人们不再与独裁者合作是取胜的先决条

件，不过，当运动获得新的活动空间时，对这种空间加以有效的利用不会损害此

一战略。

当一个政权最后一点合法性消失时，当其让步不能缓和冲突或者收买其反对者

时，以及当镇压不再能够解除反对它的非暴力力量时，政府的强制力量就开始减

弱了。随后，可能以与少数惹人烦的异议分子的冲突作为开始的对抗就会变成为

维系其生存而进行的战斗。

强逼之下的结局

里内托·查韦斯（Renato Chavez）是菲律宾的一位石匠，他参加了 1986 年反对

~ 127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费迪南德·马科斯的人民力量反抗运动。在那位独裁者逃离菲律宾之后的那个夜

晚，他是首先闯过作为总统官邸的马拉卡南宫(Malacanang Palace)的大门的人

士之一，在马拉卡南宫里面，他在装有吊灯的各个房间之间游荡。当查韦斯进入

图书馆时，桌子上有一碗新鲜的葡萄，可见他们刚刚弃宫而逃。他把所有葡萄都

吃了。马科斯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表离开的；他是被赶下台的。8

通过下述三种方式的某一种，一场群众性非暴力运动能够迫使出现有利的结果：

通过强迫统治者让出权力或者离职；通过诱使当局做出妥协和让步；或者通过改

变当局关于抗争的看法，以使它确信，它不应当再决定事态的结果。每场运动的

对手的软弱之处均有不同，这提供了不同的机会--在对手掌握住物质性抗争的控

制权之前，让运动有机会在意志的较量上掌握控制权。马丁内斯和马科斯没有享

受到仁慈的待遇；他们是被运动赶下台的，而这些运动采取了非暴力的制裁手段，

以终止他们对公共生活的支配地位，并隔断他们的高级军官和外国友人的至关重

要的支持。

在 1931 年，由于意识到他不能指望他的所有追随者都无限期地坚持公民不服从

行动，并且相信他的运动可能已经让总督拥有了一种处理印度人诉求的更大智

慧，甘地同意与欧文男爵谈判，以结束行动。不过，甘地接受的条件让许多人失

望，运动在不同族群之间造成分裂，而且他的支持者的活力也在流失。另外，世

界还不是一个紧密相连的经济和媒介共同体：有关加尔各答镇压的图片没有阻止

人们购买英国的煤炭--英国殖民当局犯错的空间还比较大。只是在多年之后，当

大英帝国的核心优势丧失时，印度才分离出来。

不过，不愿妥协的立场也可能会让争取权力的努力出现挫折。在 1905 年的俄罗

斯，当 10 月总罢工迫使沙皇发表声明，承诺组建议会并进行其他改革时，这一

声明被反对他的运动中的较为激进的分子所拒绝。到那年底时，当大街上的反叛

活动还在酝酿时，它就被沙皇的士兵无情地粉碎了。如果那些为民众而战的人接

受沙皇的提议并利用它来扩大反对独裁统治的空间的话，他们就不会在争取俄罗

斯权力的长期斗争中将主动权交还给尼古拉沙皇和他的手下了。

当保加利亚和蒙古的共产党人看到他们首都城市的街道和广场上充满了要求民

主的民众，而且他们在苏联集团中的同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时，他们就认定，

认可民主不是一个坏想法：他们转而加入到变革进程中来，以避免被变革所吞噬。

不管一个独裁政权可能看起来如何不人道，其决策者的信心都可能会受到打击，

而且他们在作出抉择时不会忘掉他们自己的生存命运。在 1988 年的波兰，在面

临着经济下滑和劳工抗争的新周期时，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转而请求团结工会帮助

恢复政治稳定。然而，后来的圆桌会谈的结果是选举，而选举让共产党人失去了

权力。对于具有灵活性的运动来说，最终结果的辉煌程度丝毫不差，即便结果的

到来并非爆炸性的。

没有哪一根稻草单独就能压垮威权政府，可是，在二十世纪终结之际，变革的力

量会更经常地不利于那些压迫民众权利的统治者。在国家正变得无法统治的冷峻

现实以及支持民主变革的国际压力所提出的严苛条件之间，独裁统治者们面临着

一个两难之局：当他们的选项只剩下镇压一途时，当局对反对派的制约作用就变

~ 128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小了。国内的失序与国外的不满是一种致命的结合。南非的印度人社区的政治活

跃人士阿兹哈·凯查里亚（Azhar Cachalia）说，反种族隔离的运动的力量非常

简单易懂：

“没有了我们，他们就无法统治下去。

”9

就非暴力反抗解除掉压迫者的控制能力而言，非暴力反抗成为一种比压迫者的权

势更强大的力量。为非暴力本身而拥抱非暴力并不会产生这种力量。行动的战略

是必需的，而且此一战略必须包含可实现的目标、运动的统一性以及能制约对手

的有力的制裁行动。为了让抗争的态势变得对它有利，非暴力运动必须扩大其进

攻行动的范围和种类，保护其民众支持基础免遭镇压，削弱其对手的合法性，并

利用其弱点和让步。当所有这一切都付诸实施时，压迫者就不可避免地会失去国

内外的支持，并且其镇压或者恐怖手段可能会松弛下来。当政府意识到它不再能

够决定事态的结果时，其力量的前提和手段就崩解了。此后，死亡就是一个时间

问题了。

民主和权力

1980 年 8 月，在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罢工第一天的早上，二十二岁的杰西•伯鲁

兹扎克（Jerzy Borowczak）和其他的罢工领袖们说服几个车间的工人放下他们

的工具。他们一度走近二号大门，而且有些人高呼应该游行到市区内的共产党总

部，就像十年前的罢工者所做的那样。伯鲁兹扎克要求他们先等一下，并为那些

1970 年在市区游行时被杀害的工人们默哀一分钟。在他们唱完国歌之后，他请

求他们不要再重现那种悲惨的历史，而是要留下来，帮助占领造船厂。很少人了

解伯鲁兹扎克的背景，但没有人离开造船厂。

民众运动不是军队，而且他们的领袖也不是发号施令并要求顺从的队伍执行命令

的将军。运动是参与性的，不是等级式的--它们的队伍都是些自愿加入的人员，

因为他们相信运动所追求的东西。作为事件中心人物的杰西•伯鲁兹扎克无法要

求民众听他的。他只能尽力说服他们去做他认为最有益的事，然后就要依靠他们

自己所形成的看法了：他的建议是有道理的。一旦俄罗斯 1905 年 10 月与萨尔瓦

多 1944 年 5 月的大规模总罢工开始之后，促使它们加速的力量不是进行遥控的

领袖们的动人演说，而是成千上万普通民众的朴实言辞和不懈努力。

当然，领导人物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甘地，印度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就是不

可想象的，不过，即便对甘地人们也不是盲目听从的。1930 年 3 月，甘地在古

吉拉特邦与阿莎布海·帕特尔（Ashabhai Patel）发生了争论，后者是一位地方

领袖，他说服村民停止交付租金，而这与甘地有关公民不服从应该局限于违反食

盐法的想法相违背。不过，帕特尔没有打消念头，而且反对政府收租员的地方性

抗争继续进行并让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到更大的事业中来。

如果基于说服而非强制的运动的成本只是情绪冲动的追随者偶尔的随性而为的

行动，那么，更大的好处就在于运动将主动性分散到最为边远的地方。期待人们

承担内在于非暴力行动之中的个人风险的运动没有别的选择；它们必须变成它们

希望其国家所变成的那种样子：拥有开放的形式和民主的运作方式。除了那些有

~ 129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着极度的不满或者难以压抑的说出真相之愿望的人士，威权政府能够让其他所有

人养成漠不关心的态度。在真相大白之际，在非暴力运动将权力分散给普通民众

之时，它就能够比任何独裁者或者少数武装分子吸引更多献身的人。

就像自由经济体一般会犒赏创业家一样，参加非暴力运动的自由行动的群体以及

他们在其中生存的民间社会能够开创出一片天地，在这片天地中，富有想象力的

反政府行动所受到的犒赏是，它具有令人惊奇的抵御镇压的能力。当亚当·米奇

尼克（Adam Michnik）和杰塞克·库隆（Jacek Kuron）意识到他们无法对垄断

权力的共产党政府发起正面进攻时，他们以及他们在波兰反对派中的同侪于

1970 年代选择以忽视政府的方式来抵抗它--通过采取私下的行动帮助持异议的

工人，并出版地下的报纸和书籍。这种行动也许不会在一年甚或十年之内让一个

政府垮台，不过，它恰好在独裁权力的温室里播下了自由的种子--在民主能够大

行其道之前，它就在发挥民主的功能了。

有一派观点认为，很少有民主经验、刚刚获得解放的国家将很难不偏离民主的轨

道；因此，想当然地，俄罗斯在 1990 年代就会出现政治上的动荡局面。很可能，

如果前面的政府是民主政府-就像菲律宾那样，威权统治的后遗症可能会更容易

处理。不过，波兰在共产主义崩溃之后的稳定局面表明，独裁统治很少会伤害到

对民主的准备程度。而且其他案例也表明，如果通向民主的进程有非暴力运动作

为领航者，那么，相比于在民众反抗方面没有引领道路的战略的情况，该国维系

民主体制的能力就更高。

印度的独立过程持续了三十年，而暴力从未成为甘地实现独立之战略的一部分。

在捷克人的土地上，一代非暴力异议人士为要求民主的民众运动搭建了舞台。将

智利的军人政权赶下台的运动使用的是民主的手段。到二十世纪末时，所有这些

国家都是富有活力的民主国家。在为这些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带来变革的非暴力运

动中，民主技能的要素能够轻易地被辨别出来：建立联盟，以说服而非命令的方

式进行领导，并通过不理会政府许可的私人行动来创建公民空间。当对公共生活

的控制权从宫廷转到民众时，一国主权的归属也随之转移。

通过各个大洲上的伟大的非暴力抗争，面对着各种敌意，那些在二十世纪重新夺

回这种主权的人们-也即那些举行游行，开展抵制活动并占领工厂与街道的男人

和女人-从鄙视他们权利的统治者那里收回了他们的认可。亨利·大卫·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在其 1848 年备受称赞的宣言-“论公民不服从”-中斥

责美国人与一个保护奴隶制的政府合作。如果一个政府支持暴政，他就赞成“拒

绝向这个政府效忠以及抵抗该政府的权利。

”而且他指出，如果有 1,000 人拒绝

支付税款以限制政府的暴力行为，那么，这就“相当于一场和平革命。

”10

半个世纪之后，列夫·托尔斯泰写道，梭罗对他“产生了特别的影响，

”而甘地

于 1909 年作为“一个完全的陌生人”给托尔斯泰写信，请求他同意重新出版他

的一篇文章。在他给再版文章所写的序言中，甘地重申了托尔斯泰的见解：

“如

果我们拒绝屈从于他的暴政，压迫者的努力就会白费。”第二年，甘地再次给托

尔斯泰写信，后者回信说，非暴力抵抗“不仅对印度，而且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

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在他 1910 年 9 月写给甘地的最后一封信中-当时托尔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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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感觉到自己“正走向死亡，

”他表示他在甘地的言辞与行动中觉察到某种东西，

这种东西可能会有很大的力量，足以实现他自己的愿望-他的愿望就是人类事务

会明确地摆脱暴力冲突，这样的愿望在俄罗斯破灭了，不过依旧在他的心中亮丽

地沸腾着：

“你在德兰士瓦（Transvaal）的工作似乎远离世界的中心，不过对我

们来说却是最为根本和重要的，提供了最有分量的实践证据，而世界各地现今都

能够一起利用这样的证据。

”11

在二十世纪刚刚开头的时候，世界各地都充分地见识过那个证据；不过，在二十

世纪终结时，无可否认的是，暴力是国家和群体社会事务中残存的带有戏剧性的

大邪恶，其表现形式有恐怖主义、种族屠杀、部族冲突以及怀恨者和极端分子的

偶发举动。其用途一直都是不明不白的，即便其在推进变革方面的成效也是如此

不堪-这表明原来的有关力量的假设要过时了。

在她无与伦比的文章-“论暴力”-中，汉娜·阿伦特指出，暴力是“完全不能”

构建出力量的--也即它“不会推动事业，既不会推动历史，也不会推动革命，它

既不会利于进步，也不会利于反动。

”在这篇文章中，她驳斥了许多潜在的革命

者最喜爱的那种万应灵药式的说法，这一说话的精华被毛泽东那脍炙人口的警句

提炼了出来：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而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中也能轻易

地找到这样的说辞。不过，见识过如此之多暴力的二十世纪也见识了威权观念的

衰败；绝对的暴力或者威胁使用绝对的暴力没有确保绝对的权力。12

阿伦特教导说，暴力是国家或者武装团伙的工具，它能够在一时之间造成恐惧，

导致屈服，或者摧毁生命和财产，不过却不能赋予暴力使用者合法性和认同，而

为了保持其权力和职位，这种合法性和认同是他们所需要的。在民主国家的稳定

与持久性中，她看到一种更高明的、源远流长的、有关权力的观念：

“当...罗马

人将共和政体作为他们的政府形式时，他们脑海中的权力与法律观念的核心并不

依赖于那种命令-顺从关系。

”在建立共和国时，参加十八世纪伟大的政治革命的

人物恢复了这一观念--“在共和国中，以人民力量为依靠的法治将终结人治。

”

13

二十世纪的人民力量并非源自枪杆子。它们将那些认为暴力就是力量的统治者赶

下台，其采取的方式就是消解这些统治者真实的权力之源：他们试图压制的人民

的认可或者同意。当人们不再遵守不正义的法律之时，当商业活动因为人们不再

工作而停止时，当公共服务不再能够正常运转时，以及当军队不再被人所害怕时，

政府所可能采取的暴力就不再重要了--它们迫使人们顺从的力量就消失了。

一百年前，主宰世界地图的是帝国和君主制国家。在二十一世纪开始时，各大洲

到处都是共和国。据说，罗马皇帝克劳狄（Claudius）渴望重新恢复罗马共和国，

不过，他明白，他的对手永远也不会让他放手一博。今天，古老的罗马共和政体

的精神已经成为普世的标准-而且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情况，它的对手已消失了。

很快也将消失的是他们有关权力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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